事在人为

——论钱其琛访美的必要、成就和启示

  钱其琛副总理美国之行,无疑可称为近年来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这次访美,是在中美关系由于美国新政府令人越益不安的对外政策趋势(特别是国家安全基本战略和对华政策趋势)而行将经历严峻考验的时候进行的,其主旨应当说在于积极地阻滞美国对华态度和政策中包含的某种危险走势,尽可能朝健全、稳定和建设性的方向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前景,无论这前景是指短期的,还是指中长期的。因此,作为江泽民主席为首的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决策,这次访美非常必要。从相当全面、长远的大眼界出发,依据关于美国和中美关系的正确的大思维,并且得益于可谓高明的外交战略和策略,钱其琛的美国之行取得了重要成果。如果考虑到上面所说的此次访问的严峻背景,那么就应当认为这一成就很杰出,肯定超出许许多多人士事先的预料。当然,一次访问不可能解决和缓解太多的问题,中美两国依旧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有着严重的歧异,它们反映了两国之间某些根本性或近乎根本性的国际政治观对立、利益或利益规定对立以及政策对立。然而,尽管很大部分这样的对立在可预见的时期里无法消除,有些甚至很难真正缓解,但钱其琛访美的成就向我们很好地启示了事在人为的道理。应当珍视这一启示,缔造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塑造事态、而不只是应付事态的创造性政策。



  钱其琛副总理此次访美的首要背景,就在于新近执政的美国布什行政当局令人严重不安的对外政策倾向。无论在竞选期间,还是在当选以后,乔治·布什及其主要幕僚一再津津乐道于实际上是强权政治的“实力第一”信念,一再自觉和不自觉地流露对于80年代里根式大战略的赞赏和仰慕,因为据称这样的大战略使美国得以搞垮苏联,赢得冷战。与里根“星球大战”计划类似的国家导弹防御(NMD)被当作国家安全战略纲领和防务规划的重中之重,尽管它威胁全球性的战略稳定,遭到中俄两国的强烈谴责和美国欧洲盟国的广泛反对或严重怀疑。美国已经高得惊人的防务预算得到进一步增加,军事同盟体系和旨在加大美国早已异常显赫的武力优势的“军事事务革命”(RMA)得到进一步强调。有那么多美军前将领和五角大楼文职高官被安放到决策职位,而且在其中占大多数的“鹰派”,已在施展对其中少数审慎温和之士(首先是国务卿鲍威尔)的明显优势。新政府上台伊始,就对伊拉克进行轰炸,并且直接或间接地透露出对朝鲜态度的某种强硬化趋势。逐渐绷紧的对俄态势导致大规模驱逐俄罗斯“间谍”外交官,美俄关系在晚近一段时间几乎接连而来的大小争执之后,现在跌落到近15年以来的最低点。

  最使中国人关心的自然是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趋势。虽然因为乔治·布什入主白宫才两个多月,要判断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实在为时过早,但到钱其琛启程访美时为止,已有许多迹象表明这方面的前景很可能不容乐观。这里毋需赘述布什在竞选期间就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发表的、令中国人对他上台比较担忧的那些言论,而只要指出他上台后四个方面的事实:(1)各种业经发表的美国全球和东亚政策纲领、政府内有关的政策设计或咨询报告以及决策者的有关言论显示,新政府在美国对华政策的三个基本要素即对华协调、施压和战略/军事性防范中,比较侧重后两个、特别是最后一个要素;(2)它决定重新捡起早已被其前任克林顿政府放弃了的一项做法——在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提出反华议案,并已发表武断地指责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年度人权报告;(3)它颇为兴师动众地(甚至由总统本人出面)指责中国违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向伊拉克提供显著改善其防空雷达系统的光纤设施;(4)它在台湾问题上有个明显的、颇为严重的倒退,即坚持闭口不提前总统克林顿代表美国作出的“三不”承诺,并且在钱其琛抵美前夕,将台湾当局求购美国武器装备的清单正式告知亲台情绪相当强烈的国会,同时泄露关于中国大陆显著增加对台进攻性中短程导弹部署的所谓情报,为行将拍板的新一轮大规模对台军售作重要铺垫。如果在所有这些关于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倾向及其一般对外政策走势的严峻情况之外,还考虑到近来由不少美国国内事态(特别是“中国威胁论”的广泛流行,对国家导弹防御设想的广泛认可,对俄罗斯的广泛幻灭和“厌弃”,参议院否决全面核禁试条约,外交和防务政策之鹰派舆论的显著加强等等)所表征的、应可归入美利坚民族性格的那种令人不安的心理和情绪动向,人们就更应当有所担忧。在冷战后的相当大一部分美国人中间,“超极”强国(hyperpower)的傲慢心态、极端民族主义和单干情绪、对当今世界复杂性的大不耐烦,与此相关的极度简单化思维方式以及追寻并轻易确定“敌人”的欲望,或许可以说于今为烈。

  众所周知,钱其琛副总理访美的最直接、最具体缘由,在于台湾问题上的一项严峻的形势,那就是在台湾当局的台独之心依旧不死、致使台海两岸的潜在攻防对峙(potentially offensive-defensive confrontation)和军备积聚互动(interaction of arms build-up)逐渐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即将就10余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宗对台军售作出决定。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出售作为导弹防御海基系统的宙斯盾驱逐舰。台湾当局如果获得宙斯盾舰,其导弹拦截能力将显著提升(且不谈宙斯盾舰的巨大进攻性潜力会如何加强台湾当局正在筹划的“境外决战”武力),从而势必大大强化其拒统谋独的意图和能力。退半步说,只要美国作出出售宙斯盾舰的承诺,即使这离实际交货乃至完成部署为时尚远,陈水扁之流的拒统谋独意图也会得到差不多是莫大的鼓励。从更广泛的心理效应看,美国政府如果在世人关注如此之久、谈论如此之多的宙斯盾舰出售问题上悍然站在台湾当局一边,那就差不多等于向中国政府表示:它无视中国的根本意愿和尊严,无视台独倾向激发台海战争的危险,并且决意通过建设一个有台湾参加的、无论何种形式和规模的战区导弹防御(TMD)体系来形成事实上的美台准军事同盟,从而明确地用美国武力来遏阻中国统一,甚至同样地让台独欲望得到美国武力的鼓励,尽管它在主观上不赞成并且害怕台独。简言之,是否出售宙斯盾舰是个兼具头等的实际重要性和头等象征意义的大问题,也因此是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本身的试金石,而美国新政府会如何回答这个大问题,中国政府和人民很有理由感到很不放心。



  做了所有上述分析之后,就容易明白钱其琛副总理此次美国之行完全必要,而且异常重要。最简洁地说,其所以必要和重要,是因为严峻的形势决定了中国不能以被动地观察、等待和隔岸议论的姿态坐视事态的“漂流”(drift of events),而必须“主动出击”,以积极的外交来阻滞美国对华态度和政策中包含的那些危险倾向,特别是在近乎迫在眉睫的对台军售问题上,同时尽中国所能,积极争取塑造中美关系的良性前景。否则,事态发展就颇有可能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的阻独促统事业造成至少不易弥补的大损害,并且既在国际方面、也在国内方面严重地缩小中国政府的有关的决策回旋余地,甚至可能迫使中国不得不采取代价过于高昂、收益却少有保证的大战略。

  一个自然而然的重大问题是:为什么“主动出击”可能取得成功?一般而言,没有相当可观的成功希望的行动,不是明智的行动;反过来说,采取明智的行动的一大前提条件,在于大致可靠地判定存在相当可观的成功希望。尽管上面谈论过的所有形势都不容乐观,但还必须看到另外一面。无论是美国决策者,还是美国政府外的“精英”舆论,仍远未就对华政策乃至全球战略的基本方向形成大致的共识,或产生占压倒性优势的主流意见;在有关的不少重大问题上,同样尚无足够明确、足够坚定的政策和战略。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并且可能长时间继续下去。说到底,冷战后世界政治的高度复杂性、分散性(fragmentation)和流动性,决定了在当今和在可以较明确预见的未来时间里,美国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足够强大、同时足够敌对的外部力量来当作举国上下可以较为经久地“同仇敌忾”的对象,从而据此决定性地简化它自己的对外政策问题,除非有哪个或哪些大国强国总是以某类国际行为(无论其本身如何正义)与美国寻找强敌来斗的下意识欲望相匹配。中国的美国外交研究者们太熟悉如下情况了,那就是约10年来,美国政府和“精英”舆论内部关于中国的现状、未来走向和美国应有的对华战略辩论不已,分歧不断,而且几乎每一流派意见都多少是自相矛盾,犹豫不决。目前鲍威尔/赖斯为一边,与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兹/阿米塔奇为另一边之间有蛛丝马迹可寻的歧异甚或争执,仅仅是这一正常情况的小部分缩影。

  换句话说,尽管我们应当有所警觉,有所忧患,有所斗争,但美国国内还远未形成稳定的和压倒性的反华主流意向,还远谈不上美国已决意遏制(在这个术语的原来意义上的遏制)、包围、挤压甚至搞垮中国。而且,只要中国自己不犯——一般来说也不会犯——根本性的战略大错,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否会形成这样的主流意向和定下这样的决心,便大可怀疑。即使假设发生这种最坏情况,美国用什么样的具体战略和政策来贯彻这意向和决心也必然会是难以确定的,足够美国内部长时间地争执不息,迟疑不决,矛盾丛生。在台湾问题上,虽然美国利在不统、不独、不战,但如何具体地来设法经久维持这种局面,如何在各种令其头疼的复杂局势中有效地影响台海两岸的意图和行动,同时不损坏美国在更大范围内的利益,并且不引起较严重的美国国内政治问题,是极难有某一大套不变的定见和随时可用的“锦囊妙计”的。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可以、也必须依凭自己的政策、战略、言论、行动来影响美国的一大部分意图和行为以及有关的国内争论,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中美关系状态和台湾问题的走向。前不久钱其琛副总理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新三句”,就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一项重要作为。



  如此必要的钱其琛美国之行,其具体内容与其启动决定一样,体现了大眼界和大思维。从各种有关报道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在美国的外交活动的首要特征,是从“历史的高度和战略的眼光”来看待对美关系大局,高度重视影响美国对华态度的必要和可能,强调中美两国对21世纪人类的共同责任,强调两国之间那些基本、广泛和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并且注重营造和促进国家间良性关系的那个似虚即实的重大前提或要素——良性的总体气氛。他保持了中国政府特别从去年美国大选开始以来一直坚持的一种明智、稳重的基本态势,即善于观察,冷静对待,沉得住气。同样从大眼界和大思维出发,他既注重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尤其是在行将作出决定的对台军售问题上,但又不拘泥于此,不让这个最敏感也最微妙复杂的台湾问题占据中美关系的全盘,以免丢掉了在外交战略上往往很重要的、不同问题领域之间的“连锁”(linkage)之利,或广而言之可曰“非对称性战略”(asymmetrical approach)之利。他基于长远的考虑,注重规避并非绝对必要的对立或对抗,在坚持根本性原则立场的同时,不过分执着或纠缠那些无法、或者暂时无法如愿的目的,同时尽可能多地缔造或重申中美协调与合作之处。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和有益的,都体现了高水准的战略思维。

  钱其琛的美国之行还展现了一系列高明的外交策略。这首先指与中国政府过去在对美外交中的常规做法有所不同的主动出访、主动商谈。考虑到布什就职后中国外交部、国务院台办等有关部门高级官员的那些主动的访美活动,情况就更是如此。还有,在短短几天访问期间,钱其琛一个个会晤了美国正副总统及其所有主要的外交、防务幕僚,还访问了美国若干重要的“精英”舆论团体并发表演讲,真正做到了积极主动地广泛沟通和争取尽可能全面地施加影响。他多处全面、宏观和“哲理性”地谈论中美关系,商讨中美关系,从而很有助于掌握外交主动和营造良性的总体气氛。他肯定对实际谈判与公开言论作了适当的区分,即一方面肯定在不公开的会谈中进行了严肃、坦率、具体的外交折冲,不回避中美间的严重分歧,另一方面在富含公关意义的公开言论中强调中美之间的共识,以此积极影响美国舆论并约束美国政府。他合理地突出了中美关系总的应有状态和阻止台湾购得宙斯盾舰问题,而不在中美两国究竟是“战略伙伴”还是“战略对手”、关于台湾问题的“三不”承诺、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以及中美人权争执、军备扩散争执等方面做过多过急的文章。不仅如此,非常杰出的是他在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上,坚决和恰到好处地用“边缘政策”似的言论,向美国政府施加强劲压力,那就是他在纽约发表关于出售宙斯盾舰可能触发台海战火的警告。完全有理由估计,这对美国政府乃至美国舆论起了不小的心理震撼作用。



  至少在美国政府就新一轮对台军售作出决定以前,要足够切实并且全面地确认钱其琛副总理美国之行的成就,肯定为时过早。然而,这不等于说现在没有可能来大体合理地认识或估计此行的一些重要成果。正是在这次访美期间,中方经美方确认,宣布布什总统将于今年10月在上海同江泽民主席会晤,随后将访问北京。钱其琛在美国进一步告诉世界:布什就职后一直与江泽民保持联络,并且互致了信件,确认中美两国间的一个基本共识,即两国在有关世界和地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有共同利益。虽然这些并非钱其琛访美的结果,但它们正式得到确认和公诸于世,同此行所营造或促进的中美关系总体良性气氛密切相关。或者换句话说,这些,连同钱其琛和美国政府领导人关于中美共同利益以及中美协调与合作之重要性的共同表述,打破了好几个月来笼罩在中美关系上那很不确定和令人担忧的不良气氛。应当说,这一重大的良性事态大部分归功于中国政府积极、主动的努力,其中特别是钱其琛受命在美国的外交活动。不仅如此,此次访问还促使布什总统本人郑重地公开表示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只要用他在竞选期间关于台湾的多次言论来对照,就会明白前后发生的重要变化),并且保证NMD不会威胁中国(不管是否真的如此)。这些无论如何有利于在外交上约束美国。特别具有即时重要性(immediate importance)的是,钱其琛在美国所作的严正警告,大概使布什政府乃至很大部分美国“精英”舆论有所震动,认清了如果同意向台湾出售宙斯盾舰就极可能引起异常严重的后果。

  当然,期望钱其琛的一次美国之行能决定性地改变局势,阻止或扭转美国对华态度和政策中包含的那些危险趋向,是很不现实的。不仅中美两国仍然在一些紧要问题上有着严重歧异,而且严格地说,好几个月来一直令人担扰的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最可能的基本走势可谓依然如故。在中国人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上,布什不仅坚持规避重申“三不”承诺,而且在钱其琛访问临近结束时,直言不讳地公开申明他有责任履行《对台关系法》。甚至在对华政策方面比较温和、审慎的国务卿鲍威尔,也在不久前宣布奉行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不同中国政府商谈的所谓“里根原则”。在此形势下,即使有钱其琛访美的上述成就,我们也不大能毫无保留地预言美国决不可能同意对台出售宙斯舰。总而言之,中国将不得不同本文第一节指出的那些基本的恶性因素长时间共存,因而必须具有始终以可经受的代价来与之长时间周旋和斗争的战略耐心和决心。



  尽管如此,钱其琛副总理访美的现可认识的成就,确实向我们启示了事在人为的大道理。中国可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选择,因为如前所述,这一选择过程无论就其根本、是就其若干具体环节来说,仍远未“尘埃落定”,而中国的政策行为是参与决定美国最终将做何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当今以及可以较明确地预见的未来,钱其琛访美所体现的那种大眼界和大思维,连同积极主动、刚柔相济、全局连贯以及高度讲究不同问题和不同目的之轻重缓急次序的战略和策略,应当构成中国对美政策行为的最基本特征。更广泛地说,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项几乎头等主要的任务,是在总结经验、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努力优化战略,特别是设想、试验、修正、贯彻那种得以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朝积极有利的方向影响甚或塑造世界与东亚局势、美国政策、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走向的多项创造性政策。为此所必需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在于努力引导我们的公众,使之在对外事务方面具备尽可能成熟的民族心态和大战略的全局观念。

2001年3月27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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