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民工潮?

2001年2月16日《西部发展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以大字号的标题刊登了该报“特约记者”肖伟才先生的《民工潮—危险的潜流》一文。我实在不能同意肖先生把“民工潮”说成是“危险的潜流”的观点,更不能接受他对农民抱着那么多的误解、蔑视和偏见。

肖先生在文章中说:“农民进城后‘抢’走了一部分城市人的饭碗,加剧了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矛盾”。请问,打工的农民怎么可能“抢”走城市人的“饭碗”呢?肖先生不是说“在80年代,一些城市人不愿干的脏活苦活全都‘施舍’给了农民工”吗?从肖先生用“施舍”这样的字眼来看,进城的农民们就和“乞丐”差不多,“乞丐”怎么会有“抢”走“施舍”者“饭碗”的胆量和资格呢,莫非他们由“乞丐”又变为“强盗”了?众所周知,城市工人大量下岗的现象是由于企业效益普遍下滑以及城市经济结构调整造成的,可以说与农民进不进城根本没有关系,而肖先生却说是由于农民进城打工“抢”走了他们的“饭碗”造成的,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实际情况是,农民们进城打工,主要还是补充到城市人不愿干、不屑干、干不了以至也干不好的一些“脏活苦活”岗位上,对大多数城市人占据的岗位并没有形成多大的冲击。如果真如肖先生所言,那么像“特约记者”这样的位置就不会由肖先生占据着,而应该是被某一个进城的农民工“抢”走了,肖先生如今能从容纵论“民工潮”是“危险的潜流”,恰恰说明了进城的农民并没有“抢”走像肖先生这样一些城市人的“饭碗”!而且,城市里的就业岗位岂是没有地位、没有户籍甚至没有合法身份的农民工能“抢”来的?对一些“脏活苦活”,用人单位往往特意要找善于吃苦、报酬低廉的农民工去干而不用城市人,或者想聘用城市人而不得,只好降格以求雇用了农民工,怎么能怪农民工把城市人的“饭碗”“抢”走了呢?肖先生还说“农民进城后”“加剧了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矛盾”,是不是也说得有点儿离谱了呢?众所周知,工农差别和城乡矛盾,是建国50多年以来城乡人为分割的二元体制造成的,怎么会是农民进城造成的呢?难道农民不进城,或者像肖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把农民强行阻挡在城市之外,城市工人的下岗问题就圆满地解决了?城市人的“饭碗”也就没有人去“抢”了?曾经作为“三大差别”之一的城乡差别,如果真能随着“民工潮”的平息而消失,那不是对国家对农民都是天大的好事吗?

肖先生说:“面对城市的繁华,许多民工产生了不平衡的心态,他们并不感谢城市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相反,他们却对城市和城市人抱着敌意。一些农民流到城市干起了盗窃、强奸、卖淫等犯罪的事情。”肖先生前面不是说进城的民工“大部分是中国农村的精英”么?既然是“精英”,怎么又在这里忽然“干起了盗窃、强奸、卖淫等犯罪的事情”呢?难道肖先生所谓的“精英”和“罪犯”是含意相同的一对概念?是肖先生词不达意或忘记了自己前面说的话,还是中国农民真是这么一副忘恩负义、心胸狭小的德性?一些农民工在城市里违法犯罪确实是事实,但是如果认定城市里违法犯罪的勾当都是农民工干的,不是太以偏概全了么?难道在肖先生的心目中高贵的城市人都是那么遵纪守法,而进城打工的农民则是邪恶的化身?我敢肯定即使把农民工全部赶出城市,城市里照样也会有“盗窃、强奸和卖淫等犯罪的事情”。肖先生抱着如此大的偏见把脏水泼在可怜的农民头上,未免有失厚道,也太伤害作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的心灵!就算农村人“面对城市的繁华”,由于羡慕、嫉妒和抱怨命运而产生了“不平衡的心态”,但是也未必像肖先生所说的那样,就一定会“对城市和城市人抱着敌意”,我相信素来以本分老实、心地善良甚至胆小怕事著称的中国农民,进城打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挣钱来养家糊口,绝非是为了来向城市人倾注自己的“敌意”。因而农民们产生“不平衡的心态”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看到城乡差距心平如镜反而不正常呢,倒是肖先生应该调整一下自己在看待农民问题上的不公正的“心态”。肖先生还说:“民工进城后,亲身体味到城乡间强烈的反差,加剧了抵触社会的心理。”“当年轻的农民在城市实现不了他们的梦想时,他们都把怨恨发泄到社会上。”这也是经不住推敲而又似是而非的观点,难道农民不进城,没有“亲身体味到城乡间强烈的反差”,对城市文明眼不见心不烦,就没有“抵触社会的心理”、城乡矛盾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前面说过,城乡差别完全是由于几十年城乡人为分割的二元体制造成的,并非农村人天生就低人一等,更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错,难道农村人就连对这种局面产生一些不满情绪的权力都没有,而应该安于现状或者呆在农村继续延续受穷受蔑视的命运?

民工潮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长期被禁锢的农村生产力释放以后产生的一种新生事物,虽然由于民工的大量流动而给交通和城市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随之带来了一些负面的问题,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这种局面对于城市的发展以及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积极作用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城市建筑、商业、服务等行业或领域,农民工所做的贡献更是无与伦比以至于无人替代,以至于许多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几乎到了离不开这些农民工的地步。但是肖先生对此却只字未提,只是一味地指斥农民工给城市带来了多少危害,这实在有失公允。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工业化程度,二是城市化程度。工业化体现于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和工业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人口由农村逐渐向城市迁移和集中的过程,体现于城市人口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和农村人口比重的逐步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工潮的发生和流动既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农村发展和农民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目标的现实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民工潮阻挡住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像《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指出的那样,要“适应城镇和发达地区的客观需要,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而肖先生希望农民工都回到农村,仍然在土里刨食吃,不要再“给本来就不堪重负的城市带来巨大的压力”了,其用意不能说就完全不好,但是其主张确是违背时代精神的。现实问题是,大约有8000万之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今实在在比城市更加不堪重负的农村土地上难以找到出路,只有转移出来才能增加收入,因而继续一如既往地流向肖先生所不愿流向的城市恐怕在所难免。再说,凭什么农民就该世世代代呆在农村受穷而不能流向城市?难道城市只是城市人的城市而不是每一个国民的城市?用一纸户口把农村人限制在农村,在城乡之间人为地筑起一道类似“柏林墙”的壁垒,让农村人继续忍受贫穷落后甚至被欺凌和被损害的命运,这本身公平吗?请肖先生还是认真读一读十五大以来中央有关的重要文件,更新一下自己的观念,否则用过时的眼光来看待农民和民工潮,便只能落伍于飞速旋转的新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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