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道义、政府规范与底层百姓的正义诉求

——对一次抓赌事件的延伸分析

一 事件

事情发生在今年八月份。

八月份对农村来说是个闲散的季节,我家乡河南今年又赶上涝灾。所以有不少年轻外出打工的返乡休息,顺便帮助家里克服困难。堂姐夫就是这个时候回来的。途经县城,他弟弟去车站接的他。随后在县里的一个旅社安顿下来,准备过一夜就回家。当晚兄弟俩吃完饭,尚无睡意,便随意地沿街晃荡。堂姐夫万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遇到昔日的“江湖朋友”——对他来说,所谓“江湖朋友”就是一些因赌博而交成的哥们,当然都很有渊源,包括高中时成绩差的同学,相同的特点是都曾有过无所事事作为“社会边缘人”的经历。顺带说一句,堂姐夫原来是个赌博爱好者,但自从结婚以后就本分为人。所以这次他们的见面有久别重逢的亲热,对他们来说,能重新聚在一起真是“千载难逢”。接下来的事情便顺理成章,他们诚挚邀请堂姐夫兄弟两人好好赌一把。因为与这几个县城的旧友曾经很疯狂地一起赌过玩过,堂姐夫便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权当是克服漫漫长夜的一次玩耍。

没有想到的是,当晚堂姐夫的“手气”特别好,连续赢了上千元。这些人原来都是“江湖”上混的,非常“讲义气”,所以其中那位输了没钱付的便将自己的摩托车作抵交于堂姐夫,当然,当晚输钱最多的就是他,堂姐夫赢的便主要是这辆摩托车。由于以前从未因赌博伤和气,也未曾因赌博被抓,堂姐夫在赌场收局时笑着对他们说:“先给我骑骑吧,过一阵子我再来你们这里赌一次,输了再还给你。”当时各位都很客气,而且一起吃了顿饭送,随后送堂姐夫回旅店。事情发展到现在,与以往赌场上的输赢和处理方式都没有什么不同。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细节都是后来我堂姐转述给我的,基本属实。在这里,我采取了一种“全知全能”的描述立场,甚至有一些想象和推理,但因为这些并不影响事件的主要事实,后文的延伸分析也就不会显得牵强。

事情起变化是在一个星期之后。

如前所述,堂姐夫赢了一辆摩托车。摩托车发票开价3000元,那人按两千元折为赌资交给了他。堂姐夫当晚自然是非常高兴,凭空得到一辆摩托车,这对一个乡下青年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庆贺的。第二天一大早,他便骑着这辆摩托车载着他的弟弟回家。经过他所在乡的派出所门口,他发现了里面的一个人,这个人也看见了他。事情的转折就与这个人有关。

这个人早就知道我堂姐夫是个惯赌分子,当然这是在两年以前,但一直没人告发又无证据便没有抓住他。这次他见到的这辆摩托车一定让他眼前一亮(我猜想),因为他见过它,也就是说以前县城的那位赌徒他也曾见过,或者至少和他打过交道。而整件事情的戏剧性也正在这里。这需要进一步解释。这位派出所同志虽主管乡里的治安工作,却也常望县城跑跑,县城里有他们公安局派出所系统的几位哥们。读者自然会料到,他们聚在一起也是为了赌博。而他们的对手中就有一位曾是这凉摩托车的主人,后来这位车主输了钱急需偿还赌债便减价将摩托车卖出,买车的人便是前面提到的那位输了钱的赌徒。众所周知,赌徒也就是在业余时间于特定地点秘密活动,平日与一般人并无什么特别之处,所以当我听到堂姐夫的这个推断时很以为然。

接下来,事件的发展便具有了说明意义。那位派出所同志看到这辆摩托车后,便打电话给他在县城某小区派出所的哥们,说明此事,让他去找曾经的摩托车买主,并怂恿这位赌场失利者告发我堂姐夫;因为赌资超过一千元,已属“情节严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相关规定,将没收赌资,归还原物,且处罚金,罚金为三千元以下一千五百元以上。后来我专门查阅了这些法律条款,可以判断派出所的人并未“违章操作”。

那位赌场失利者听到当地派出所同志的劝说后并未立即答应,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有伤义气,而义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因为此事告发我堂姐夫,日后他在江湖上便被人看不起,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自己又是个嗜赌如命的人,如果在此出卖朋友“失了节”,便难有人和他赌博玩了。那位派出所同志当然料到这一点,因而有了带威吓的训话:“你可以不告他,但日后你们赌博我们就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何况你想想看,如果你告他,属立功表现,我们可以不罚你,又归还你的摩托车,何乐而不为呢?如果你真不主动告发,我可要把你们全部抓起来。”他说话之所以如此自信,因为他觉得已有证据在手。与此同时,他的哥们,我堂姐夫所在乡的派出所同志已经拿着县法治办公室的批条到堂姐夫家中抓人了,并声称取走摩托车。堂姐当时“据理力争”地说既然抓了自己的男人,东西就得留下,什么时候人送回来了,东西再归还人家。她是一个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农村少妇,与我同年,她脑子里装的就是这样朴素的道理,她不知道自己这次是在与“政府”交涉,他的“正义”呼声显得多么微弱而无助。

后来那位赌场失利者便不置可否了,其实这样的局面也是那位怂恿者希望的,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自由行动了——关于这次赌博事件的解释他们可以一手操纵。于是我堂姐夫被抓,而那几位同时参赌的同伴逍遥法外。这时我堂姐朴素的“正义”诉求又向我叙说了:“要抓也得全抓呀,而且是那些人邀你姐夫的!”我对她的话无言以对,她说的当然有道理,这种道理根据的是一个简单的“直觉”。但法律上也是这么规定的:聚众赌博者从重处罚。从这个赌博过程来看,我堂姐夫显然是形式上的“被动参与角色”,他之所以受到“法律”的不公正待遇完全是因为派出所系统的主动出击。

二 分析

延伸的分析也就可以从这里开始了。

至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刑法》以及河南省的相关实施细则的规定,我不想在此深谈,因为这主要是法律适用的问题。我所感兴趣的是从这一抓赌事件中透露出的中国底层社会、百姓、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可以折射出中国底层社会长久以来的“政治惯性”。当然,在我的观念中未有对赌徒和赌博行为的先入为主的偏见,而是将其看作是个人嗜好,因而属于个人选择的范畴。也就是说,本文的分析坚持了价值中立的立场。

对喜欢赌博的人来说,存在着四种压力,也就是四种外在束缚。一是周围熟人及亲友的道德评价;二是家庭的经济束缚;三是赌友是否守规矩;四便是来自国家权力(由政府实施)的各种规范。周围熟人及亲友的道德评价构成了一个赌徒面临的舆论环境,这种压力现在看来越来越小,因为一个赌徒如果在亲友中并未做出有伤他们情感或利益的事情,赌博就只是“个人兴趣”了,至多偶尔在闲谈中提及,人们不会因此“癖好”而对他产生偏见或歧视。

家庭的经济压力是实在的,当一个年青人用自己挣来的钱偶尔参与赌博,家庭往往无力干涉,但在他结婚后,其行为就不得不考虑各方面。举例来说,我堂姐夫在结婚之后便极少参与这类活动。(这种转变足以说明:个人依其理性可以自由、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嗜好,而政府对此行为的强行干预便具有“家长式”的作风,多少有些自以为是和自作多情,这里姑且先不考虑政府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由而谋利的动机。)但众所周知,真正赌博上瘾的人若无相当的克制力便难以避免重返赌场。看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的读者就能够理解一个疯狂的赌徒的那种投入和忘我,对他们来说,理性和其他的一些束缚都可以变得不存在,唯一存在的就是押注和投注时紧张的快感。因而抱着对人性的关怀态度,可以分析他们参与赌博的第三个束缚条件,这就是参与者是否都守“道义”,即不得知通警方,按输赢行事,不介入暴力及其他报复手段,长期共赌便形成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循环套。这是一个灰色地带,参与赌博的人都受这个约定俗成的“规矩”的约束,犯规者将被淘汰出局,严重规者甚至会受到严惩。在这时,赌博团体的严酷性就体现了出来,我们那一带此风尤盛,因个人“自作主张”导致大伙受损而受罚者越来越少就是明证,而如能安于本分,则会受到这个规矩的保护。总之,这个规矩是完全自成体系,自治的,由进入圈内的人共同遵守,与国家法律规范处于平行的地位,作用于不同的领域。如果国家法律并不在此领域实施,起作用的就是这些“江湖道义”。

而江湖道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游民(流氓)传统的社会中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所谓的现代国家期待用全面的法治即一统的法制来治理并重整社会秩序,但在底层社会,其力量的伸展依然难以如意。所谓“法治的本土资源的缺失”就包含了“江湖道义”的封闭性这一点,而它之所以能保持稳定的封闭性,原因在于它自身也保持了圈内人的基本“正义”规则——而这种正义往往拥有程序的保证,大家都觉得公平。

最后是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现为政府系统的执法行为。在这次抓赌事件中,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是县政府法治办公室、某区派出所。很明显,他们行为的初始动机实为谋利,打的是“治安”的大旗——而治安在社会话语层面好像有勿容置疑的合法性和优势力量。从国家及法理上看,这些行为均属合法,因而也就使他们在怂恿那位赌场失利者告发我堂姐夫时“有法可依”。如果这种执法行为从实质上讲是正义的,就须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全面捉拿犯法者,照章办事,全面罚款,同时要求堂姐夫归还所赢的摩托车。但他们并未做到这一点。因而使明眼人对这些机关人员的所为产生怀疑,认定其行为是否具有正义性便复杂起来。

笔者认为,国家立法从治安角度出发禁赌,其初衷可以先设定为好的,如果赌博仅限于亲友的娱乐范围,法律自然不干预——这在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明文写着;但如果涉及较大额钱物,国家机关便要介入了。介入的目的是威慑和惩戒,以让老百姓规矩作人、好好做事,同时也预防由此导致的恶性后果的产生。对这个法律的根本精神,笔者自然宁愿不怀疑,虽然赌博在有些国家或地区仍属合法,中国政府对此立法也有“父母官”教导子民向善的倾向,但如果公正执行,其后果终究比无此立法客观上对社会要好。问题出在执法上,而执法人员是底层社会直接与老百姓接触的那些人,这便触及到本文标题所说的三个方面的复杂关系。

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以所在职位作为谋利的名由自古已然,古有书吏收取的“人情费”,现有执法者的中饱私囊。这本没有什么稀罕,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

现在我们来看基层政府在与百姓交涉时所产生的正义困境。百姓违法(广义的),政府捉拿并予以惩罚,这于政府好像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然而,如果这次赌博只是小打小闹,抓住了也就只能关几天完事,他们赚的便是牢房钱(据我堂姐夫说,牢房的伙食奇差却异常昂贵)和家人要求“宽待”或者提前出来的行贿款。因而有予以罚款特别是重大罚款的口实,他们便不会放过,因而设法将整个事后抓赌行为予以“合法性形式”的追加:让赌徒告发,到堂姐夫家“验明”摩托车让他哑口无言。因为有关条文的规定,他们便开始了对堂姐夫的威胁:交三千元钱即可出来,否则将考虑将他转交至劳改所。这里的根据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河南省实施细则》,“处3000元以下罚款”。3000元为上限,也不违反规定。堂姐夫在牢房里与他们僵持,他抓住了三点:一是自己确实是被邀请参赌的,因而责任尚轻;二是其他参加者均未被抓,这显然不公正——他想以执法机关知法犯法为名增加自己僵持的份量;三是可以归还原物,但交不起那么多罚款。前两点涉及基本的法律正义,堂姐夫试图以此为说法与基层公职人员抗衡,结果当然无效,那几位负责抓赌的人员态度强硬,从未改变。因而堂姐夫最后想到了一条路,看到了微渺的希望:通过“上面”施压,而他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因而想到了我,看我能不能帮他这个忙。

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一般都能理解底层农民那些比较天真和“纯朴”的观念,比如一个大学生考到了北京,则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和能力,尤其是有同学毕业后分到全国各地,或者交上一些有“实力”的朋友,便能在关键的时候“说上话”。北京的话对底下来说无疑是有威慑力的。他们这么期求有一个基本的预设:虽然底层政府不正义,以执法为名行谋利之实而且知法犯法,但高层直至中央却是好的,代表了正义的最后防线,因而需要“上面”的力量来迫使底层政府维持百姓的基本正义诉求,虽说赌博本身是件不丢人也不够光彩的事,但其中透露出的正义诉求与人命冤案中透露的正义诉求并无本质的区别。因而我当时听了堂姐夫的诉说后就深有感触,我以为这种底层百姓的行为方式代表了长久以来中国百姓的行为特征和心理倾向,极具说明意义。

下面对此展开表述。

底层百姓因为底层政府的败坏而不相信它具有公义,也不可能维持正义,因而对下层的政府便越不信任,越有逆反直至仇恨的心态。而中国的幅员辽阔,一个中央政府统一全国事宜只能通过比较抽象的形式,古代有道和教,现在是法。由于“天高皇帝远”,底层百姓很难知道高层特别是中央的真实状况,因而怀有一种期待,这种期待就是“终有天理在”,层级越高,天道愈明,离公义越近因而不公最终可通过上面来实现。这可以解释中国历史悠久的拦路告状传统,进京告御状现象的普遍及其在民众中的深远影响。底层政府的素质一般较差,又因为升迁的可能性不大,社会对他们的评价又不高,因而做为百姓谋利的实事的动力不足。于名无所求,因而变得极端实际而功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有恃无恐地办出各种明显不义的事情来。但又终因自己是整个权力系统的底座,自然摆脱不了整个权力系统的正义名头,这些名头在这些人眼里是一个极具实用性的工具,“按法律政策办事”而最大限度地为自己争取利益和管制百姓的快感。在目前的中国,因为立法的空档和对自由裁量权的不科学条文如“处多少至多少罚款”便为这些人从中谋利准备了制度平台。他们非正义的敛财在国家法律的名义下进行。伤害的是底层农民的正义感和他们的权威基础,从而使底层政府成为一个个名副其实的以暴力为后盾的掠夺组织。

现实格局下的底层百姓的正义诉求只能求诸“上面”,但如果他们没有相应的人际关系资源,便只能靠金钱来打通上面的关节为自己讨一个说法。显然,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可能这么做,但如果他们不太看重所谓的一个说法,他们这种人也会放弃这个麻烦;而无经济实力空有正义感或不平感的人便举步维艰,他们的唯一希望便是清官,或者自己幸运,不期然地认识了一位有权势有门路的人。但这种情况对一个底层农民来说其可能性相当小。

一村出来一个城市人,比如大学生或干部,这个人便成为全村以至于周围亲朋的一线希望,这种希望中当然包含了为自己将来谋取更好条件的期待,但也不能说没有包含一种正义诉求:底层农民希望上面有一个“自己人”,这样,自己起码可以不受不公正待遇,这样活起来至少比较有尊严。一个法律事件,得到的结果是底层政府的行为明显不公义,而百姓又无理直气壮的理由与其抗衡,法律政策从表面上看又是与底层政府一致的,因而也只能通过上面的方式来解决。上面的力量并不在于它能增进弱势者的利益,而在于它能维持一个起码的公义,即实现法律初衷的公平和公正原则,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底层百姓也足以感到自豪和欣慰。

堂姐夫说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想到找我的,因为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本科的同学中也有不少到政府部门工作,而我也一定认识了一些所谓的朋友,因而在他看来,我这样的一介书生还是有些办法帮他忙。他对我说,能否找个“上面的”(稍微沾点边就行)人以“执法犯法”为由让他们放人或者减少罚款数额,只要能找一个在县级以上的人说一句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道理我自然明白。后来我也确实找到了一个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一位朋友,但他却不愿意这么做。这位朋友明确地告诉我,越是底层,情况越复杂,也就越不可理喻,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也别参乎其中,因为一旦介入其中就比较麻烦,尤其是对我以及家人不利。这种说法让我惊醒,我远在北京,日后也少会返乡,所受底层政府的影响当然较小,但我的亲人却还要在那里生活,如果因为此事让他们知道我,我的亲人将可能面临难以避免的麻烦。所以,对“上面”的人来说,维持正义也不是他们的首选目标,他们对这些事情的解决也是动力不足,相反,他们要权衡各方利益,如果这样做既不能长多少威名反而可能带来麻烦,他们会主动抛弃这种请求。有人可请求的堂姐夫尚且如此,无人可请求的只能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了”。

在此情况下,底层农民对“上面”的正义诉求也就慢慢落空,但这种落空并不会导致他们对整个体制及国家的怀疑,他们怀疑的是自己的命运:自己为什么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而有点得力的关系呢?他们等待的是自己的“来日方长”——在自己的亲戚朋友圈中终究会有人“起来”的,平时他们就这么“忍辱负重”下去,对整个体制毫无怨言。整个国家依然可以大一统,可以大局稳定,但在底层,早已烂掉。众所周知,这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底层社会的演变律,农民的期盼好运也是长期的绝望造成的唯一希望——尽管这种希望有一定的虚幻色彩,不能埋怨他们怎么愚昧不知道反抗,因为他们首先得生存下去——而底层政府往往又是能让他们保持在生存线上的。其实,这也是百姓不大可能思考到整个体制上的原因,也因为如此,他们的正义诉求一直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

三 结论

综上所述,因为江湖规矩被局中人破坏而受政府规束,江湖中的“正义”受到政府侵犯,政府以国家的名义执法,但执法中谋求非正义之利导致了底层农民的又一论正义诉求,这种诉求是合法而显明的社会正义范畴。这种诉求更直接地体现了农民对国家权威的依赖和期求。但最终因为这种期求的难以兑现,他们便只能将微缈的希望寄托在能否与一个“得力人”攀上关系上。正义诉求自然强烈,但实现这种愿望的途径最终却只能变成私人化的,因而使他们的诉求变成了又一个难以简单评说的对象。这在我们国家是最难改变的“传统”,谁都知道,中国不仅是个官本位的国家,更是个关系社会,而现有的权力体制又进一步强化了个人对关系的依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只能是衣食无忧的文人们恨铁不成钢的旁观者言,与百姓遥不可及。我们得承认,依然有太多的百姓好像注定了也习惯了这种“无望中等待希望”的生活。如果我们关心他们,我们也要首先考虑我们的体制和生存环境,而不是百姓“素质”的问题。

我之所以从一个看似简单平常的抓赌事件出发作了如此延伸的分析,是因为我认为,在中国底层社会,“江湖道义”、“政府规范”与“正义诉求”三个概念还可以作其他的各种解释和联想,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基本代表了历史上和目前部分农村地区的现实。比如,我们完全可以将农民的自治领域和他们行为的独特方式看作是区别于国家规范的规矩,而政府的规范与此当然有一致也有冲突,政府虽然有全面张扬自己意志的愿望,却无这样做的理由和能力,因而使得底层农民的正义诉求具备了双重身分,也具有了相当的复杂性。对此复杂性,只能结合他们的独特处境和中国独特的官民结构去同情去思考。否则,高高在上的学术解说便成为学者们的梦中呓语,早已与农民无关。

四 尾声

这件事的结局是,我没有设法为堂姐夫在“上面”说话,他因为要外出打工时间紧急而被迫借钱交了3000元的罚款,而那位赌博失利者最终得到500元,并重新得到摩托车,条件是:以后得为派出所说话,外面若查下来就说是自己主动告发的。事后,他找到我堂姐夫,将500元钱交给他并表示了深深的愧疚,同时将派出所人员鼓动他告发而自己坚持不置可否的情况予以坦白。他说出这些是为了表明他在面临那些派出所工作人员时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从最开始到最后的“分成”他都没有选择,只能随他们去办,因而他是“无辜”的,绝无主动告发我堂姐夫的意思,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这才有堂姐夫知道的一切,也才有我前面比较连贯的叙说。

这个结局颇为耐人寻味。江湖规范在一个缺乏对底层政府予以信任和支持的底层社会,依然起着维系基本公义的作用,江湖虽然隐而不显,但它依然存在,且保持着它的各种规矩。

堂姐夫原谅了他,却对派出所的几位工作人员恨之入骨,同时在告诉我这种情况之后为我的“无能为力”表示了深深的淡漠。

对此,我又能再说些什么呢?

2002年9月初稿

2002/11/5改稿于燕园47楼

作者E-mail:wu-liuwei@163.com。(本文首发于《世纪周刊》,后载于《百姓》杂志2003年1月上旬刊。)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200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200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全文如下:    2月2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2000年国别人权报告》,再次以“世界人权法官”自居,采用歪曲、捏造的手法罗织罪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而对其自身的人权问题却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下面的材料说明,恰恰是美国存在着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    一、“民主”神话被戳穿,政治权利遭亵渎    美国一向自诩为“民主的典范”,不断向世界各国兜售“美国式民主”,动辄以“民主”为借口对别国指手划脚、横……去看看

滞后与压缩:中国人口生育转变的特征

原载《人口研究》2005年第3期  「内容摘要」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人口生育率转变滞后于死亡率的转变就是一个十分显著的不同点。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具有这种生育率转变的滞后特征,而且还形成了由于现代化发展失去机遇而追赶时间式的"压缩性"特征。滞后与压缩是我国人口生育率转变独有的特征。  关键词:滞后;压缩;人口生育率转变  「作者简介」李建新,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涂肇庆,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1引言  迄今为止,关……去看看

论“幸福宪政”的手段与目标

一、人类幸福来自于宪政  人类的幸福从哪里来?有人说是劳动,有人说是智慧,还有人说是自我认同。三个答案在我看来,都不正确。因为三个答案都在答非所问,我们问的是“人类的幸福”,而三个答案答的是“个人的幸福”。正确的答案是:人类的幸福从宪政中来。   人类自1689年开始就在建立一种“幸福宪政模式”,人类的宪政都是追求幸福的“幸福宪政”。300多年后的今天,幸福宪政模式已经完全成熟,人类幸福已经与人类宪政密不可分。   二、“幸福宪政”用“稳定、自由”两大手段实现“幸福”一个目标   (一)“稳定国家”是“幸……去看看

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实践检验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的,是要把头足倒立的事物再颠倒过来,因而,“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需要巨大思想勇气的思想解放运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称“《实》文”)的发表及其引起的全民大讨论,至今己经整整30年了。这场大讨论,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耀邦同志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今天的人们回顾这段历史,尽可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作出分析、总……去看看

走向法治国家的路径:从信仰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型

「内容提要」法治被社会接受的程度,是法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本文所给的现实社会中有关基层政权的一个调查:反映了城市街道和居民委员所面临的问题和所作出的选择。其本质是,以经路径为特征的小农社会,向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社会的转型;是从信仰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型。而目前走向法治国家所面临的障碍,来自社会系统中纬路径的缺失。  「关键词」法治国家;经路径;纬路径  如果说法社会学是法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科学,那么,法治被社会接受的程度,或者说法治溶于社会的程度,应该是此学科的基本问题之一。曾经师从默顿,后来成为美国加州大……去看看

转型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

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这是观察中国一切问题的基本点,民族主义问题也不例外。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它的内外关系都涉及民族主义。本文主要考察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民族主义问题。苦涩的历史回顾19世纪,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浮出水面。对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说来,民族主义通常都以保卫和拯救祖国的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就保卫自己的国家而言,尽管成效不彰,但凛然正气成为代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而就救国大计来说,当时朝野上下沉溺于本国传统文化,以文化民族主义构筑了一个抗拒外来先进文化的顽固堡垒,负面作用非常……去看看

“五四”是独特的吗?

二十一世纪 一九九九年六月号第五十三期  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件大事。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影响比较明确;五四运动却不一样:它的性质和评价至今仍有争议,在世界近代史上它应该占怎样一个地位,似乎也还未有定论。当然,如所周知,胡适视他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北大学生在胡适、陈独秀支持下办《新潮》,把它的英文名称定为 Renaissance 。而且,远在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就已经有意识地推行他心目中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批孔和文学复古;日后他的学生、朋友,如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都成了……去看看

曹聚仁与周作人

曹聚仁与鲁迅的关系是人们所熟悉并经常谈及的;但聚仁与虽为鲁迅二弟、却有着不同追求的周作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或许“聚仁与周氏兄的关系”将给人们提供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致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而本文却只想提供一些有关聚仁与周作人关系的材料,以供对此课题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1925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里曾有如下记载:“得曹聚仁君函”。这大概就是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的开始。据曹聚仁后来回忆,他当时正“十分醉心”于《语丝》所表现的“独来独往”的“自由主义”精神,“做过他们的……去看看

美国“新孤立主义”的神话

作者按:本文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委托课题成果。  内容提要:孤立主义作为美国政治文化与外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流地位早已为全球主义所取代,但每逢美国的国际处境恶化或国内问题突出,孤立主义便会抬头。就维护自身利益的目标而言,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其实殊途同归。冷战后尤其是伊战以来,美国人的孤立情绪确实有所上升,但新孤立主义的政策主张更多地反映了某些特殊利益群体的需要,未必代表公众的普遍意愿。美国的世界地位、国家风格及其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放弃全球主义。  关……去看看

金融一体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与教训

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增加人均收入,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健康和教育状况,扩大人民选择机会,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轨。从1960年代初以来的30年里,东亚地区各经济真实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4%-6%,是拉丁美洲和南亚的三倍左右,比次撒哈拉非洲快五倍。同时,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从7.2亿人减少到3.5亿人,预期寿命从1961年的56岁增加到1990年的71岁,东亚地区的几个经济已经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东亚经济在上述指标上所取得的成就,使东亚经济在近10来年成为其他地区发……去看看

群众论

本文原载1937年5月3日,舆论周刊   (一)   四十年前(1897),法国学人吕滂 Gustave Le Bon在他所著的《群众心理》一书中便说:『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危机的时代,人类思想正趋向转换的途中。构成这样转换的基本原因有二:一为吾人文明一切所自出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信仰之摧毁;一为科学工业近代的发现,为思想及生存创造了崭新的条件。过去的观念尽管已被摇撼,还仍不失其为强固有力,而应代之者又只在形成中,近世纪於是乎代表一转变和混乱的时期。这样一个时期,自不免庞杂纷呶,现在亦难於说出将来会得怎样。承继我们的社会,将建筑在何种基本……去看看

回忆二十年前的今天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地攫取了我国东北各省,华北地方,由于地理的关系,就首先成为日军加紧侵略的目标了。这时,国民党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华北,被迫将这一片破碎混乱的土地,交给他们向来歧视的“杂牌队伍”——第二十九军来防守。第二十九军是原来冯玉祥所部的旧西北军的一部分,曾经在1933年春天,在喜峰口和日军打过死仗,有一定的战斗力。二十九军自从管辖了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以后,财政方面,活动些了,它从国外购买军火来补充实力,又把原有四个师的编制人数扩大了些,此外又增编了几个旅,名……去看看

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

没有人幸免于罪!   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   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   这是我们面对的   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引言:为什么不能不写这本书?   一  2003年6月4日中午,家住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李桂芳把三岁的女儿李思怡锁在家中,然后自己去金堂县“找点钱”。她在金堂县红旗超市偷窃两瓶洗发水时被保安抓获。随后被金堂县城郊派出所警察带回派出所。在确认李桂芳吸毒之后,城郊派出所报请金堂县公安局批准,决定依法对李桂芳实施强制戒毒。在此期间,李桂芳曾多次提出其三岁女儿被锁在家中,要求……去看看

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

一、引言1978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翻开了改革开放的新一页。改革开放的内涵,起初是比较明确的:在经济领域,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国营企业的“两权分离”;在政法领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极左思潮拨乱反正,开展思想解放运动。弹指之间,自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至今,已经过去十六年。在这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3年判定,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家:政治上,几经风雨;在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变化是,已经牢固确立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改革的具体内涵却不如起初……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