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非对称型战略伙伴

  美国《华盛顿季刊》1999年夏季号刊登新加坡东南亚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员盛利军(音)的1篇文章,题为《中国与美国:非对称型战略伙伴》,作者认为中国缺乏成为世界大国应具有的三个关键因素。

  这三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对自己有利的安全优势,军事和经济等硬件实力,以及政治、社会和理论方面的软件实力。作者认为;从地理位置上说,中国不具有美国那样优越的安全环境,如果中国想要成为世界强国,将受到众多邻国所形成的强大地缘政治制约力量的牵制。当前中国在其所需要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除技术、资源和资金等方面因素外,制度和体制上的缺陷也是妨碍经济、军事能力提高的重要原因。在软件实力方面,中国在人才制度、社会学理论研究以及外交策略上的表现尚不尽如人意。 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们对中国的倔起表示了忧虑,而且有人预言,中国很快会成为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

  但是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表明,尽管中国的地位可能还在提高,但是中国缺少成为超级大国所需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对自己有利的安全优势,军事和经济的硬件实力,以及政治、社会和理论的软件实力。

  安全优势:国内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全

  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大国,它需要保证自己周边地区的稳定,以保证自己对境外事态施加和保持控制及影响的能力。地理位置是保证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有着巨大安全优势的美国,它只与两个实力比它弱的国家为邻,还有两大洋保护它免受其它强国的威胁。中国则与美国截然不同,它的海上和陆上邻国约24 个,这些邻国中至少有5个国家的人口超过l亿:俄罗斯、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如果中国想要成为世界强国的话,这些国家将会形成强大的地缘政治的制约力量。甚至连台湾的中国人也在竭尽全力抵制中国为统一所做的努力,而且台湾问题本身就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牵制中国,破坏中国的现代化势头。中国其它邻国的态度也不令人乐观。”

  东北面:日本和两个朝鲜 由于仇视和过去的悲剧性对抗,日本人和中国人往往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在一种非赢即输的游戏中竞争。不幸的是,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今后能将这种双边关系转变为双赢关系。尽管日本和中国进行合作会有很大好处,对抗则会有很大损失,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一个较为强大的中国如果遭到敌视它的日本的暗中破坏(或者情况反过来),有可能导致这两个国家出现另一场悲剧。

  朝鲜半岛是中国面临的另一个安全制约因素。如果朝鲜半岛出现大规模突发事件,就有可能影响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朝鲜的统一如果是在美国的引导和保护下实现的,那么它就不会增强中国的安全感。

  北面:俄罗斯 中国与俄罗斯目前重建和睦关系,其着眼点可能是21世纪的战略合作。然而,如果美国不发出过份的威胁,这种关系也许不会导致中俄两国结成牢固的长期联盟。俄罗斯不可能向中国提供足够的最先进的武器系统和”技术,不可能帮助中国获得即使是地区性的支配地位。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动机不是为了建立针对华盛顿的进攻性联盟,更多的是为了减轻美国给它的压力,保护自己不受俄罗斯激进民族主义的伤害,因为这种民族主义有可能在叶利钦后的俄罗斯发生政治危机之后突然倔起。

  西面:伊斯兰教影响 如果今后中亚伊斯兰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大幅度增强,那么,很难确定中国是否会轻易地与它们结为联盟。中国可能会拒绝参加伊斯兰国家与西方的对抗行动:为了继续它的现代化,中国必须在很长时间内将西方作为资金和高技术的主要来源和主要的出口市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发展未来关系的唯一战略动机可能是:通过威胁要利用美国的战略弱点,避开美国过大的压力;其目的可能就是要得到大量讨价还价的筹码。然而,如果美国减轻对中国的压力,中国很可能会在西方和伊斯兰国家之间保持中立。

  一般来说,中国人比伊斯兰国家的人民更加熟悉西方的成就,他们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而不是伊斯兰文化。在心理上、文化上和政治上,中国人均没有做好与伊斯兰国家建立密切战略关系的充分准备。由于历史上的不信任、领土争端、文化差异以及地缘政治的竞争,印度与中国之间看来不可能结成牢固的联盟。

  在中国的南面还有东南亚国家联盟,该联盟不会寻求与中国结盟,而是设法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以及中国与日本之间寻求一种对等位置。强烈的民族主义使得东盟对中国人将处于支配地位的任何一种迹象都极为敏感,一些东盟国家不是抱有地区性地缘政治的野心,就是对中国、对本国的华人少数民族持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

  除了这些地区性地缘政治的制约外,中国的倔起还引起了西方的深切疑虑和抵制。中国地位的继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受到亚大地区内部以及外部的地缘政治实力分布的制约,尽管这些地区性制约会发生变化,但是中国周边的这24个国家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其政治和战略基本要素而成为中国的盟友的。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的许多邻国可能会继续寻求与美国密切相关的经济利益,寻求与美国而不是与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地区性地缘政治对正在倔起的中国依然会有很强的制约力。为了将这些战略上的不利条件变成自己的有利条件,中国需要有名列前茅的硬件实力;尤其要有软件实力。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是不可能做到的。

  没有名列前茅的硬件实力

  世界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都是具备了那个时期所需要的名列前茅的硬件实力的国家。当前中国在其所需要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军事实力由于技术水平很低,中国军队在拥有一个世界强国所需要的军事能力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在现在,中国甚至不能在自己的领土周围建立空中优势,沿自己的海疆掌握制海权。中国要想至少在2020年之前让海军力量达到适当的水平,那将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是海军的防空、指挥和控制、情报、电子战、后勤以及反潜能力需要极大地提高。

  尽管中国在导弹技术上的成就给人的印象深刻,但总的来说,它的航空和航天工业仍然经费不足,没有取得什么特别的进步。与发达国家相比,它在计算机科学上所做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进行战略信息战的能力,起步晚了很多,并且远远地落在后面。

  军事现代化将继续受到大量问题的干扰,其中包括供应的控制、有限的经费、吸收与利用能力低,以及管理和行政上的障碍。现代化的过程将是艰巨而缓慢的。国际形势将会限制中国的武器供应,国内经济局势也将限制武器的购买。

  由于大量武器已经过时,迫切需要更大规模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军事科研和技术也需要大笔资金,因此中国缺少迅速改善其武器系统、赶上西方武器系统水平的资源。即使它拥有必需的金融资源,中国依然难以赶上西方。中国国内的许多体制制约着经济、科学技术和国防进一步迅速发展。这些国内体制的改革需要很长的时间。

  经济实力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令人瞩目,但是这些快速增长的数字不应该被用来夸大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实力和影响力。这些数字并不反映整个形势,也未必能反映生产率和技术发展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它的生产率只有美国生产率的很小一部分。

  目前,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仍然不大。与世界大国不同的是,它没有利用投资、高技术产品以及对主要工业的控制在世界市场的某些领域里施加决定性影响。“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只是主要体现在它的进口市场和国内工业吸收外国投资上。它的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投资和廉价劳动力。这些特点使得人们不能肯定中国经济今后是否能平稳而生气勃勃地发展下去。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与其说靠的是通过高技术来提高生产力,不如说靠的是资源的使用。除非中国能掌握并且利用高技术,否则目前的这种经济推动力将会失去动力。

  江主席最近真诚地呼吁中国发展科学技术,这也反映出中国面临的挑战。然而,中国面临着的任务要比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更为艰巨,因为目前这些领域中生产率低的现象不是中国应该向科研投入多少资源的问题,而是被扭曲了的、无效率可言的体制问题。

  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l995年,中国将近一半的科研所和组织没有发表任何研究报告。中国大约有 5000个这样的研究所和机构,平均每个机构有125名科学家和研究员,因此该报告表明,那一年,近250 0个研究所和机构的31万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甚至没有发表一篇研究报告。调查报告还发现,研究机构拿出来的科研成果只有5 %达到“国家级水平”(最高水平),还有15%达到“部级水平” (二等水平)。报告还说,1995年,各研究所和机构申请的创新专利平均只有0.09个。

  很显然,中国科研领域这种糟糕的成绩是不能只用缺乏资源来解释的,而是证明了制度和体制上的制约。这些制约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棗通过政府直接购买和合资企业棗进口先进的设备和生产线,但在吸收和利用外国技术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方面行动还如此缓慢;这些制约还解释了为什么实验室内取得的科研成果越来越多,而创新的成功率却只有10%左右。

  同向科技发展投入更多的资源相比,有效地解决这些制度和体制的制约问题需要更长时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难以提高其科技水平,进而提高其生产率,获得名列前茅的硬件实力。我们应该牢记,中国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转变不仅艰巨,充满了风险,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一种能创造出长期、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率的稳定局面。

  缺乏名列前茅的软件实力

  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没有硬件实力也没有软件实力的情况下变成一个世界大国。软件实力包括政治、社会和理论上的实力,并且包括以下因素:(1)开放、稳定、持久、吸收型的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安排;(2)强大的文化、政治、道德感染力和凝聚力;(3)理论指导;(4)战略上的深谋远虑和外交技巧;(5)国内和国际的有效管理,包括有效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尤其是非军事资源);(6)教育水平高、有强烈文化意识的民众;(7)高水准的生活。“中国在取得这种软件实力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和军事实力替代不了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基础。鉴于中国目前的国内政治和文化体制非常脆弱 (与成熟的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相比),过于向国外扩大只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国内制度的脆弱性将严重破坏中国为成为世界大国所做的任何努力。”

  如果中国不能吸引自己最有才干的年轻人回国,它怎么能像美国那样吸引最出色的外国人才来这个国家效力呢?这种能力是这个国家的软件实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国一般化的生活水平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中国没有建立起一套令人满意的奖励制度,或者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生活水平将会提高。然而,即使经济繁荣了,建立这种能吸引和奖励本国和外国人才的制度也需要时间。只有到那时,中国才可能引进大量高技术。在国家出现危机时,中国证明了自己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例如在遭受外国侵略或威胁期间,在出现像1998年长江洪灾这种自然灾害期间。然而,这种在困难时期出现的凝聚力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了在和平时期也能吸引精英的国家。

  国际理论指导上的薄弱是软件实力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中国一心发展经济之时,它将大量注意力转向科学技术,牺牲了社会学研究,包括国际研究。政府资助出国的学生和学者中,绝大多数人学的是科学技术。出于种种原因,从实际上不鼓励到将不同的学术观点予以政治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闻控制,几乎没有学者专门研究社会学。专门研究社会学的那些人中,又有许多人放弃了自己这种低工资的研究工作,转到了商界。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不仅是从国内向国外流失,而且是从社会学向自然科学、技术和商业研究,以及从理论研究向商业活动流失。出于明显的商业原因,这个国家最有才能的年轻人中,有许多人即使不出国而选择留在国内,也是进入合资企业和外国公司,而不是进研究机构。这一切对中国的继续倔起产生了长期不利影响。社会学研究的薄弱在中国的国际研究中也非常明显,尤其是对中小国家的研究,如果这些国家距离中国很远,文化也不为中国人所熟悉,情况就更明显了。在国际关系中不老练是中国常常不能展示其理论上的指导性、外交上的创新精神和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性的部分原因。它也是中国在利用国际准则、规则和组织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方面犹豫不决、缺乏灵活性的部分原因。没有这些在国际上联盟的技巧,中国就不可能巧妙地利用多边安排来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或者像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所做的那样组织成功配合默契的大规模国际行动。中国可能在一些小规模的外交冲突中获胜,但它难以建立长期的战略联盟。

  外交策略薄弱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常常不能预见到问题的出现--如1995年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搞得中国措手不及。中国的外交活动常“常像是一辆忙碌奔跑的消防车”,试图用反提案和反措施来扑灭别人放的火。中国的外交提议和决定应该更多地注重先一步看到的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首先采取行动对付这些问题。

  外交技巧对一个世界大国来说至关重要。有了这些技巧,中国就可以将地区性的地缘政治制约因素或者说不利条件转变成战略上的有利条件,大幅度增强自己的实力。许多中国官员和战略家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往往将他们能力的缺乏全部归罪于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他们看不到,软件实力是不会从硬件实力中自然产生的。结果,中国常常像它传统的做法一样,大多是自行其是。但是,中国越是单独行动,尤其是在经济和军事攻代化上,它的邻国就越会对它的意图产生怀疑,它的倔起也就越会强化地区性地缘政治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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