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是意外?

  包括不少西方人在内,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北约导弹攻击中国驻南大使馆是一个意外。就连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辨解时也称,“这是一个系统错误”。什么是系统错误?就是一个组织或一种机制,由于内部的原因,而必然产生的错误。对北约所谓“误击”辨解的批驳已经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为严厉的批驳,恰恰来自北约自己。


  当然,我所说的“系统”,已经远远超出了北约定义的范围。在技术系统层次,这种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定中国大使馆确实是北约“军事目标”附近的 10 个目标之一(如图),假定北约的每一枚导弹注定要偏离目标,打到附近 10 个目标中的一个, 5 枚导弹同时击中的概率(通俗一点说,即“可能性”)只有十万分之一。在情报系统层次,错误的可能也几乎不存在。就算有可能将中国大使馆误认为军事目标,就算这种可能性与上述导弹偏离目标的可能性一样大,由于确定一个目标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情报,如间谍卫星、高空侦察机、无人驾驶侦察机、地面间谍、公开的城市地图、公开的电话薄,以及  ……  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并且这些情报来源都是互相独立的,它们同时错误的概率只有千万分之一。更何况,据知情人说,美国大使和武官曾到这个被“误击”的目标做过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所谓“旧地图”的辨解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即使中国大使馆不在那里,北约也不该“误击”。实际上,中央情报局又说,这个目标是在最近几个星期中新加进去的。使用几年前的旧地图的说法不攻自破。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军事指挥系统。据北约称,确定攻击目标,需要高、中、低三个层次指挥官的审定。既需要军事领导人认可,又需要政治家点头。有些特别重要的目标,是美国总统亲自批准的。如果情报没有错,只要北约决策机构没有攻击中国大使馆的意图,出现“误击”的可能性也是近乎于零。反过来,如果出现了“误击”,这个“误击”一定不是误击。实际上,正如许多专家指出的那样,在历史上,美国也曾多次在接近达成和平协议时制造“误击”事件,如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空军曾通过“误击”,破坏了罗马尼亚、波兰、苏联、法国等国家的和平努力。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误击”之后都是不了了之。在这次攻击中国大使馆之前,北约已经多次“误击”了南斯拉夫的平民及其设施,结果只是北约的发言人表示遗憾、并把责任推到米洛舍维奇身上而已。没有调查、没有惩罚、很少谴责。因此,即使事情真象北约发言人所说的那样,北约也缺少纠正“误击”的系统,通过这一系统的奖惩制度,以减少失误。更不用说,由于“误击”不受惩罚,军事指挥系统很有可能借口“误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没有任何系统能够制约它。人们有理由怀疑,“误击”本身已经成为了美国以及北约的战术性、甚至是战略性手段。


  如果是这样,无论是北约发言人,还是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辨解,即“北约发射了 18000 多枚导弹,只‘误击’几次,失误的比率还是很低”,就变成了一种狡辨。即把 故意 “误击”排除在外。因此,在计算失误概率时,我们应该这样计算,即假如北约在 1999 年 5 月 7 日夜里空袭贝尔格莱德时,完全是随机地、毫无目的地扔掷炸弹(即失误率为 100% ),中国大使馆遭受 5 枚导弹攻击的概率有多高?假定当天北约扔掷了一百枚导弹,又假定贝尔格莱德有一万座楼房,每所楼房受到一枚导弹攻击的概率是 0.01 ,同时受到 5 枚导弹攻击的概率则只有 0.015 ,即一百亿分之一。这只是 1/18000 的 1/555555 。当实际的“误击”率远远高于可能的概率时,我们就可以说,轰炸的失误率高于 100% 。在数学中,我们无法解释高于 100% 的概率是什么,但在现实中,我们可以说,一旦某一事情发生的概述高于随机行为所致的概率时,一定有某种预谋。如果硬说没有预谋,而只是用失误率来解释,在高于百分之百的失误率的情况下,北约攻击南斯拉夫的军事技术合理性就根本不存在了。因为北约声称,它只打击军事目标,而不攻击平民目标。但如果我们明明知道,一旦发动攻击,就会高于百分之百地出错(即无区别地对军人和平民动武),却仍然坚持军事行动,就等于在说,攻击南斯拉夫的决定本来就包含着屠杀平民的含义。那么北约的动机就可以被认为是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清洗。


  如果北约真是这样,就违背了北约各国人民的基本意愿,即帮助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反抗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同时又不伤害塞尔维亚的一般平民。在这些国家中,政治领袖和军事部门怎么能违背人民的意愿,做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呢?我们知道,在这些国家中,进行公共选择、包括决定对外战争的系统,就是议会投票制度。表面看,在这一制度下,多数的意见会占上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这一系统中,有一种叫作“院外活动”( lobbying )的规则,其内容是某一利益集团可以游说国会议员,以使有利于该利益集团的议案或公共决策得以通过。根据一个叫做曼瑟奥尔森的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利益集团强大与否不在人多,在人数较少而通过国会投票能获得较大利益时,就更有动力去说服国会议员。因此在这样的政治决策系统中,往往是多数服从少数。在美国和一些其它北约国家,军火工业集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的利益就是向政府(包括本国的和外国的)出售军火,而只有在发生战争或有战争威胁时,它们的生意才特别好做。因此这一利益集团倾向于制造紧张局势和支持发动战争的公共选择。毫无疑问,它们会利用院外活动来达到这一目的。


  军火工业集团通过对公共选择系统的影响,将大多数纳税人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同时又让别人的儿子去打仗,显然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约国家的公共选择系统中,难道没有制约因素吗?应该说是有的。以美国为例,不仅国会有参、众两院,总统也可以否决国会的决议,最高法院也有对国会通过的议案的司法复审权;国会、最高法院对总统也有制约。这种制衡因素在解决国内问题时经常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一旦面对国际问题,这一机制就会出毛病。就议会投票制度而言,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讨论国内问题时,投票程序符合一致同意原则,即理论上所有受到投票结果影响的人都有权利参与投票,从而可以在投票程序中对抗那些不利于自己的决策,人们可以在互相抗衡中,找到他们之间的均衡点。一旦将投票程序用于决定对外决策,投票程序就失去了其理性基础,即一致同意原则。当一个(或一些)国家通过投票决定向另一个(或一些)国家采取损害它们的行动(如战争)时,并没有征求受影响(被强加战争)国家的同意。当一个投票者只是一个经济人时,他只考虑投票的结果对他是否有利,而不管是否损害别人。因此,从历史中也能看到,民主程序是无法阻止国家间、有时甚至是国家内(如美国)的战争的。在近代史中,恰恰是那些实行投票制度的国家,爆发战争的频率是最高的。这次事件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判别方法,即假如在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中,死去的一千多人不是塞族或阿族人,而是美国人或其它北约国家的人,它们的议会、以至“民意”的态度就会截然不同。


  在另外一方面,即使军火工业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院外活动,也不可能赤裸裸的,也必然要借助于道德旗帜。除了强调符合美国利益外,还要找到正义性的借口。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将自己即将施加打击的对象丑化或妖魔化。这需要一种近乎意识形态化的宣传。如果在传媒系统中,人们可能听到势均力敌的各种声音,也许会有较为客观公正的判断。但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中,大多数人都接受在局外人看来很荒诞的逻辑,即北约只是在反对米洛舍维奇这个“独裁者”,任何北约轰炸导致的塞族和阿族人的死亡都要由他来负责。对南斯拉夫的情况了解更多的人就会知道,米洛舍维奇代表了大多数塞族人,几乎所有塞族人都反对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科索沃问题是塞族人与阿族人的冲突。在中国大使馆被炸以后,美国及西方的主流媒体又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误击”,也进一步使人怀疑它们的“客观性”。在强调“新闻自由”的北约诸国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尽管在原则上有新闻自由的存在,但在实际中,传媒领域已经形成了几大电视网和几大报系垄断的格局,而只有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处于主流和支配地位的集团才能垄断传媒。因此媒体被主流意识形态覆盖,同时又不能排除军工集团对传媒的控制。如美国广播公司( NBC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都是由在美国国防部拿订单的公司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不同的声音并不能平等地竞争,因而造成主流媒体塑造民众舆论的局面;就如同尽管存在着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但如果出现垄断企业,市场价格仍然会被操纵一样。由于垄断,就没有必要管制,因为垄断和管制都是控制的一种形式。没有管制,仍然可以控制。因此毫不奇怪,当无法控制南斯拉夫电视台时,就可以用导弹去“管制”它,西方主流传媒没有对这种作法提出异议。


  最后,无论怎样,在铺天盖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的旁边,还是会出现一些反主流的声音。几乎每次对外战争,都有反战的声音。这一次也不例外。美国的著名学者乔姆斯基就曾著文抨击北约。美国一个国会议员博奈桑德斯的助手杰莱梅 iddot; 布莱撤,也因反对科索沃战争而辞职。然而可惜的是,这些反主流的声音从来就没有主导过北约诸国。这只能从西方传统的内在逻辑中去寻求解释。回顾一下近几百年的历史,西方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争。一方面,战争需求刺激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从而构成了近代工业化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利用武器优势、通过战争从其它民族那里攫取财富,并获得较其它民族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又奠定了西方国家的“初始”竞争优势。因此,战争其实是西方文明的内在动力(汤因比、熊比特、保罗 iddot; 肯尼迪等人都有论述)。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近代国家的强大,现代资本主义的立足生根,往往以战争为工具。”为了维系西方文明,没有战争,就要制造战争;没有敌人,就要寻找敌人。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不知对其它民族犯下了多少罪恶。在英国这块土地上,就发生过不止一次的种族清洗;美国的丰沃土地,曾是 6000 万印第安人的家园(据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更不用说对黑人的奴役、对印度的压迫、和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了。尽管这些罪恶与西方人宣称的道德准则相悖,但深谙西方崛起奥秘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清楚,一旦对这些罪恶作出真正的反省,就会摧毁西方作为一种文明的道德基础,也就等于毁灭西方文明。从鸦片战争到今日,我们没有看到过英国主流社会的真正的谢罪,相反,在费正清这个被认为是“亲华的”中国通的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到英国为“自由贸易而战”的词句。因此,那些非主流作家反对战争的主张之所以不能被接受,不仅因为军工集团有更强大的势力,而是因为他们的主张乃是反对西方文明本身。


  但是,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西方文明系统主导的国际规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即“武器强者胜”的规则,这使得国际政治秩序存在着“系统错误”。因为这一系统中,由于军事力量强者胜,各个民族国家都在竞相研发更为“先进”,即更为可怕的杀人武器。一时的军事均衡会由于某一方的军事技术突破而被打破,有军事优势的一方就更倾向于在国际冲突中动用武力;就如同在苏联垮台以后,北约并不停止扩张,反而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侵略一样。从长远看,其它各方也会急起直追。在中国大使馆被炸后不久,印度人及时地问道,他们发展核武器难道不对吗?不难想象,比核武器还要利害的武器还会出现。谁也不能阻止这样的武器产生:一按电钮,上亿人死去。这样的竞赛将会永无止境,直到有一天,人类在这种竞赛中毁灭。

   综上所述,真正出毛病的不是那些较低级的系统,如导弹系统、情报系统,在这些系统中的错误,完全可以用“技术”,用西方人的智慧来纠正。但在一个把智慧用来杀人的系统中,人们很难避免较高层次的系统错误,如军事决策系统,国内政治系统,舆论系统,以至国际政治系统的错误。因此,若要避免中国驻南大使馆的悲剧重演,我们必须进行极为艰辛的努力。在北约内部,要有对军工利益集团的制约;在国际上,要有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制约;在传媒领域,要瓦解西方传媒的舆论霸权;在军事层面,要监督所有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开支,并约束武器出口国、尤其是美国的武器出口。在今天,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制约手段就是联合国。但事实证明,联合国是非常脆弱的。除了道义,它没有力量约束美国的行动。然而,如果我们找不到纠正北约国家的系统错误的方法,使人类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的话,发生更残酷的战争就不是意外,全人类的毁灭也不是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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