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能否克制“台独意识形态”?

  1.台湾民主的成就

  大约一个月前,笔者在香港大学举行的台湾问题研讨会上作结束词时曾认为,这次台湾大选如果国民党下台,民进党上台,将意味台湾民主达到相当的成熟。这里所谓“民主的成熟”,是指出现政党轮换时,各派都能够接受民了选举的结果,而不会寻求用选举以外的手段(例如暗杀或兵变)来玫变选举结果。从大湾大选的实际结果来看,尽管选举出现各种买票。造票以及伪造民调结果、蓄意误导选民等严重弊端,但就台湾选民和政党都能接受大选结果而言,台湾的民主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的成熟。任何对台湾民主从早期“党外”运动反抗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悲情史稍会了解的人,都会对台湾民主的今大感到由衷的激动。

  2.台湾民主的扭曲

  但在民设党终于取得执政后,我以为今日已绝对需要重点检讨台湾民主的扭曲面。我这里指的是台湾民主由于事实上与“台湾族群民族主义”构成共生关系,因此具有一种内生性、结构性的自我扭曲品格。因为这种共生关系使得台湾的民主进程呈现一种不断人为制造“他者”作为敌人的过程,从而在推进民主的同时往往又萎缩了台湾民主的内外包含力。

  这个作为敌人的“他者”,在早期相当正当地是指“国民党威权体制”;但到九十年代初期即台湾所谓“统独之争”时,却逐渐成为所谓“不义的外省人”,因此所谓“外省人与本省人”之争成为当时台湾最基本最激烈的矛盾;而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李登辉主政的杰作就是有意识地把“统独之争”转化成台湾所谓“国家认同”问题,由此必须制造-个新的、更大的“他者”,这就是所谓“可恶的中国人”。由于一个巨大的中国被制造成了台湾的“他者”,现在外省人与本省人一样据说都成了“台湾人”,而“台湾人’之为“台湾人”就在于他们不是“中国人”。由此,本来是台湾内部的”外省人与本省人”之争,现在被外化成了所谓“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冲突。

  以制造外在的“他者”来凝聚和强化“我族意识”,本是主今中外的普遍现象。例如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后能够形成“大不列颠人”的我族意识,史家早已指出是他们自觉以法国为最大的“他者”并在一百三十年间不断向法国开战的结果。由此,平实而言,如果李登辉等把中国大陆制造成台湾的最大“他者”,能达到在台湾内部化解族群纷争、造就族群融合的结果,那么至少也算有所得,只不过可能代价太大。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李登辉实际只是徒然把两岸关系推向了战争边缘,同时却并未真正造成台湾内部的族群融合。

  事实上台湾民间学者早在1993年《岛屿边缘》第八期就推出《假台湾人专辑》,专门批判所谓“台湾人论述”的虚假性。从那时起到现在,如果李登辉真的已经抟成了族群融合的“台湾人”,那就决不可能出现宋楚瑜一打出“新台湾人”的旗号,竟然能一呼目应的局面;可以说,拥护末楚瑜的“新台湾人”恰恰在于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被纳入李登辉的“台湾人”范围。如果台湾的族群纷争早已化解,那也就决不可能出现国民党主席成为“民进党地下主席”这种不可思议的怪现象;如果说李登辉早期排挤国民党大老还可以解释为排除民主障碍,那么从赵少康、王建喧等到宋楚瑜被排挤出国民党,就决不可能再作这种解释。所有这些被排挤的人都是外省人,这大概就是李登辉族群政策在国民党内的具体体现。

  3.台湾反对党运动的变质过程

  如柒说国民党体制内的李登辉在党内文行的不是包容性的民主改革,而是狭隘的族群倾轧,那么更可悲的是台湾反对党运动同样走上几乎和李登辉完全平行的路线。台湾岛内对这些问题早有大量讨论,任何人只要稍加留意这些讨论,就不难理出不至于歪曲的基本线索。

  简单而言,台湾民主运动本起源于所谓的“党外”反对运动,但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本土化”和“民主化”两种路线,到八十年代中这两条路线的外地已经逐步明朗化为前者要把吉湾民上引向台独,后者则强烈反对台独。1983年台湾自由派政治学前辈胡佛在《中国论坛》上的访谈中已经仇心忡忡地指出,台湾的国家认同“必须在前提上肯定中华民族的整体尊荣感,因为这是认向上最高的象征,在性质上它应是高于一切利益至上的”;胡佛当时就指出,台独必然引向两岸战争,因此他再三强调,台湾人“必须将中国大陆列入我们认同的对象,因为只有在这种认同的共识之上,将来中国统一的问题才能以和平的方式获得解决”。

  但此后没有多久,由候德建1984年出走大陆而引发了台湾反对运动内部“台湾意识还是中国意识”的大辩论。在这次辩论后,台独主张者不仅主导了台湾的民主走向,而且事实上独霸了台湾民主的资源,因为他们己经把台湾民主等同于台湾独立,由此,反对台湾独立就成了反对台湾民主。在民进党成立后特别是通过“台独党纲”后,民进党事实上已经无法容纳从前并肩作战的许多民主战友,也无法吸纳无数反对台独便强烈主张民主的台湾人,否则今天绝不至于只有39%选民支持。

  所谓“台独”,不仅是要在政治上和中国切断关系,而且更强调要在思想上、情感上、文化上、教育上全面彻底地清除所谓“中国因素”。代表民进党竞选上届总统的彭明敏对此说得最清楚:“这种‘中国’因素好象一种强烈毒素,多年以来,侵蚀了台湾社会每一脉管,腐烂了政治、教育、文化、政策以及国民生活的每一部分。……台湾民主能否落实推展,台湾人民能否生存发展,全系于为政者和人民能否以理智和良知将‘中国情结’彻底扬弃,完全认同台湾”(彭著《回顾与展望》1994)。

  4.“台独意识形态”作为岛内政治高压政策

  李登辉主政以来与民进党日益构成共谋关系,其共同基础正是上引彭明敏的台独理念。由此形成执政党与反对党联手,从彭明敏所说的“政治、教育、文化、政策以及国民生活的每一部分”全力铲除“中国情结”。这种共谋关系突出体现为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双方联手打造所谓“国家认同意识”上。初看起来,他们大谈“大和解”,“四族共和”,似乎在全力化解族群矛盾,但实际上,他们是以推动“国家认同”来强行推动“台独认同”,这种做法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把岛内所有反对台独的人置于“失语症”。因为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如果你认同中国,那就不认同台湾;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就是否认自己是台湾人。由民进党“族群与文化政策白皮书”撰稿人张茂桂主编的《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1993)认为:将中华民国易名为“台湾共和国是一种为建立族群尊严……而进行的一场正名努力”;该书一位作者由此把“外省籍民众”看作问题族群,因为“许多外省籍民众心目中的祖国”不是台湾,而是中国,甚至不仅是历史文化的中国,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样强烈的指控下,谁还敢说自己认同“中国”?

  台湾人当然都认同台湾。但李登辉和民进党所说的“台湾”,乃是与“历史文化的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台湾,而他们所说的“台湾人”,首先指的就是“不是中国人”。这种强行以“台独意识形态”来规范所谓台湾的“国家认同”的结果,就是一方面把原本对台湾从无偏见的十二亿中国大陆人都变成台湾的“他者”,反过来又以这人为制造出来的“他者”作为台湾人的共同敌人,从而形成了对岛内反对台独声音的政治意识形态高压氛围,因为现在的问题成了“台湾对抗中国”,“台湾人反抗中国人”的冲突。台湾人能不站在台湾一边吗?

  5.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表明,高达70.50%的台湾人认为台湾人和大陆人都是“中国人”。我以为,两岸关系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陈水扁和李远哲在就职前明确说一句话:“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换言之,以“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作为两岸最低共识,避免战争,但其前提当然是“台湾人是中国人”。我担心,陈水扁不会说这句话。那么李远哲呢,他是否可以为天下苍生着想,大声说一句:“我是台湾人,但也是中国人”?

  明报刊发时提要:缓和两岸关系的最简单办法,是请陈水扁和李远哲在就职前明确说一句话:“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亦即以明确承认“台湾人是中国人”为前提,寻求与中国大陆达成“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基本共识,以避免中国人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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