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误读哈耶克就教于黎鸣老师

  黎鸣先生最近在《战略与管理》第三期杂志上发表了《误读哈耶克及其自由主义》,这可是近年来咱们中国人研究哈耶克及其自由主义思想的一大妙文,本着认真学习的精神,本人将其中的一些疑点写出来,就教于黎鸣老师。

  文章一开头,黎先生就很轻蔑地描述了苏联东欧巨变之后,哈耶克在这些地区突然走红的情况,“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得哈耶克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东方一些知识分子心中最伟大的圣哲,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纷纷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哈耶克协会’”,黎先生在文章结尾一段猛烈地为自由唱了一段赞歌,“自由是人类生命的价值自身,不仅是终极的,而且是绝对的”,那么,当这些人士“自发”地喜欢上哈耶克,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喜欢一个人和他的学说甚至把他奉为神明,难道不正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吗?怎么就让黎先生看了不舒服呢?难道我们必须不喜欢哈耶克,或者只能按照某个人——但愿不是黎先生本人——或某个机构所规定的方式或热烈的程度来喜欢哈耶克吗?

  当然,这些东欧人只是陪绑,黎先生真正的目标是中国文人,“在中国,一些缺乏理论素养的文人更是一哄而起,也更不知所以地齐颂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乃至‘原理’的‘洞见’和‘圣明’来”,在这年月,文人本来就是一个不怎么招人喜欢的字眼,况且又是“缺乏理论素养”,更兼“一哄而起”,中国刚刚起步的哈耶克研究,简直就是丑态毕出了。

  当然,黎老师是很懂得皮里阳秋的文章作法的,立刻又加上一句,“看过上述行文的语气,人们肯定会把我当作哈耶克的明确的反对者了,其实并不尽然。与其说我反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和理论,莫如说我反对一些中国文人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的非常不恰当的颂扬;而我的这篇文章则与其说是意在反对哈耶克对自由价值的高扬,莫如说是意在对他的关于自由的理论阐释的偏颇之处的揭露”。

哈耶克心胸狭窄?

  然后我们就看到东一榔头西一梆锤的揭露,其中最大胆者,当属这一句话:“哈耶克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显然不如凯恩斯、熊彼特来得豁达大度,而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则又显得缺乏全面的历史洞察和人性宽容的胸怀。”

  黎先生本人是哲学家,对于哈耶克的政治哲学自然是可以任意褒贬的,笔者无由置喙,而他像水泊梁山排座次似的给几位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搞出一个排行榜,的确是需要相当的理论勇气和过人胆识的。当初有人给中国现代文学家排定名次,其实这活儿应该交给黎先生,相信就不会惹出后来的许多是非。

  我不是经济学家,所以我并不能阐述哈耶克对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贡献,我宁愿把这交给经济学史专家去研究,而绝不会也许只是根据《通往奴役之路》这么一本通俗的小册子(当然这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如果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则是20世纪一本相当重要,或者简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不管是黎先生是否喜欢——的著作),就对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信口雌黄,我知道那是会贻笑方家的。

  当然照中国的某些哲学教科书,哲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科学,黎先生是哲学家,也许掌握了这些普遍的科学,因而既有能力、也有自信,评论哈耶克的经济思想。所以他说:“他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事实上在过去一直并未取得成功,而在今天和未来,我更认为与其说它是新世纪的希望,还不如说更可能是祸害。关于这一点我想有机会另外撰文专门加以论述,”让我们等着这位中国的哲学家将如何批判哈耶克的经济学的。

  在看到这部预告中的大作之前,我只知道,就基本的历史事实而言,哈耶克好赖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然,在咱们中国,很有一些人士是很看不起诺贝尔奖的——至于是不是酸葡萄心理我不敢肯定——,但是他的全集中经济学论著占了十几卷,他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大将,他在商业周期、在价格理论等方面的贡献,恐怕是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否认的。我也知道一点点,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都曾经多次承认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美国、英国经济之所以在近来把欧洲、日本甩到后面,与许多人士不屑一顾的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是大有关系的。我也知道一点点,70年代的滞胀跟凯恩斯理论是脱不了干系的。

  当然黎先生也并没有仔细评论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怎么样,而是很巧妙地把话题引到哈耶克的人格、性格甚至道德方面,就像说他不够豁达大度,没有人性宽容的胸怀,等等,然而最有杀伤力的,还是说哈耶克具有种族偏见。

哈耶克具有种族偏见?

  黎先生看来是很看不起“情绪化”的,他说“仔细分析人们近来之所以对哈耶克及其著作热衷,会让人感到,其中戏剧化的情绪性竟远大于真正从学理上作出分析理解的理智性”,然而,当黎先生断言哈耶克对于纳粹等专制统治的解释结论“其中甚至可以说不乏种族偏见和阶级偏见”之时,是不是也顺便犯了“情绪性”之大忌?

  在这个到处都讲究政治正确的时代,说一位名满天下的学者具有“种族偏见”,搁在哪个国家,都是很严重的指控,可是对于如此严重的一个命题,黎先生却没有给出一个有力的解释。我不希望看到一位哲学家随随便便地撂下这么一句很严重的话,然后却跟没事人似的走人了。

坦率地说,这种指控让我不愉快地联想到,当今中国一大群爱国人士和革命志士指控孱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充当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卖国等等的,妙的是,这些急于充当道德和学术法庭上的法官的人士,也同样没有给出明确的、有说说服力的证据,让我这个间谍小说迷很是失望。

  回头再来看哈耶克的性格、胸怀,我看到的一些传记材料中的确提到了哈耶克性格上的某些缺陷,可能确实有偏执、狭隘的一面,但这是有原因的,他刚刚开始进入国际学术圈,家卷入与凯恩斯的世纪论战中,且一寡不敌众而黯然落败,此后一直到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整个政治和学术界都被他的思想对手凯恩斯主义者所控制,他只能在学术圈的边缘活动,他之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则被主流学术圈轻蔑地嘲笑为“怪物”。在这种长达三、四十年不被理解、接受,生活于压抑、嘲笑中,如果一个人的性格不发生某种变化,那才叫怪事呢。

  而对此,我们是否应该持一种同情性理解的态度?仅仅是此种不畏学术权威、尤其是结合了政治权力的权威,不管思想的时尚,而坚守自己的立场、信念、观点,这种追求学术之真,“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恐怕都是令人钦佩的吧,黎先生不是反对墙头草吗(下文论及),这就是独立持守的精神。当然,有些人士,仅仅因为他们不喜欢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哈耶克这种在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大行其道的时期,坚守自由主义的精神,就被他们视为冥顽不化。就看你从什么角度看问题了。但是,与人为善,多一份理解,总是一种美德吧。

不许误读!

  黎先生显然是一位治学严谨的饱学之士,所以,看了那么多缺乏理论素养的文人误读哈耶克及其自由主义,大概很不舒服,用了很大篇幅来列举这种误读,比如“为自由的构成设计出一套社会理论,原著作者本人在上述书中也只不过用了很小的一部分篇幅(主要在第一部分的第四章),而国内译者却把这一部分的思想夸大为全书的核心甚至主题,”还有“近年来中国思想界流行的某哲学家所谓的‘告别革命’论,以及不断发起的对本国近代历史中所谓‘过激’行为的指责,甚至还牵连到对法国大革命的不加分析的抨击,”以至于让黎先生“感到中国文人就像一堆没有头脑的墙头草,随着外面吹来的风向倒”——慢着,这句话我曾经在中学就学过,好象是某位特伟大的伟人用来形容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坚定的革命性的,不知黎老师要让俺们这会儿去革谁的命?

  笔者没有替“国内译者”或“某哲学家”辩解的责任,不过觉得黎先生对文人太不宽容了——好象黎先生自己倒不是文人似的——难道黎先生也想变成哈耶克那样不够豁达大度,没有人性宽容的胸怀?

  而且,误读难道不也是一种读么?我在我自己的书房中,面对着一本书,难道不能想怎么读就怎么读?这难道不是我自己的自由吗?你凭什么就说你得了哈耶克的真传,你所理解的哈耶克思想就是哈耶克自己所思想的,而我所理解的却不是?难道您跟哈耶克真有单线联系?

  在哲学家面前,我不敢搬弄其实我自己也没怎么弄懂的解释学呀、文本呀什么的,不过鲁迅先生关于红楼里的那句名言我还有印象。其实误读在哲学、文化历史上太多了,最有名的比如严复对于赫胥黎的误读,本来人家是驳斥社会达尔文主义,到了严老先生翻译成《天演论》,却成了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竟然成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名著,如果黎先生真得治学严谨,应该跟严老先生叫叫板。而如果照黎先生的标准,整个那些奉《天演论》如思想之甘泉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都只能划入“没有头脑的墙头草”之列,呜乎,如果黎先生再生一个世纪,定可为那群知识分子指点一条由“草”变人的捷径的,可惜历史不是如此,所以现在我神州大地仍然是“一堆”又“一堆”的草们一如既往地“随着外面吹来的风向倒”。

不准片面!

  黎先生治学严谨的另一大依据是非常注意追求全面,他说中国文人追随哈耶克,非要在英国传统的唯经验论与欧洲大陆传统的唯理论之间,“辩出个谁对谁错,实在是枉费心机,就像近百年来西方哲学史上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的争论一样,全都只是一种片面之论”。黎先生有说,“哈耶克可以跟随柏克反对法国大革命,进而反对德国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经济学的凯思斯主义,反对政治学的民主的精英主义,并进而反对一切的集体主义、一切的社会主义、一切的建构的理性主义,但今天的中国人不能,今天的中国人必须自己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尽量进行最大综合的选择,并尽自己一切的可能发展自己建构的理性。”

  这才怪了,一个学者必须很全面才可以说话吗?中国的学者,起码是一部分学者,或者说只是很小一部分学者——事实上现在最多也就是很小一部分学者——就不能跟随哈耶克克去反对反对那一大串?为什么非得人人都跟掌握了历史最终的规律似的没有片面,那样地面面俱到?难道不全面犯法吗?

  我相信,当一部分中国人,从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对法国大革命的顶礼膜拜,转而采取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的时候,他们总有他们的理由,同样我也相信,当一部分中国人反对一切的建构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集体主义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理由。在这一切作为学术界神圣被供奉了几十年之后,有一部分人怀疑一下,难道都不可以吗?彭德怀曾经对最高领袖说过一句话:你在延安操了我那么长时间的妈,我现在操你这么几天,怎么就不行吗?这话有点糙,可用在这儿蛮合适。

  其实比如说对于法国大革命,法国人自己的看法好象也是变来变去,好象也是各人有自己的看法,而中国人来来回回地议论,也并不是为了讲什么故事消遣用,都是为了探讨中国自己的问题,就像黎先生突然跟大家扯起哈耶克的家常来,恐怕也不是对哈耶克有多大兴趣,最后还不是要说到中国来。

西方哲学怎么说死就了?

  在文章的最后,黎鸣先生“顺便提及”了一句,其实在我看来,这才是黎先生这篇对于哈耶克的思想,横跨各种学科的,东一榔头、西一梆子式的“全面”批判文章的真正落脚点,即“按照笔者的观点,时至今日,西方的哲学也已经死了。仅按照来自西方哲学的范畴和概念已没有能力真正关切人类的命运了”。黎先生对于哈耶克的“揭露”其实只有在这一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楚,也显得很丰满。

  不过,说实在话,念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差点叫出声来:饶了我吧,黎老师,这句话,自打梁任公从一战时候讲起,已经快一个世纪了,已经换了好几个朝代了,已经死了好几茬遗老遗少了,这种意思的话,您就不能换种说法吗,您就不能给我这愚钝的脑子一点新鲜的刺激感吗?

  难道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真的有那么大的魔力吗,难道一句谁也说不清楚、从来都是落空的预言重复上一万次,真的就可以变成真理吗?我说从来都是落空,我相信并不是空口无凭,看看西方哲学界的热闹劲,再看看咱们的哲学圈,我真的不知道何来你死我活的结论。

  退一万步说,即使西方哲学已经死了,那我们的哲学家应该持何种态度?

  在我心目中,哲学家是最应该有悲天悯人之情怀的,如果黎先生真是哲学家,那么当他宣布“西方哲学已经死了”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沉痛之感的,哪怕是一丁点也行,因为西方哲学毕竟也是人类智慧的一种,哪怕是很低级的一种,好赖也是种智慧吧,西方哲学死了,无论如何也是整个人类哲学文化事业的一个损失——除非你把西方排除在人类以外——西方哲学之死,对于我们中国人或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也是净的损失,因为在股市上基本上是你赚的钱就是别人赔的人,而在思想的市场上,别人输了,并不意味着你就赢了。

  然而,中国很有些哲学民族主义者却真的把思想哲学论坛当成股市了。西方哲学死亡之际,正是中国哲学出头之日,德高望重的季羡林老先生经常说过的一句话就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前是你得意,今天(或者明天)就该轮得我阔气了,“因此,在一切所谓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心理科学方面,中国人大可不必盲目地膜拜任何西方人。”这话当然没有任何可以质疑之处,只是放在西方哲学已死的后边,就很有些言外之意了。

  所以很遗憾地,从黎先生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似乎看不到沉痛之感,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意气风发,看到的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气概,看到的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式的伟大理想。

  然而,中国哲学要出头却非得等到人家西方哲学死亡之后,这中间透露出的究竟是自信,还是其他什么,我还真有点要黎先生指点迷津。如果一种哲学,非要等到其他所有的哲学死了之后才来耍威风,那还算英雄好汗吗?所以如果我是黎先生那样的哲学爱国者,我不会在大讲“我们不必盲目膜拜任何西方人”的时候,又去讲什么西方哲学已经死了,即使我有这种幸灾乐祸的想法,我也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来。

中国哲学如何救世界?

  当然,黎先生是哲学家,而我不是哲学专家,所以黎先生大约是不怕别人看出来的。而作为一个门外汉,我非常疑惑,哲学,或者任何其他学术,非得分出个中国、西方,用黎先生的话叫做他们“西方的”和我们“自己的”,然后非得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分出个高下尊卑来吗?作为一种学术的便利,我们当然可以分出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然而,当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坐在书斋中,思考人类之命运、辩析善恶之分际、穷究自由之真谛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是否非得存有地理之畛域?他是否只能进行西方式的思考,或者只能运用中国式的智慧,他是否只能在二者中选择其一,然后一条道走到黑,而不准东张西望?而在中国的思维方式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之间,是否一定要分出一个谁先进、谁落后,谁适应某一时代,而到了另一时代就过时了,而必须用另一种方式才能适应这个时代?这就好象皇清的时候,是辫子的天下,而到了民国,就不能要辫子了。这种机械的想法,与喧腾一时的社会主义物理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这类天大的笑话,有多大的区别呢?

  退一步讲,三十年河东是西方哲学,三十年河西就该是我们中国哲学了,那么,我想斗胆请教一句:中国哲学在哪儿?是孔子?是老子?是鸠摩罗什?是王阳明?还是毛泽东?或者是冯友兰?还是当今各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系?或者是黎先生自己供职的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就像许多人士振臂高呼要用中国文化拯救世界一样,我们首先似乎要弄清的是,中国文化在哪儿呢,经历了长期的大破大立,经历了国家权力对于民间社会的长期的型塑,中国还有多少中国文化?同样,经历了长期的思想改造,经历了不间断的批判(这种批判方式甚至一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理想中的中国哲学在哪儿呢?

  毋庸讳言,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本能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一直被压抑的民族而言,这种情绪强烈一些,一点也不奇怪,哲学家也是人,有这种情绪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真正令人不安的是,所谓的哲学家、或者战略家、或者经济学家,听任自己的这种情绪泛滥于学术思考之中,甚至完全被这种情绪遮蔽了学术研究所必须的理性。如果学者们或者是文化大师们,在学术研究中也存了国族的畛域,此种学术智慧还有多大价值,实在是值得怀疑的。

  黎先生说“中西各国人性观念传统不同,‘自生自发’的秩序之路也不同,仅就此而言,哈耶克的社会理论就不可能是普适的”,可是照着黎先生的想法——还有很多先生也做如是想,比如盛洪先生就发誓要用中国固有的天下主义来取代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更早梁启超先生要用中国的精神来取代西方的物质——,似乎在西方哲学死亡之后,咱们中国的哲学却可以成为普适的,因为显然西方哲学死了,可人活着总少不了哲学,所以必然投奔咱们的哲学;这可把我搞糊涂了,人家的不能普适,凭什么你的就能普适?你说咱们的哲学就是能普适,根据又在哪儿呢?

  如果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根据,则你怀着一种哲学民族主义的信念去拯救已经没有了哲学支持的西方,这种伟大的救世理想,我估计,最终难免是要落空的,因为人家看见你那一副拯救者的架势,恐怕造就吓得四散而逃了。

  我觉得,在这几十年来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学术批评——或者干脆就是学术思想大批判中,有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批评者总是抱持某种刻薄的心态,而进行百般的挑剔——可能我这篇文章也有这毛病,以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里的族类,可以说民族的,也可以思想立场来分野——的进行思想学术批评。似乎觉得非如此,不足以树立正确思想或我民族传统之地位。

  然而,既然如黎先生所言,中国要“有勇气创造自己的理论”,那么重要的就是创造,而不是非要把别人的理论先推翻,推翻别人的理论难道就是创造自己的理论的必须的确前提吗?为什么我们不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而是非要被别人踩到脚底下?为什么我们不能期望双赢,而非要搞零和游戏?站在别人或者是自己前辈的肩膀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有些创造性?

  当然,在思想的市场上,没有什么可以免于批评的老虎屁股,哈耶克也可以被人批评,事实上,在中文网络上,骂哈耶克什么难听的话都有;问题在于,在摸老虎屁股之前你得想想,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哈耶克也许可以被骂得狗血喷头,西方哲学也可以被骂得一文不值,问题是,这样一来,你就能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就能把天下一统于中国文化吗?我的答案很明确:不能。

  (2000,6,25初稿,8,23二稿)

附件:误读哈耶克及其自由主义
----------------------------
黎 鸣

 
  哈耶克(1899—1992)近来成了东西方一些人士心目中共同的圣哲。1970年代西方经济中出现的严重的滞胀现象使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失去了信心,而西方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也同样引起人们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厌恶,这促使西方人回过头去怀念对此二者都曾作出过尖锐批评的哈耶克。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即是在这种情势之下的顺理成章之事。他重述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再度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之灯。在美国,他成了“公民拥有充分自由权”运动的伟大的精神领袖;在英国,连公认坚持保守观点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自称是哈耶克的信徒。

  最具戏剧性的事情还是发生在东方。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得哈耶克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东方一些知识分子心中最伟大的圣哲,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纷纷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哈耶克协会”。在中国,一些缺乏理论素养的文人更是一哄而起,也更不知所以地齐颂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乃至“原理”的“洞见”和“圣明”来。

  看过上述行文的语气,人们肯定会把我当作哈耶克的明确的反对者了,其实并不尽然。与其说我反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和理论,莫如说我反对一些中国文人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的非常不恰当的颂扬;而我的这篇文章则与其说是意在反对哈耶克对自由价值的高扬,莫如说是意在对他的关于自由的理论阐释的偏颇之处的揭露。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如果真是完全按其理论行事,恐怕就要永远反“自由”之道而行之了。说白了,哈耶克对自由的理论的阐释,只适用于近代英美的人群,而根本不适用于东方乃至其他具有不同人性传统的人群,甚至是欧洲大陆的人群。总之一句话,哈耶克的关于自由的社会理论决不是对全人类普适的,真正普适的关于自由的理论必须倚待新世纪人类对全人类普遍的人性的更深刻的洞察。固然,我的批评也未必就一定是公允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我当然应该正视我自己关于哈耶克的知识本身的局限,不过,我的确不认为现在中国真正有什么研究和解释哈耶克的权威,正因为如此,我才有勇气提出较尖锐的批评,并真诚地欢迎辩论。

  首先必须指出,哈耶克对于作为人类生存的普遍的永恒的自由价值的颂扬,无论如何加以肯定都是不会过分的。在这点上,他继承了英国弥尔顿、洛克、休漠、亚当·斯密、J·S·穆勒等几代自由思想家的优良传统。我们的确应该肯定,自由作为人类生存的价值,不仅仅只是目标,还更应该是人类生存本体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诞生、发展、进化,简直就是自由价值夺身的诞生、发展、进化,或者说,没有自由就没有文明,当然也可以说,没有文明也便没有自由。二者在人的自身基本上是同一的。

  我同意哈耶克的说法,作为价值,自由永远高于民主和平等,更具有基础性、终极性,甚至绝对性。如果没有自由,民主绝对是虚假的,平等也绝对是不可能的,至于人们经常争论的效率与公正,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一点,只要稍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中国人就不会不明白。由此可知,当下对民主、平等、效率、公正的讨论显得是多么地滑稽和不自然。

  此外,近代人类所论的自由更主要地是指理性支持下的自由和法治意义下的自由。在这一点上,我与哈耶克也同样不会有任何分歧。重要的分歧在于,社会在什么样的形态下以及如何才能滋长、维护和发展个人的自由。

  哈耶克在其《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特别提出了“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原理,并对西方的理性主义作出了“进化的”和“建构的”二分法,且进一步主张进化的理性主义,而坚持反对建构的理性主义。

  还应该注意到,为自由的构成设计出一套社会理论,原著作者本人在上述书中也只不过用了很小的一部分篇幅(主要在第一部分的第四章),而国内译者却把这一部分的思想夸大为全书的核心甚至主题,乃至不惜擅自杜撰原书书名中并不曾具有的含义,把constitution释成“秩序原理”,似乎哈耶克在此书中主要是在为自由设计一种社会理论,而不是主要在高扬自由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这样做的结果,与其说是在体现原作者著书的宗旨,从而提高读者阅读此书的价值,毋宁说是译者以其片面主观的理解把原著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暴露出来,从而反降低此书对于读者阅读的意义。

  哈耶克从20年代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反对国家宏观控制经济以来,一直发展到反对一切所谓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建构的理性主义,乃至最后竟然无视“社会公正”的存在,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作者自始至终维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经验主义以及渐进的进化论等等英国近代的思想传统,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同时,这与他本人的情感经历也是相合的。哈耶克出身于维也纳著名的犹太富贵世家,既曾身受德国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迫害,更长时期在欧洲大陆汹涌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中有过深刻的亲身感受,这一切与他对欧洲大陆唯理论的革命传统的过分的厌恶和对英国的唯经验论的自由改革传统的过分的颂扬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哈耶克的最初成名与其说是由于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莫如说更主要地是由于他的政治哲学和法理学。他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事实上在过去一直并未取得成功,而在今天和未来,我更认为与其说它是新世纪的希望,还不如说更可能是祸害。关于这一点我想有机会另外撰文专门加以论述,此文更主要地是在于批驳他的为中国译者所特别加以强调的关于自由的社会“原理”。

  仔细分析人们近来之所以对哈耶克及其著作热衷,会让人感到,其中戏剧化的情绪性竟远大于真正从学理上作出分析理解的理智性。

  八九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事件,似乎就像第九颗行星的发现之于牛顿,或星光经过太阳引力区的偏折现象的发现之于爱因斯坦那样,竟然奇迹般地把哈耶克作为伟大的预言家的地位一下子提到了几乎与牛顿、爱因斯坦并驾齐驱的高度。

  然而在我看来,哈耶克作为人类自由价值的高扬者固然十分可贵,但是作为阐释自由的理论家,尤其作为自由主义的社会乃至政治的预言家而言,却大有值得商榷之处。

  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于1944年,他当时明显关心的是处于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动向,根本与东欧无关,当然更与中国无关。哈耶克当时耿耿于怀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和罗斯福新政正在英美两国大行其道。他预言英美将因此而“通往奴役之路”,这既是危言耸听,更是与这两国后来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应该说他的预言是失败的,因为这种预言在英美甚至缺乏警示的价值。事实是,美国从3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状态中经过罗斯福新政和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一步一步走向了繁荣,后来以其强大的国力支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并又接着在战后帮助欧洲的重建,美国也因此而取代了英国成为本世纪世界头号强国。《通往奴役之路》的预言早被人们丢到脑后了。不期然,这种预言却在80年代末东欧人士的心中使哈耶克一夜之间成了社会主义厄运的伟大的预言家明星,这真是有点滑稽。因为事实上《通往奴役之路》的预言与苏东80年代末的崩溃并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比如说哈耶克预言了“社会主义一定通向奴役”,这也绝对是对哈耶克理论的多重误解甚至歪曲。哈耶克预言的思路是:具有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英美),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乃至计划经济,最终必走向国家权力的专制奴役之路。这显然与苏东国家没有直接关系,在此哈耶克关注的并不是苏东国家社会体制的形成、发展机制,更不用说预言这些国家的未来。哈耶克把专制奴役的邪恶,甚至法西斯、纳粹的倔起均归因于西方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这种毫不加分析,也极其不客观的绝对化,只能说明哈耶克本人对社会主义的偏见,其中甚至可以说不乏种族偏见和阶级偏见。在这点上,哈耶克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显然不如凯恩斯、熊彼特来得豁达大度,而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则又显得缺乏全面的历史洞察和人性宽容的胸怀。无论怎么说,20世纪的历史事实都己证明,作为一种思潮,甚至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在西方都是有益于西方人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西方人的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决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入普及的程度。人们从历史中不能不看到,作为乌托邦,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属于西方下层民众的某种思想体系,它始终是对西方上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持批判甚至对抗态度的社会思想体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就不会有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控制的经济学,也不会有罗斯福的运用国家干预策略的新政,更不可能产生英国的福利主义和北欧的关心全民福利的社会民主国家形态。尽管今天人们可以批评这一切,但人们决不可能否认,实际上这一切正体现了西方近代历史的巨大的进步而决不是倒退。

  此外,哈耶克关于自由“秩序”发生的社会“原理”也是很成问题的,至少不能成为全人类普适的理论。关于这种“原理”,中国译者的强调甚至比作者本人还更过分,而且为此把原著的书名也改了,从《自由的构成》变成了《自由秩序原理》。

  哈耶克重视社会秩序自生自发的进化的理性主义,坚决反对建构的理性主义。这实际上是重新提出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英国传统的唯经验论与欧洲大陆传统的唯理论之争,一定要在这两者之间辩出个谁对谁错,实在是枉费心机,就像近百年来西方哲学史上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的争论一样,全都只是一种片面之论。

  哈耶克的理论根据是个人理性的局限性的客观存在,或者按中国译者翻成的“理性不及”性的存在。正是因为存在理性不及或无知的领域,所以任何刻意建构的理性计划的强行实施都有加大剥夺个人自由从而促使社会通向奴役的可能,所以哈耶克极力主张小范围试错的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的构成,而坚持反对政府的任何刻意建构的理性规划的社会秩序的构成,并且坚信前者才是通向自由的秩序之路,而后者则必是通向奴役的秩序之路。

  必须看到,上述哈耶克的社会理论虽有一定道理,但却很不严谨,至少它缺乏对人类本性的根本前提的说明。中西各国人性观念传统不同,“自生自发”的秩序之路也不同,仅就此而言,哈耶克的社会理论就不可能是普适的。

  联想起近年来中国思想界流行的某哲学家所谓的“告别革命”论,以及不断发起的对本国近代历史中所谓“过激”行为的指责,甚至还牵连到对法国大革命的不加分析的抨击,我感到中国文人就像一堆没有头脑的墙头草,随着外面吹来的风向倒。

  我不反对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但我也不反对法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我也同样不反对德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因为我认为,英国人的自由主义首创了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的精神的自由权利,法国人的自由主义首创了政治参与的民主的自由权力,而德国人的自由主义则首创了自由的哲学思辨的理性。这些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一样是可以缺少的。

  哈耶克的自由理论是在英国的传统和欧洲大陆的传统之间作出选择,他选择了英国的传统,他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他的道理显然并不合适全人类,更不适合中国人。哈耶克可以跟随柏克反对法国大革命,进而反对德国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经济学的凯思斯主义,反对政治学的民主的精英主义,并进而反对一切的集体主义、一切的社会主义、一切的建构的理性主义,但今天的中国人不能,今天的中国人必须自己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尽量进行最大综合的选择,并尽自己一切的可能发展自己建构的理性。须知,中国人建构的理性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不仅如此,中国人连理性本身也显得太少了。

  一谈到法国大革命,今天中国的人们首先要说的不是它的理性革命的意义,而是它的残暴和滥杀无辜。但人们别忘了,处死国王的革命首先是发生在英国,而法国不过是紧随其后。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战争中死去的人数都要远较法国大革命多得多,而成百上千次的农民起义更是毫无任何可以与法国大革命的理性革命的意义相较的内容。中国人有什么资格大骂法国大革命呢?

  英国人的自生自发的进化的理性主义虽然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创造了首发的有利条件,然而法国人和德国人建构性的理性主义却使法国和德国,尤其是德国,成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乃至全人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理论的故乡。直到今天,能称得上成体系的伟大的科学理论,几乎多半都来自德国或德语地区。不说其他,构成当今三个不同领域的理论的巅峰的代表人物:马克思(社会科学)、爱因斯坦(自然科学)、弗洛伊德(心理科学)均是来自德语地区的犹太人。我们凭什么理由可以说建构性的理性主义要不得呢?关于奴役和专制,原本也不能说是理性主义的产物,而应是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的产物,怎么能够把它看作就一定是建构的理性主义的结果或产物呢?英国、美国的近代史也已经显然证明,具有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并没有如哈耶克所预言的,因为经济的宏观控制和国家干预就必然走向奴役(专制)之路。奴役与专制的发生显然还存在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这个原因首先必须从对人类本性及其历史的洞察中去挖掘。

  另外,哈耶克过分强调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也是成问题的。在这方面,他反而从康德倒退了。康德提出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是旨在防止理性对信仰、对道德的侵犯,但井非人为地限制人类理性自身,从而理性是完全开放的;而哈耶克不然,他以拒绝建构的理性主义为名却人为地限制人类理性自身,反而走向了理性的保守和自我封闭。他是要人类宁可委屈自己的理性而顺从“无形的手”,这完全是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的观点,而我们今天知道,仅靠消极的自由是不可能产生并维护民主和真正的法治的,因为只有积极的自由才真正可能是拥有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的权利的自由。

  顺便提及,按照笔者的观点,时至今日,西方的哲学也已经死了。仅按照来自西方哲学的范畴和概念已没有能力真正关切人类的命运了。说白了,一切用二元论范畴、概念论述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均不可能准确地提出问题,更不可能解决问题。因此,在一切所谓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心理科学方面,中国人大可不必盲目地膜拜任何西方人。在新的世纪,中国人固然仍旧必须谦虚地学习西方人的理论,但更要有勇气创造自己的理论,大胆地批判,大胆地建构,我们不仅要熟悉西方的种种“主义”,更需要有自己的种种主意和“主义”。

  论述到此,我们可简单地作出结论:哈耶克作为一位人类自由价值的颂扬者,他是值得赞美的;但是他的关于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则是片面的,是非普适的,因而是值得商榷的;至于他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在过去就不曾取得成功,在今天和未来却很可能是有害的。

  自由是人类生命的价值自身,不仅是终极的,而且是绝对的。社会走向文明,人必走向自由,二者互为因果,即:没有自由即没有文明,反之亦然,没有文明也便没有自由,一个社会的公民个人自由的程度实即该社会文明的程度。因此,自由是需要人们终生为之作出理性努力甚至生命奉献的自性之神,也是文明之神。(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本文应用2000年人口普查等数据,对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与二孩晚育"软着陆"等不同政策方案下未来80年中国城乡人口、老人与独居老人比例、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女性婚龄人口短缺等进行了模拟预测与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人口总数在2038年达到1418亿峰值后平缓下降,其在今后80年老人与独居老人比例、老年抚养比、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避免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等方面均优于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  关键词:生育政策;人口老化与家庭结构;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去看看

蠡测县级行政区域的合理规模

我国的县级行政区域与其它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域相比最具典型意义:一是数量最多,截至2000年底,达2861个;二是历史悠久,最早的行政区域可上溯到3000余年;三是种类较多,有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等8种;四是承上启下,处于地级行政区域与乡级行政区域之间,为重要的中间环节;五是参差不齐,其人口数量、地域面积、民族构成、管理幅度等无一定之规。面对这些形态各异、规模不一的县级行政区域,怎样确定它们的合理规模,然后实施设立、撤销或者划分等项行政区划调整工作,时至今日有关部门仍未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甚至权作内部参考的标准……去看看

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学西渡

[提要]基督教自明末清初再次传入我国后,中西文化交流较之以往更为频繁密切,但人们往往注重的只是“西学东渐”。其实,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影响也是相互的。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既存在着“西学东渐”,也有过“中学西渡”。本文主要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阐述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即“中学西渡”。关键词:基督教 传教士、西学东渐 中学西渡基督教自明末清初再次传入我国后,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并且较之以往交流更为频繁密切。在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是双方文化传播的使……去看看

代课教师现象的宏观背景分析

摘要:代课教师作为特定时期的现象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其却反映出我国义务教育领域诸多问题。对其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反思对新的教育制度制定和教育公平的实现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从历史序列和社会结构两方面对代课教师的产生的宏观背景进行分析。认为代课教师现象与我国教育发展过程及教育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有密切联系。  关键词:代课教师;历史序列;社会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代课教师即在正式教师编制不足或者教师缺额的情况下由乡镇政府、村委会或者中小学出面聘任的临时教师,是继……去看看

“长时间”下的世界政治与二十一世纪初人类的政治范式变迁

一  对于现代世界来说,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弗兰兹·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一事,永远值得人们反复提起,正是它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旋即发生。无疑,作为刺客的塞尔维亚青年弗里洛·普林西普与作为受刺者的奥国王室大公,无意间共谋「规定」了此后的人类经历。然而,严肃的历史学家其后在检梳人类生活的前因后果时,却始终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塞尔维亚青年的行刺事件,那场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是否就可以避免呢?  历史学家们为此争论不休。结合《凡尔赛和约》明确认定这场战争是「由德……去看看

多元现代性的历史建构

引言  汪晖先生近十年来致力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根据我的理解归纳,汪晖的学术工作包含四个重要环节:(1)论证现代性(包括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等不同“现代性方案”在内)起源于欧洲文明,因此是一种“西方特殊主义”;(2)从经济史角度揭示现代性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在地理上的扩张而得到世界性的强制传播与规划;(3)从思想史角度梳理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公理观在西方现代性挑战下的瓦解过程,在文化衰败的同时“现代个人认同”呈现严重危机;(4)回到晚清甚至更早的思想语境重新探究“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并试图整合各代中国知识分子……去看看

地位获得的机遇与障碍

原载《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5期p69-78  「摘要」文章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职业结构进行初步的描述,并且对形成这种结构的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指出权力垄断、地缘集聚与市场竞争是形成这种结构的主要原因。在这种结构下,市场给予了人们获得地位的机遇,然而权力垄断、地缘集聚则成为获得地位的障碍,个人素质则是克服障碍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社会地位;社会流动;外来人口  「作者」李若建/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索罗金(P.Sorokin)之后,社会学一直注重社会地位的获得和社会流动的研究。……去看看

萨斯病恐慌与制度性说谎

世所罕见的萨斯病自2002年11月在中国广东省首次被发现以来,因遇到了说谎性信息封锁的制度环境,在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迅猛扩散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了空前的萨斯病恐慌。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外出、旅行.走亲访友等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生命安全遭到了最紧迫的现实威胁。笔者与大多数“恐萨”人一样,不愿轻易外出,忍痛取消了原定于今年五一黄金假期去湘西看望年迈父母的计划,老老实实地呆在省城一个角落里看书上网写文章。  在中国大陆一直习惯使用“非典型肺炎”的……去看看

“宏论”倡导还是“空论”倡导?

据笔者观察,当代中国学者——尤以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为甚——存有一种“宏论”倡导的偏好,即念念不忘倡导建设一种“涵盖古今、包容中西”具有集“大成”性质的宏大文艺学或美学体系。在98年召开的“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上,便又有人在发言中提出要融合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美学的一切优点,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当时,我就提出这样的疑问:有没有可能融合川菜、鲁菜、粤菜、淮扬菜等菜系,再加上西方各种菜的优点,而调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大菜”?我的这段话在会上曾被人称为“大菜情结”,后来……去看看

银行体制、破产成本与政府担保

原载《管理世界》2005年第3期  本文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和博弈论,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从3个视角对国有银行存在的巨额不良资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集中化的垄断的国有银行体制、国有企业破产成本的缺失以及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各种隐性与显性担保造成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持续积累。要抑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我们应该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集中化的垄断的国有银行体制,建立分散化的银行体制;对企业实施严格的破产清算政策,硬化企业面临的软预算约束环境;严格限制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各种担保,消除银行对政府担保的依赖,防范银行道德风险的……去看看

“国家”何以“尊严”

——或,“民族主义”何以“理性”,又何以“现代”?  在鼓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个人是无足轻重的"这方面,法西斯国家是最杰出的代表。希特勒说:"民族社会主义不是把个人或人类作为其观点和决策的起点。它有意识地把'民众'作为整个思想中心。"墨索里尼说:"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一切都存在于国家之中,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人性或精神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意义而言"。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日益成为进步哲学和落后哲学的主要分野。我的观点是,"社会"、"国家"等"大词"相对与个人而言,不仅是次价值或仅具工具价……去看看

两军相博,雏形已显

美伊战事已经进入第三天,虽然双方主力尚未交锋,但战场形势多多少少透露了些预示未来战事发展的迹象。  美国总统布什今天的表态比较耐人寻味,他一方面对美军进展表示满意,另外却又表示"无法确定战争持续的时间和规模。"这是实话,反映了美国从白宫到五角大楼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对胜利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对战事能否按预先理想的方案实施到位却忧心忡忡。  战争在军事领域,在任何时候都以歼灭对方主力为目标,这是个硬指标。然而三天以来,从轰炸看,包括今天开始的代号为"震慑与敬畏"大规模轰炸,对伊军隐蔽的主力部队基本没有实质性威……去看看

法律锲入:政治冲突的秩序和地方自治的缺失

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分野和冲突是法学界关注农村治理的重要视角(苏力,2000;田成有,2002)。在村治研究当中,考察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冲突、效力、整合是建立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化话语之上的。显然,由于这样的特殊背景,使得这些研究带有强烈的政治言说倾向:即政权建设和政治力量是实证法学研究的不可忽视的维度。但是由于学科和分析话语的选择关系,这些研究又偏偏放弃了对于政权建设和政治力量的正面解剖,使得案例描述滞宥于特定的法律关系。本文考虑将法律关系上产生的政治影响和道德影响放在政治制度设计──特别是立宪选择的角度……去看看

慎之先生与《书屋》

与慎之先生有交往,是因编辑《书屋》杂志。  与他见过两次面。一次是我和王平,去看他,在医院,那次说了很多话。一次是开一个会,一个新书发布会,人很多,那次没说什么话。  其余,便是稿件来往了。   慎之先生有文章,总是寄给《书屋》的。有些文章不好用,他自己也明白,但,还是寄给我们看。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在《书屋》杂志发表后,反响很强烈,读者极喜欢,获得年度读书奖,那是一九九九年。   后来,不编《书屋》了,我们将这些获奖文章编辑成了一本书,书名借用了这个题目。我们认为这个题目最能表现书的内容。可惜,至今未能出版……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