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冲突史漫谈

当年“上山下乡”之际,曾和同学某聊起在“广阔天地”的心得,有两点令人不胜感叹。第一,中国人的刻苦:一个壮劳力可以牵载一吨以上的重量,几乎接近一辆手扶拖拉机;第二,尽管没有机会受正式教育,乡下农民其实极有才智。笔者这位老同学后来在美国“常春藤盟校”获哲学博士学位, 可见他当年对普通农民智力的评价绝非虚誉。漂洋过海十几年后回首往事,再对比在各国所见,才体会到“丑陋的中国人”的这两种素质,尤其是他们的“工作伦理”,在世界上各种“丑陋的外国人”中,实在罕有其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和教育各方面的社会环境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一个大致和平安定的社会;

二,一个相对有效、有为的政府;

三,百姓享有一定的经济活动自由。

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中国的所谓“综合国力”,仍出现长足的进步,不提“民主化”的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就是向来号称“民主”的印度,也望尘莫及。真正的功臣和无名英雄 unsung heroes, 以笔者之见,非千千万万“丑陋的中国人”莫属。他们创造的经济增长引起“中国崛起”的惊叹,造成亚洲乃至世界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中日力量消长自然包括在内。

除了“改革开放”和中共建国至农业合作化(或不如说“统购统销”)的短暂几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局部具备上述三点条件的历史时期还有另外一段──从北伐结束到抗战开始之间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受其直接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由于明显的政治原因,国民党这“十年建国”的成就和功绩,在严肃“学术界”之外,极少为人所知。

笔者无意歌颂当时的国民党领袖,因为正如“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真正的功臣实在是“丑陋的中国人”。但是至少必须指出两点事实:

第一,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实在肇自南京国民政府;

第二,中国今天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维持除了外蒙古以外的晚清版图,南京政府的十年努力,功不可没。

前些天阅读十九世纪末美国《大西洋月刊》旧文,洋洋洒洒,讨论在中国行将四分五裂的前景下,如何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令人觉得百年后中国尚为统一国家,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国之一,几乎是个奇迹,也不得不承认其中蒋介石也有一份功劳。

关于南京政府的“十年建国”,有不少外文特别是英文研究资料,笔者不拟详述。就第一点“现代国家”讲,可以举出公共教育的推广,“中央研究院”的建立,甚至首次汉字简化的努力。针对改革“丑陋性”的则有全国运动会和为之建造的南京五台山和上海江湾等大型现代化体育场。自东北沦陷后,每届全运会均由“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加上热河,称为陷倭东北四省)”运动员率先入场,自蒋介石起所有大员肃静起立,以切记“国耻”,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当年也承继的是一副“烂摊子”。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却承担历届北京政府累积的六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外债。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南京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混战”之中。即便如此,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这短短十年中 仍出现长足的进步,对中日冲突产生极大的影响。

“九·一八”之后的“淞沪抗战”,是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心腹地区的直接军事试探。蒋介石不得不把全国最精锐的两师德械德训军队即八十七、八十八师组成第五军投入作战。据张治中回忆,甚至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后身)教导团也受调参战。据一位美国历史学者调查,当时仅剩的另一德械师(404师)也受命急赴汉口,包围日本租界。蒋介石的确是拼上了全部老本,政府迁都洛阳,他本人则留守南京,以示斗志。正唯如此,淞沪战争的两个重要结果是:

第一,它证明现代装备和现代训练的中国军队可以抗衡对等的日本军队,并且获得胜利。

第二,日本从此不敢再以“京沪杭地区”为直接进攻目标。

在此前后,国民党在东南沿海的“基本建设”也极为可观:“京杭国道”的开通,浙皖公路和闽浙公路等公路网的建设,在抗战前夕抢建苏(州)-嘉(兴)铁路、钱塘江大桥和浙赣铁路(未完成)等等。可以说直到七十年代,江浙一带的交通网基本是“十年建国”的底子,笔者也因此得以某次到旧沪杭公路上,戴笠手下刺杀《申报》老板史量才之处凭吊。铁路界朋友告诉笔者,文革期间修建杭-湖(州)铁路,基本按照当年“京杭铁路”的勘探设计,甚至利用部份完成的路基。

在经济上,抗战前夕的桐油、茶叶、蚕丝等总产量记录直到五十年代后期甚至六十年代方被超过。金融方面成就更堪回顾:自1935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中国债券在伦敦市场节节上扬,价格超过日本的债券,这是李登辉政权以及其他台独派系所不愿面对的史实。法币本来是为了对付英、日、美货币在大萧条期间相继贬值,以及美国以高价抢购中国百姓白银等等事件的武器,威信建立以后,行使地方钞票的省份也纷纷改用法币。可以毫不夸张说,法币制度是中日战争的充要条件,迅速发展的法币构成中国统一的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

在亚洲政治上,南京政府的长远策略之一是朝鲜复国,在中国成立的朝鲜临时政府受到南京直接资助和保护。1932年直接策划朝鲜义士尹奉吉炸死炸伤日本在沪最高军政大员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全靠中国军警的全面保护才逃脱日本的报复。事后蒋介石在南京密会金九,指出暗杀并非长策,从此中国开始大批训练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朝鲜军事干部。这些举动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效果,今天竟然成为北京对韩外交的历史资本,继续影响未来的东亚地缘政治。

经济力量的增长自然导致军力的增长,从淞沪战争结束到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的德械军队从三万激增至八万。按照当时的军备发展速度,这数字可望在两三年内达到二十万以上。根据八一三“京沪抗战”功亏一篑的结局,以及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战绩推算,二十万德械军队至少可以确保“京沪杭”地区。事实上直到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仍然没有直接进攻上海的胃口(见后)。只要京沪杭不失,中日战争的局面就完全改观。

在军备方面,根据Princeton大学出版的一项研究,中国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完成了轻武器装备自给。在空军力量上,居然有洋人认为在抗战开始时,双方几乎力均势敌。日本历史上损失的第一艘现代战舰和中国空军轰炸台湾(新竹、台北),武汉上空大量歼灭日机等都是这一力量的体现。这里固然有一个补给问题,但是至少说明再牵延若干时日,日本要占领中国东南沿海的巨大代价。

国民党当时的另一重大资源是在南洋。华人社区在经济上的成功造成教育相对发达,东南亚因此可以说是比中国本土更早普及“国语”的地区,原来四分五裂的海外华人社区因此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统一,并且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坚。华人子弟几乎毫无例外上华语学校,而几乎所有华语学校都在国民党的实际控制之下。这不仅对中国本土提供大量财力人力,也可能成为破坏德日结盟的外交武器──能够真正长远损害英国在远东利益的是当地的中国民族主义。从九一八起,到英、澳军向日本投降为止,国民党与英国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进行长达十年的恶斗,详情有待整理,其中惊心动魄的情况,可以从英国二战期间向加、澳、南非、新西兰(即临时排除了爱尔兰的英联邦)四国发出的丑诋中国的秘密文件窥见,甚至到了战后的1962年,以操“南洋国语”为主的马来亚共产党败局已成,美、英论客对作为南洋民族主义温床的新加坡“中正中学(英语称蒋介石中学,沿用至今)”还是耿耿于怀,Robert S. Elegant 的 《龙种》便是一例。

南京政府的效率直到抗战初年还非常显著。例如“京沪杭”的空袭预警系统:1937年八月中旬,日本空军在五天之内三次大规模轰炸南京,中国空军居然击落其中54架,预警系统起了很大作用。“京沪杭”沦陷之后,江浙一带的空警仍极其有效。一位当事的老先生回忆,由于沦陷区的特工系统,各地对日军的主要空袭行动,至少有一两天的预警,令人感慨的是:当局的首要任务,便是及时疏散中小学师生。

再以大专院校疏散为例:抗战前夕,全国有院校一百零八所,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未经迁移而在原址授课的,只有新疆省的新疆学院。许多一再搬迁。例如浙江大学先由杭州迁到建德,再迁江西吉安,三迁至泰和,四迁至广西宜山,最后迁到贵州,师生员工“遵义会师”,“长征”使命方告完成。又如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先由广州迁至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至连县,八迁罗定。天津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图书仪器被劫,北大、清华校舍则沦为日本军营。北大文学院地下室更成为虐待“支那人”的地狱,清华也变成日本妓院、酒吧、马房。三校师生初迁长沙,再迁云南蒙自、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其中部份师生由湖南经贵州步行至昆明,费时六十八天,历尽艰辛,终于复课。其他院校迁移后方的实例同样感人。

东南沿海沦陷后,香港成为连接海外的重要据点。以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为主要作者的《Thunder Out of China》就描述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派港人员的忠诚,一旦公务完毕,毫无例外地冒著被日军袭击丧生的危险,离开珍珠港事变之前的“安乐天堂”香港,回到朝不虑夕的重庆。珍珠港事变后,重庆政府交通部驻港人员全部被日军枪杀,无一投降。中国驻菲律宾的八位外交官,从美国Princeton大学博士到外交部老首长的年仅二十二岁幺儿,也因坚不屈膝投降,被日本违背国际公约,尽数杀害。

南京政府另一项意义深远的成功是其回族政策。无庸讳言,满清对回族长期歧视,甚至到所谓“同(治)光(绪)中兴”,仍出现许多迫害回族的“恶性事件”。而南京政府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赢得绝大部份回族对中国的认同和忠诚。这一点对中国统一的贡献至大。例如对中国各种内部矛盾,从国共、满蒙及至西藏,日本无不利用尽致,可是对回族却始终乏术。更重要的是甘肃青海一带的回族马氏势力对中国始终忠诚不二。在白崇禧(字健生,阿拉伯名乌默尔,意义与“崇禧、健生”吻合,天衣无缝)的细致工作下,马氏兄弟和回族对英国策划的“藏独”运动的致命障碍,从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著作里还可以经常品味。

中国军事实力上升的最好证明是上海抗战。由于种种原因,今天大部份人并不注意八一三是中国的主动。德国顾问团领导、总顾问 Falkenhausen将军的传记和其他资料清楚表明蒋介石选择上海为与日本军事摊牌的地点。当时英国从上海发出的情报报告以及日裔学者入江昭在《剑桥中国史》都明确说明日方对中国的进攻措手不及。一个颇有些历史后果的小插曲是中国空军在日租界炸死了现代美国亲日游说势力的“教父”赖世和 Reischauer的兄长。

笨拙的政治手段和欠佳的政治运气,再加上日本唯恐中国复兴,急不及待,使得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已经没有内部政治回旋余地,中日战争遂无可避免。“京沪抗战”功亏一篑,说明中国即将达到可以抗衡日本的“临界点”。

毫无疑问,在抗战之前十年中,日本的实力始终强于中国,然而关键是中国实力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日本。时间越长,双方的实力对比对日本越不利。法国学者Jean Escarra断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日本来说,已经晚了两年,对中国而言,却早了两年,故此旷日持久,僵持不下,真是一针见血的精辟之论。

总之,日本当时对中国军事野心的代价正在迅速增加(抗战的实际历史也证明这一点),相比的是英、荷等“老牌殖民主义”在南洋的实力日益衰弱。假以时日,缺乏自然资源的日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战略主次。和苏联交手的经历,充份说明日本“吃软不吃硬”。

在国际上,随著实力的增长,中国将成为在远东抗衡日本正式盟国──英国的重要力量,这将使得德国慎重考虑在中日之间的选择。等到德苏矛盾爆发,中国更将成为两国争盟的对象。Escarra已经预言,只要再有两年,中国就可以独力击退日本的全面进攻。中国如果掌握时间主动,等到欧洲战争爆发,不难在德、苏、美之中择盟,击败日本。

总之,如果蒋介石有足够的政治能力或运气,将中日战争再拖延两三年,今天亚洲的政治局面将会完全不一样。某些细节固难拟测,但是下列要点可以大致肯定:

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的大国,更是全亚洲独一无二的当然领袖;

苏联被迫交还外蒙古(包括唐努乌粱海);

英国被迫撤出印度次大陆、马来亚和西藏、香港;

台湾(包括钓鱼台列岛)回归;

朝鲜复国并保持统一,琉球复国;

在南洋出现一个包含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婆罗洲的中文为主国家;

在东南亚其他地区出现许多如今日新加坡那样的独立中文城邦国;等等。

“一失足成千古恨”,蒋介石的政治失败,使他本人丧失了成为中国凯末尔的机会。可是在历史长河中,这无非是一瞬之事。具体细节固然难以再演,历史大势依然照旧。天道周星、六十甲子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与抗战前夕极为相似的局面:

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

以东南沿海和海外华人作为内陆发展的先导和资本;等等。

在这些条件下,“丑陋的中国人”胼手胝足,使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在过去二十年中出现惊人的增长。同样不出意外,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消长也和抗战前夕的局面极为相似。美国被迫调整地缘战略之外,《华盛顿邮报》在江泽民访日时尖锐指出,在“道歉”闹剧幕后,是日本对中国复兴、超过日本的深刻恐惧。

六十年之后的重要区别是,北京政府面临的外部压力危机远远小于当年南京政府,而北京的国际外交军事实力则远过之。只要能够实现政治上的“软著陆”,“丑陋的中国人”应该不会再错过因为抗战而失之交臂的历史机会,而日本这个东亚的“逆子”(朝鲜李朝宣祖语: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最终将不得不按照“文明冲突”论客亨廷顿的预言,被迫“改邪归正”,重新成为华夏文明的附庸。

本文定稿于 1999 年二月中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中国农村政治:现实与未来的走向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时间:2004年7月26日上午9:30  地点: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中国农村政治:现实与未来的走向》。我真正的学术生涯应该说做过一点历史,政治学实际上是我后来的行业。对于政治学,做点预测、趋势的走向还是可以的,但做历史,对这种题目实际上还是不太合适,非要让我做的话,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  现在,“三农”问题是比较热门的话题。目前来说,无论是学界、媒体还是一般老百姓都很关注农村问题,实际“三农”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现在状况怎么样?它对中国的未来和中国的现在有……去看看

我国农业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摘自:2005.1(10—16)《农业经济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北京100081  从2004年初中央1号文件下发以后,中央一系列加强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村的宏观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业政策实施效果及农村发展新情况是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共同关心的焦点。为此,2004年12月4日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农村发展学院、河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和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社在北京共同举办了“农业政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理论层面)”,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国务院研究室、国务……去看看

中国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

原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5期  [内容提要]中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它带来了地方政府乱征滥用土地、农民利益受损等严重问题,因而亟需进行系统性的改革。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土地制度以及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讨论并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土地征用制度,对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系统性改革中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途径进行初步的探讨。  Abstract:China ‘s existing land requisition system is severely flawed.Ithas caused substantial abuse of local government power on land requ……去看看

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

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不乏佳作妙品,但在整体上却不显得厚实博大,不能给人 以震憾心灵的效果。它既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期待,也不能与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历 史的深重苦难、中国民人的耻辱命运和一个世纪以来全人类的精神痛苦相称。这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深入追索其间的原因,不是我所 能胜任的,但我愿意试着对此一现象作一次描述性的考察,并在考察的过程中不失 时机地插上几句我个人对此一问题的体会。   ◎悲剧时代与喜剧时代  “所谓悲剧时代,是有确定的文化理想和价值指归的时代,人们对于自己的时 ……去看看

集体经济资源与村庄治理

(本文是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现代乡村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研究”(06ZDZB12ZD)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为行文方便,按照学术惯例,对文中涉及的村名、人名作了技术处理。)  「摘要」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与村庄治理运行有着密切关系。A 村在其集体经济发展后,村庄治理呈现出权力结构一体化、决策机制民主化、村治运作制度化等变化,形成了突出程序合法性权威、村民公共参与程度高、能人治理与制度化初步结合等特点。村庄治理活动主要围绕村集体经济资源的分配而展开,属于典型的分配型村庄。在分配型村庄中,村庄治理的后续发……去看看

电子政务与电子政府

内容提要:在目前电子政务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两个概念是——电子政务与电子政府。电子政务的重点在于“政务”,即政务的电子化;电子政府的重点则明确在于“政府”的电子化,意味着政府组织、结构相对于传统政府体制的变革,甚至触及整个政治体系的革新。把握两个概念及其关系的关键在于两者的范围或发展的阶段性。就我国实际而言,推广电子政务实务和使用电子政务概念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关键词:电子政务 电子政府 比较 关系电子政务(E-government)在世界范围发展方兴未艾,而在中国也是势头强劲。从1999年被称为“政府上网年”,那么到2……去看看

人口流动对农村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

原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0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家庭、社区两个层面,以及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的研究,分析了流动是如何对农村的不同层面、不同群体发生作用的,它对于贫困和不平等有什么样的影响。分析认为,农民工流动的积极作用集中在与经济和发展相关的那些方面,如绝对贫困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等;而其消极作用多反映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如社区凝聚力的减弱,功利价值观的泛滥等。同时,对于不同的地区、同一社区内的家庭、家庭中不同的成员,这些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如家庭中权力关系的改变对于年……去看看

以理性面对这个世界

1999年是多事的一年,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我自己。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 依次对牛津大学、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作学术访问。台湾 的大地震并未使我惊恐,但人在大自然威力面前的脆弱,人在无助的境况下的绝望, 仍使我感慨万千。当大陆因为异乎异常的事件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度和激动时, 我正在太平洋的彼岸埋首苦读,我未分享同仇敌忾,但决非冷眼旁观。我认真思考, 知识分子在重大事变发生时,如何尽自己的职责。   对于新的千禧年和世纪之交,我并不特别看重。但也许是出于碰巧,我这一年 的著述多与历史有关。《……去看看

全球化时代的思想封闭症

读郭建“杰姆逊与文化大革命”,觉得该文对理论讨论本身既无兴趣也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但却有一种奇怪的“抓黑手”、“揪后台”式的思维方式。作者不加任何说明地假定,中国当代文化批评(即文中所谓的“后新理论”)是从杰姆逊等为代表的西方批评理论那儿来的;而杰姆逊等的文化批评理论又是从中国文化大革命那儿来的。全文的论证步骤是:文革是错的,而这些洋人曾为文革唱赞歌,所以这些洋理论就都是错的;既然这些洋理论是错的,它们在中国的流通和翻版也就都是错的。这种不作学理分析,不看具体的历史和思想语境,以公式化、脸谱化的文革“……去看看

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的由来

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地区在后冷战时代又一次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随政治剧变而蔓延于东欧的民族主义幽灵使这一地区旧体制下的所有多民族联邦国家都发生了解体过程。但捷克与斯洛伐克实现了友好的“协议离婚”;民族、文化组成最复杂、旧仇宿怨也最多的苏联在基本上和平解体后还留下了“独联体”这一协作关系,这在历史上超大型集权帝国的“善后”中是仅有的一例。与此相反,前南斯拉夫解体的每一步都充满暴力,且血腥味越来越浓:斯洛文尼亚独立打了十余天,死亡62人;克罗地亚独立打了九个月,死亡与失踪逾2万(还不计……去看看

信神的人有福了

2001年9月14日,星期五,美国全国祈祷日。  在遭受比二战珍珠港事件更为惨烈的攻击之后,从最初的震惊中醒来,美国人没有走上街头游行,没有去袭击那些与袭击者相关国家的大使馆。他们走进教堂祈祷。  这是我们在昨天给朋友们写信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提到的第一个事实。这一事实给我们造成深刻印象。因为,这样全国性的民众行为,是美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反应,而这样的文化,正是我们所陌生的。  那么,美国人不愤怒吗?显然不是。在事件发生三天之后,美国CNN新闻网的民意调查中,让民众在"震惊、悲哀、愤怒"这三种情感反应中,作出对自己占上风……去看看

葛兰西“总体性政党”理论评析

安东尼奥·葛兰西为原意大利共产党和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主要活动于20世纪世界政治大动荡的二三十年代。意大利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使他非常重视政党理论,尤其是执政党或者力图成为执政党的政党建设理论的研究,并在其主要著作《狱中札记》中花了不少篇幅探讨这个问题,独创性地提出了“总体性政党”理论。对他的理论进行研究和分析,相信对我们很有教益。  同其他许多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一样,葛兰西也肯定任何政党都属于一定的阶级,都反映一定阶级的意志。但他反对笼统地、不加什么界定地提出……去看看

拉美反思新自由主义

□江时学 白凤森 宋晓平     早在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流入拉美。进入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拉美越来越流行。这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一、由于拉美经济陷入了严重危机,只要能早日摆脱危机,拉美对各种“处方”的态度都比较开放。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二、在80年代拉美“民主化”潮流中上台的“新一代领导人”多数在西方接受教育,比较容易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三、拉美学术界为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拉美国家80年代后期以来开展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问题。如今,在拉……去看看

农民会不会被抛弃

导言“农民会不会被抛弃”这个问题的提出,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如果农民被抛弃了,那么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我想不会是歌舞升平吧。该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了。首先对“被抛弃”的含义做一解释。1.它是一种心理感受,即被排斥感。2.它是一种存在状态,表现为地位低下,处于现代化发展的边缘,即边缘化。3.它是相对于特定的对立面的,具体到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在收入、知识、待遇、福利等方面,二者的差距过大。其本质是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弱化或丧失,发展空间的狭窄。其次,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