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农民甚于相信政府

  中国古代皇帝把自己看作“天子”,把百姓叫做“子民”,给自己控制百姓披上了合乎神性(不是理性)的外衣,一晃数千年,神性外衣在辛亥革命中被剥了下来。

  但神性外衣没有被真正埋葬,它依傍“计划经济”借尸还魂了。计划经济理论支持了一个更强大的政府,百姓处于更严格的控制之下,其中农民则是被控制者中最为弱小的阶层。计划经济如同一场社会理想的试验,或者说是一种疯狂念头被付诸实施时的盲动。几十年试验下来,该聪明了吧?没有,至少是影响社会的主流力量还没有完全清醒,或者说大家在看着“皇帝的新衣”。人们继续对一个强大的政府(不是强大的国家)存有幻想。

  几十年的农村发展证明了一个道理:相信农民应该甚于相信政府。为什么?简单的答案是,在农民自己的事务上,政府的官员不比农民更聪明。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只是在一部分公共产品的供应中无可奈何地选择政府。政府主要的力量应该集中于最基本的方面——维护社会的宪法秩序,即保障一切交易的自由、公正与安全。百姓赋予政府这个权利,不是因为政府的官员更聪明,而是政府的这种权利可能产生巨大的节约。但它拥有这种权利使我们不放心,因为它的这种权利使它的控制者们有了某种特权,这种特权随时有可能被滥用。我们相信农民,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唱高调,原本就追求发财致富,没有任何人比他们自己更关心他们。

  但是,种种陈词滥调妨碍我们相信农民。

  一曰农民保守。说农民保守只是城里人的无知。对于新鲜事物,城里人以所谓付“学费”来挑战风险;但对于贫穷的农民,风险是下月的食物、来年的活命。农民之“保守”是农民的智慧。

  二曰农民处于所谓“马铃薯”状态,尤其不懂得与政府合作。农民曾经与新政权有过很好的合作,但在60年代以后我们做了许多愧对农民的事情,农民能不心存疑虑么?80年代改革农村经营制度,提高粮食价格,农民得到实惠,农民也自然与政府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到90年代,农村改革踏步不前,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真正的农业劳动家庭的收入出现绝对下降,农村社会关系复又紧张起来,农民又怎能对我们的政府官员继续信任。农民的信任问题完全来自政府方面。

  三曰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我们早就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不支持农民专业经济组织的自主发展,想把它们控制起来;我们也早就听到一些地方官员说“村民自治选举”破坏了政府在农村的基础。其实,说轻一点,不过是我们的一些官员离不开控制别人的生活,一旦有人失去控制,心里就发虚,就要找个由头挽回局面。至于说到“社会稳定”,我这几年磨破嘴皮在诉说一个道理:社会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就稳定。农村更是这样,社会联系弱的农民从来就是政治谣言蛊惑煽动的对象。我的看法是,谁反对农民组织起来,谁就是不要社会稳定。

  教条似乎来自愚昧,但真正支持教条的是现实利益关系。农民组织的发育意味着重新调整农村权威关系,既定的利益集团一定要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一切语言文字上的概念与符号不过是利益的文化包装而已,所以,我们决不幻想那些教条在一朝一夕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词滥调总归要被抛弃,不过这主要不是学者们的功劳,而是农民自己的行动。在这一期的《南风窗》上,记者章文和高罗胜又一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农民自己能够组织起来,能够通过联合来扩大自己的利益,甚至能给自己提供政府所不能提供的良好制度。这是一篇需要那些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再三捧读的报告。

  农民专业经济组织的兴起和发展远远超过自己的经济意义,提出这一判断是基于对中国农村大的发展背景的认识。

  我以为当今中国农村有两大事件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命运,并对中央政府形成巨大的(宪法层面)上的制度改革压力。

  第一个事件是农村市场化背景下的劳动力大转移。中国农村的市场化改革曾经走在城市前头,但90年代基本停滞了。最近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市场化的步伐明显加快。首先是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化、城市化,并将逐步具备公正的内涵。市场化的进一步诉求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这将是宪法层次上的改革。

  第二个事件是农村正在推行的村民自治选举制度。我一再认为中国农村发展最重要的是市场化,但从不否认农村自治选举的意义。对于今后的发展,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民主不等于选举,更不等于自治。民主的基础之一是社会拥有强大的协商与妥协机制。据我的调查,农村自治选举越是被农民认真对待,就越是显示着激烈的冲突。农民对当选村长的第一诉求是“查帐”,极而言之,这意味着农民要对数千亿元村级债务讨要个说法,还要对以后的利益做重新分配。在我的有限调查中,没有看到就这一问题做协商的可能性。

  这两大事件相互影响,构成中国农村发展的主旋律。但这种剧烈的结构变化能不能有序地进行,能不能以改良的形式出现,却是人们所不能不担忧的。我们不赞成革命,因此我们希望在结构变革中出现“润滑剂”或“稳定器”。在我有限的知识里,这种稳定器正是农民的组织,并且首先是农民的专业经济组织。

  经济组织的发育较之政治组织的发育更有利于缓和社会冲突。第一,经济组织的领袖一般拥有较多的社会经验和专业知识,与其他社会力量容易谈判、妥协。第二,经济组织的利益诉求较为和缓,会使重新“切蛋糕”的社会变革过程不至于采取激烈的社会形式。第三,经济组织通常与政府部门在人员方面有相互渗透,利益联系多,信息充分度接近,与政府的合作较政治组织更为容易。

  当然,农民经济组织一旦发育起来,说它就是农民利益的当然代表,未免离谱。但农民经济组织毕竟与普通农民的关系更近,农民组织的运作方式的选择将有利于克服它的毛病。伴随城市化过程,普通农民的经济地位将逐步提高,农民经济组织将更多地体现服务精神。实现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仅仅有时间是不够的,高层政府必须为农民经济组织的发育大开绿灯。政府应该相信农民自主经济组织甚于相信自己,主动地减弱对农村社会到控制,逐步实现农民中介组织对农村社会的管理与协调。越是相信农民,政府就越可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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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以来的五次政府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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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盘棋”与“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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