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创设与主导

——以国际制度建设为中心推进东亚一体化

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5年第1期

【内容提要】通过区域制度建设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成为一种可行的范式。近年来,中国立足临近区域,开始参与乃至着手主导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即在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区域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区域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议程创设能力。作者指出,中国的区域制度建设战略是通过参与、创设、主导等三种基本方式实现的。主动创设区域性多边协调机制、合作机制是近几年来中国着力而为的战略体现。作者强调,中国的区域制度建设战略应注重以下内容:继续推动中国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积极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同时加强在“10+3”机制内的磋商和双边协调,以自由贸易区促进中日和解和合作;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践核心;突出中国的创设乃至主导能力等。

【关 键 词】东亚 区域一体化 国际制度 中国 大战略


长期以来,中国不是从区域(Region)角度出发处理与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而是在双边层次上处理与各相关国家的关系。[1]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积极接受区域的概念,并将其战略重点放在促进东亚一体化进程上。以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两大趋势并行不悖为观照,这一转变显然深得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之三昧。《兵法》云:“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者,为衢地”。[2]在诸大国均以促进乃至主导本区域一体化作为未来国际竞争基础的情势下,东亚一体化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诸多学者指出,21世纪全球制度(Global Institutions)的建立,尤其是经济管理制度的建立,必然是通过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经济实体的协商与合作来达成的,中国将加强东亚一体化视为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实为长远之举。

从全球各地区的发展来看,促进区域一体化,尤以制度建设为基本特征。近年来,中国立足临近区域,开始参与乃至着手主导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即在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区域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区域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议程创设(Agenda- Setting)能力。通过区域制度建设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成为一种可行的范式。



东亚一体化在中国大战略中的地位

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发生最为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它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成为全球主要经济力量竞争的中心,亚太地区多元化经济结构和不平衡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活力;经济竞争带动了政治、军事和战略竞争的日趋激烈,亚太地区成为美、中、日、俄、东盟、印度等主要战略力量的地缘战略交接区和利益交汇点,以及全球主要军事力量部署的中心。[3]

亚太地区最有活力、发展最快、变化最巨的当数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东亚是具有世界影响力大国的集中地带,中、日、美、俄等均位于该地区或在该地区拥有重大利益。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东亚的战略竞争就一直激烈异常,中国的崛起带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东亚的战略竞争,也促进了东亚地区的深入合作。东亚正在逐渐赢得更大的影响力和自主权,新东亚经济正在形成,它主要依赖地区贸易的大幅增长并以中国为中心。过去几十年,亚洲奇迹除了应该归功于东亚各经济体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外,东亚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也功不可没。[4]促进东亚多边合作,是所有东亚国家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必然反应,符合东亚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全球化进程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并行不悖,经济区域集团化客观形成了欧洲、亚太、北美三大经济板块,各大国分别以此为依托,而东亚就是中国所在区域一体化的基本依托。

地缘政治被视为大战略谋划的地理坐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过去从来不是世界的中心,却天然处于东亚的中心,与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等次区域都有着直接的地缘联系,地缘核心地位为中国谋划其大战略提供了巨大的地缘优势。中国处于亚太经济的天然中心地带,位居世界最大的大陆和最大海洋的边缘,拥有绵长的中纬度海岸线,握有西太平洋的地利,在世界均势的基点由欧洲转向亚太方向之际,地缘景气带给中国的机遇可谓天时、地利兼之。鉴于其地缘优势,中国应将亚太地区视为自己的战略疆域(Strategic Zones),将东亚视为战略中心地带。中国不仅位居东亚的地缘核心,其繁荣的经济还成为东亚、亚太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不仅突出,而且愈加巩固。布热津斯基指出,“在亚洲大陆,中国已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中国在地区内越来越自信,以便与其历史、地理和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称,这是十分自然的。”[5]

中国的战略优势不仅来源于其地缘政治地位和经济繁荣,还受惠于蓬勃发展的东亚多边合作。区域多边合作是二战结束以来的一种新趋势,它对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问题的解决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方面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鉴于中国冉冉上升的世界地位和更为积极、合作的战略行为,目前展开的东亚多边合作均以中国为潜在中心。推动东亚多边合作成为中国必然的战略选择。从经济角度看,促进区域多边合作有助于形成中国经济的战略延伸地带;从政治角度看,区域多边合作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要成为一极,必须在东亚发挥积极的主导性作用;从安全角度看,多边合作符合中国的安全利益,有助于中国推行新安全观,促成共同安全的目标;从文化角度看,区域多边合作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丰富多彩的亚洲价值观念;从军事角度看,区域多边合作有助于降低区域内冲突升级的危险性,降低军备竞赛及其负面影响。此外,各国亦可将双边关系中的某些问题放到区域多边合作加以解决,从而减少双边关系中的负面因素。[6]概言之,区域多边合作有助于建立以合作、互利为特征的新型地缘战略关系,扩大共同利益、加深相互信任。东亚多边合作以地缘经济为核心因素,[7]赋予经济繁荣的中国以巨大的议程创设能力和区域制度塑造能力。随着区域多边合作的深入,东亚一体化提上各国的议事日程,中国开始视之为最重要战略目标加以积极推动,且将制度建设视为主要塑造手段,争取掌握区域一体化的主动权。在中国的区域一体化战略构想中,促进东亚经济合作机制和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始终处于核心地位。[8]



东亚既有的区域制度架构

历史上,东亚地区曾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但是,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衰败,东亚秩序坍塌,东亚进入无序时代。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以武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图谋以失败而告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力图主导东亚安全事务,建立了以双边同盟为基础的安全关系,但在经济上一直没有着力推动区域制度的发展。东亚再次进入有序时代是以经济合作为基本推动力的。到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已经占到50%以上,东亚内部的投资和技术转移也得到迅猛发展,而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区域联系格局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中国成为吸纳外来投资和加工生产的重要中心,通过跨国公司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在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水平式的分工联系,并成为这个新结构的联系枢纽和增长之源。东亚的合作进程从经济合作开始,以经济合作为重点,同时也逐步发展政治对话和社会文化合作,通过合作建立各国之间的战略信任,发展区域制度,从而实现东亚地区的总体稳定与发展。[9]

东亚既有的区域制度安排涵盖经济、政治和安全层面,并主要体现在区域层次、次区域层次和双边层次。其中,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唯一涵盖整个东亚区域的多边合作机制,而东盟地区论坛(ARF)是目前东亚地区的唯一多边安全机制,这两个制度安全均以东亚国家为主体。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需求和欧洲联合发展的压力与启示是亚太经合组织成立的内外动力。1993年,亚太经合组织首次召开一年一度的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提出了建立亚太地区大家庭(community),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远景目标。迄今10多年来,亚太经合组织在进程中发展、调整与完善,其议程范围亦有所扩大。亚太经合组织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为根本动力,经济合作为其主要议程;然而,一年一度的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使之成为各国共商区域重大事务的场所,领导人必然就地区合作与稳定展开对话与协商,政治、安全事务逐渐成为其重要议程。总体而言,作为一个论坛和协商机制,亚太经合组织不具备采取共同行动的功能。从另一个方面看,随着国际事务的日趋复杂化和各国面临共同事务的增多,保持和推动其功能性发展当数大势所趋。

成立于1993年的东盟地区论坛是东亚唯一的政治、安全多边对话机制,以东盟为中心,吸引了中国、日本、美国、韩国等参加,对建立互信、互利的安全机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了一套规模较大的安全对话框架,其主体是外长会和高官会,下设建立信任措施、抢险救灾、海上搜救、维和等四个工作会议,还辅以一系列有政府官员以个人身份及学者参加的二轨道会议,以建立信任措施、开展其预防性外交和处理冲突为主要内容。在运作方式上,东盟地区论坛突出协调一致,循序渐进;在安全观念上,强调通过非军事手段和对话合作预防潜在的热点失控。



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成员比较


同时为APEC和ARF成员
仅APEC成员
仅为ARF成员

东盟
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

缅甸、老挝

OECD国家
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欧盟

重要强国
中国、俄罗斯

印度

其他东亚实体
巴布亚新几内亚
台湾、香港
蒙古

拉美

墨西哥、智利、秘鲁





东亚次区域层面的经济合作发展蓬勃,但安全合作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经济合作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多边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建设、在过去数十年中,贸易自由化进程实际上包含了两个进程:一个是通过WTO架构下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另一个则是通过邻国之间进行的多边和双边谈判推动的区域贸易自由化。但是,东亚经济合作远不仅仅是贸易自由化的问题,而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事实上,许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受政治动机驱使,或至少受政治因素的严重制约。[10]东亚的经济合作以1967年东盟成立为启动标志,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30年间进展缓慢,并以东盟单一形式进行。[11]亚洲金融危机是东亚一体化的转折点,东亚从危机之中吸取教训,各国加强合作的愿望不断增强,合作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展,合作形式多样化,初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合作机制,并以建立分享性的地区主义(Shared Regionalism)为基本表现形式。[12]

东盟目前已成为涵盖东南亚地区所有国家的地区合作集团,形成了三年一度的首脑定期正式会晤机制、一年一度的非正式首脑会晤机制、外长会议、经济部长会议等制度安排,其一体化程度为东亚地区之最。东盟合作以政治对话起步,逐步扩展到经济领域,1990年提出了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目标。1998年东盟决定在2002年完成以落实“共同有效优惠关税”(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s)为重心的自由贸易区计划。东盟还致力于建立“东盟投资区”,并在2003年签署《东盟共同体宣言》,计划在2020年将东盟建成类似欧盟的一体化市场。在东盟各国的积极推动下,东盟合作已经进入了制度一体化阶段,东南亚地区形成了稳定的地区合作机制,在本地区事务中发挥着中坚作用。

如果说东盟是东亚一体化发展的突破点,“10+3”机制、“10+1”机制(尤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代表)就是其发展基点。从1997年起,中日韩与东盟建立了经济合作机制,1999年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确立了“10+3”机制的基本形式,建立了东亚首脑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等多方面合作磋商机制,成立了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具体研究机构——东亚合作展望小组,合作进程从纯粹对话开始进入提出具体合作方案、论证方案阶段。2000年底,在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晤期间,朱鎔基总理首次提出了研究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2001年11月,朱鎔基总理在第五届东亚经济合作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10月,在巴厘岛东亚首脑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与东盟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开创性的,标志着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对中国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东盟也借此抓住主动权重新赢得重要地位。尤其是,冷战的结束和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东盟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均有所下降。中国提议促使日本、美国乃至印度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以东盟为中枢的区域经济合作计划正在展开。[1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应对“中国威胁论”、巩固和发展中国在东南亚这一重要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加强中国的对美地位,而且同“10+3”、“10+1”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伙伴关系一起帮助构成中国在21世界应有的一项大战略基本成分,即努力创设、培育和形成区域和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以便逐渐创造出一种国家间稳定、可预期的制度框架。[14]日本也力图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率先与新加坡签署了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协定,并提出了建立东盟与中日韩框架的“东亚共同体”以及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在内的“东亚扩大共同体”的构想。这样,东亚出现建设性合作竞争的局面。

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合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一体化措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逐步展开,三国迄今建立的合作机制——包括东亚经济合作框架下的合作机制(领导人协商合作机制和三国经贸部长会议及工商论坛)、三国联合研究交流机制等——目前尚处于对话阶段。2003年10月,三国领导人签署《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决定加强合作并正式启动建立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进行研究。此外,三国之间还加强了双边合作机制的探索。

与自由贸易区积极建设形成对照的,是踌躇不前的东亚多边安全合作。东亚安全格局有着两大特征:一是美国战后双边安全协议具有强大适应能力,二是该地区新近尝试的多边安全机制软弱无力。中国在东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亚洲传统上抵制任何受到某个大国主导的多边安全格局。日本曾经设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东南亚条约组织、苏联70年代提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等都以失败而告终。[15]东亚安全合作面临种种困境,军事同盟被视为冷战思维的表现,合作安全被视为理想主义的产物,多边合作被视为缺乏效力,而双边合作有破坏均势之嫌。概言之,东亚缺乏普遍接受的安全机制。[16]从现有制度安排——包括东盟地区论坛、朝鲜半岛六方会谈等——来看,东亚的多边安全合作尚处于磋商阶段,而传统的双边安全合作仍为主要形式。



部分亚太国家安全合作的形式与内容


多边合作
双边合作

军事同盟
美澳新条约组织
美日同盟

美韩同盟

美泰同盟

美菲同盟

合作安全
东亚地区论坛

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

朝鲜半岛六方会谈

上海合作组织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国-东盟高官会议

中印边境地区实际控制线协定

第二轨道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东北亚地区合作对话会

中美日安全对话

美日俄安全对话
中美双边安全对话


资料来源:阎学通:“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载《东亚季刊》(台湾)1999年春季卷(第30卷第2期),第97-110页。



相比而言,东亚地区双边层次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内容丰富,尤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和双边经济合作协议(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双边安全同盟为主要形式。



东亚区域内的双边经济合作协议

签约或谈判方
名称
现状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自由贸易协定
2002年1月开始谈判,2004年初启动“大陆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

东盟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2002年11月签署框架协议

日本
新加坡
日本新加坡新时代经济合作协议
2002年1月签订,11月生效

东盟
日本东盟全面经济合作协定
2002年11月签署共同宣言

菲律宾
日菲经济合作协定
2003年1月召开第三次事务性会议

韩国
日韩经济合作协定
2003年2月召开第四次企业政府学界研究会

马来西亚
日马经济合作协定
2003年2月达成协议

泰国
日泰经济合作协定
2003年第四次事务性会议

韩国
日本
韩日经济合作协定
2003年2月召开第四次企业政府学界研究会

新加坡
韩新经济合作协定
2003年3月召开第一次企业政府学界研究会


资料来源:陈虹:“共享增长: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与思考”,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5期,第51-55页。



综上所述,东亚地区正在出现多种合作机制并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东亚经济合作制度化有着多种形式和多种途径,一个地区内多种合作机制并存,互相促进,各有侧重,共同发展,是这个地区富有生气和活力的标志。东亚区域制度化建设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并以经济合作机制的积极发展为主要形态。当然,目前的东亚经济合作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在总体目标上尚存在争议,合作机制的制度化程度也强弱不同。总体而言,东亚合作已经涉及到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层面,推进东亚一体化既是各国发展的必然需求,也逐渐内化为东亚各国的战略目标。



参与、创设与主导:中国区域制度建设战略

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制度建设,是中国崛起及其融入国际社会的溢出效应所致,也是中国国际战略趋向成熟的标志。从经济角度讲,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正在逐年提升,与世界贸易大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日趋紧密,开始取代日本、美国成为东亚地区经济核心,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发生深刻转变,正在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并着手建设一种地区性的政治经济,环中国经济战略带正在形成。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在亚洲地区始终没有建立一种真正能够体现亚洲各主要国家意愿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特别是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之间没有建立一种更为紧密的经贸联系。东亚一体化远远落后于欧美地区,东亚国家意识到区域一体化和中日战略经济竞争带来的机遇,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协议的达成。概言之,中国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利条件大于不利条件,中国迎来了掌握东亚经济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机遇。中国部分地有资格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但是如果中国的努力太过的话,可能对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17]鉴于此,通过制度建设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成为可行的途径,也成为各国均可接受的战略选择。

从安全角度看,由于美国曾对中国采取遏制和封锁政策,在东亚先后出现的多边体系都有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包围的意图,因此中国对东亚多边安全体系长期持消极甚至敌对立场。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源于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普遍改善,中国对东亚国家更加开放,对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开始转变立场。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东亚地缘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安全面临的实在和潜在威胁是多元的,中国以趋利避害为原则,积极参与既有的多边安全机制,并开始主动创设乃至主导区域性安全机制。[18]塑造面向未来的东亚安全机制,中国有三项基本的利益与需求:保证自身改革和发展的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保障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逐步实现国家统一;发挥地区大国作用,维护东亚的稳定与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积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其目的在于构建一个建立在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的基础之上、以共同参与和制度化建设为基础的地区战略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素来从周边的角度来处理东亚乃至亚洲国际关系,由于中国与中亚地区有着直接的地缘联系,中国的区域制度建设并不局限于东亚地区,而是延伸到中亚和俄罗斯。当然,中国与中亚、俄罗斯的关系尚未发展到区域一体化层次,但中国通过主导创立上海合作组织确保北部和西北边陲的安全,并加强与中亚、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却是中国区域制度建设战略的巨大成就之一。

中国的区域制度建设战略是通过参与、创设、主导等三种基本方式实现的。鉴于中国开启国际化进程未久,中国首先是通过参与来融入区域一体化之中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改昔日对区域合作的消极姿态,开始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并加强了议程创设能力。中国首先参与了所有中国有条件、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东亚多边合作机制,并开始在这些多边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2003年10月8日,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成员。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政治、安全互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和平与安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法律框架。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崛起,所有事关东亚全局的重要事务,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则难以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因此,中国的积极参与受到东亚国家的欢迎。加入多边国际制度,使得中国真正融入了东亚区域一体化,并成为其中的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力量,也有助于通过多边合作形式打破“中国威胁论”和周边国家的疑虑,展示负责任、可预期、建设性的国际形象,同时为积极塑造区域秩序奠定坚实的基础。

主动创设区域性多边协调机制、合作机制是近几年来中国着力而为的战略体现。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威望的提高、参与国际社会的深入,中国对国际制度的理解和认识愈加深刻,主动创设国际制度,更好地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东亚一体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制度建设处于草创时期,中国应该在制度建设方面大有作为。

在经济多边合作机制方面,中国最有创意的倡议和战略行动是提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付诸实施。东盟因其地缘政治、历史文化和高度区域化而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提出并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战略意义是,不仅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巩固中国在东南亚合理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加强中国的对美地位;而且通“10+1”、“10+3”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互信伙伴关系一起,帮助构筑中国在21世纪应有的大战略之基本成分,即努力创设、培育和形成区域、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以便创造出一种气候与体制框架,使国际间较为稳定、可预期的和平期望得以发育和形成。[19]2001年11月,朱鎔基在第五次中国-东盟会议上正是提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即在10年内,建立一个有着17亿潜在消费人口、GDP达到2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三大市场。联合调查表明,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后,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将提高0.3%,东盟将提高1%。从性质上强,它是一个经济协定,但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这个计划将东亚决策中心北移到中国,赋予中国塑造东亚区域经济的强大能力。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表达了双方竞争关系变为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20]为了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提出“提早收获”的建议,即在中国要求东盟对自己产品免除贸易限制之前,先在3年中给东盟农产品免税进入中国市场的优惠条件。与此同时,中国还主动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合作。2001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应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加强海洋环保、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反映出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开展南海合作的共同意愿。2002年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了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2003年,中国提出与东盟国家结成包括政治合作在内的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倡议,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唯一非东南亚国家。

2003年可谓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年”。除正式与东盟签署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之外,200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第二次总理会议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建立中亚自由贸易区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重要目标。云南省等地与东盟国家的边境贸易及围绕大湄公河流域的经济合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中国吉林省提出与俄国、韩国、日本等国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同时,中国与印度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酝酿启动。中国发起的自由贸易区运动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中国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对应,而中国正在利用这种不平衡,把经济上的不平衡转化为战略上的平衡。

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则是中国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方面最有创意的战略行动,也代表着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付诸实施。上海合作组织由“上海五国”(中、俄、哈、吉、塔)会晤机制和合作机制发展而来。2001年6月,上述五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的协议。这是21世纪诞生的第一个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也是中国参与并主导推动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区域合作组织,北京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永久驻地。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形成一年一度的成员国元首正式会晤、政府首脑定期会晤、相关部门领导人定期会晤的机制,以能源、交通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六国间经贸合作正在逐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的职能正在扩大。通过地区合作、建立区域合作组织解决复杂的安全问题,这是中国国际制度战略的巨大创新。上海合作组织的培育、维护和巩固是中国的重要地缘政治利益,通过六国合作防止和阻滞美国在中亚构筑对华战略防范,它还可能防止“东突”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反华势力以中亚为基地危害中国西北稳定与安全。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维护中亚和中国西部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亚洲国家抵制任何国家独揽区域事务的努力,中国也无意成为亚洲事务的主导者。但是,作为崛起大国和区域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在拓展,中国必然有意愿塑造区域环境,成为建设性区域机制的推动者。实际上,中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许,也促进了中国国际制度战略的成熟。中国的主导作用不仅体现在新制度安排的创设上,还体现了中国在既有机制内的积极倡议和议程设置能力提高上。中国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和主办博鳌论坛等积极行为,反映了一种新的参与世界事务的意识,具有搭建自己框架机制的意味。概言之,中国的积极参与和主导推动成为东亚区域合作如火如荼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的区域制度建设战略应注重以下内容:

第一,继续推动中国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使之构成中国崛起、东亚区域制度建设的内在基础。2003年6月,中国大陆与香港签署了“大陆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看,这是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将促进国家统一大业,并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步伐。CEPA开启了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门,它所构筑的区域经济合作集团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大中华经济圈”付诸建设的开端,并将构成推动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以CEPA为起点,进一步推动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代表着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新思路,也将是推动中国积极参与东亚一体化的重大步骤。

第二,积极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同时加强在“10+3”机制内的磋商和双边协调,以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实现中日和解和合作。中日同为东亚大国,鉴于历史恩怨、战略分歧和当前的竞争态势,中日合作将是东亚一体化的基础条件之一。换言之,没有中日合作,则东亚一体化将有名无实或处于不稳定状态。然而,日本虽是岛国,其野心却越过了汪洋大海,[21]对中国促动区域合作持有疑虑应在情理之中。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使得日本从战略上和实际利益上更加重视与中国的关系,稳定与中国的关系对日本有着新的意义,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加深了日本对中国市场重要性的认识。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改善和深化中日关系的空间是存在的,东亚地区合作的深化与合作机制的建设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使得两国有了共同活动的空间和共同信赖的机制。实际上,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数据表明,中国、日本、韩国在贸易及投资方面已变得密不可分。其中日本、韩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额比重为28.4%,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从中国的进口额;中国对日本与韩国的出口总额比重为18.2%,仅次于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中日韩三国互为对方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其国内经济已经通过对外贸易的纽带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三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符合三国贸易交往的现状,也符合三国的经济利益。其次,三国领导人对促动建立自由贸易区也有了积极的意愿,并开始采取实质性行动,在笔者看来,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东亚一体化的基础条件,中国应着力加以推动。当然,中日韩多边合作的发展之间面临着诸多实际障碍,应采取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合作过渡,以贸易便利化为起点,逐步向自由贸易区过渡。

第三,推动东亚一体化的战略,应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践核心。东亚合作不需要新机构,而是需要既有制度框架下的新思维,建立在以东盟为主要推动者、以中日合作为基础的东亚一体化是可能的。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并推动东亚多边合作,既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需要,也是在区域性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没有参与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区域组织,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仍然较低,鉴于此,中国应加快国内发展力度,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制定参与亚洲多边合作的总体战略并付诸实践,积极参与区域合作领导人会议并加强议程设置能力。笔者认为,推动东亚一体化,应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践核心,以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投资区为中短期目标,将东盟共同有效优惠关税计划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东亚自由贸易区与投资区的基本框架,沿着“10+3”对话机制向合作一体化机制发展过渡。制度化建设将是东亚一体化的基本途径。

第四,推动东亚多边安全合作,并突出中国的创设乃至主导能力。中国的安全与东亚地区息息相关,以新安全观付诸实践为基本手段,通过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建议中国与东盟携手合作,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促进东亚安全论坛的建设,推行积极而有效的信任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通过战略互动建立东亚各国的战略信任,积极推动东亚地区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同时,中国应继续主导推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积极探讨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正式机制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经过几十年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战略正在走向成熟,中国不仅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而且对国际制度的规范性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中国不仅是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全面参与者,而且正在成为所在区域国际制度的积极创设者乃至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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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semary Foot, “Regionalism in Pacific Region”, in Lou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39.

[2] 《孙子兵法·九地篇》。

[3] 朱阳明主编:《亚太安全战略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4] 于永定:《我看世界经济》,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67-568页。

[5]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6] 叶自成:“在多边合作中推进中日关系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4期,第18-32页。

[7] 周煦:《冷战后美国的东亚政策》,台北:生智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32页;俞正樑、陈玉刚、苏长和:《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范式研究》,花莲县:雁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8页。

[8] 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 “Adjusting to the New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4, July/August 2003;叶自成:“采取与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外交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1期,第24-25页。

[9] 张蕴岭主编:《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270页;张蕴岭:“为什么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5期,第48-50页。

[10] 于永定:《我看世界经济》,第577页。

[11] 国家发改委外事司与外经所课题组:“东亚经济合作的新发展及我国的对策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4期(总第1772期),第2-39页。

[12] 庞中英:“地区化、地区性和地区主义——论东亚地区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8-13页。

[13] 张幼文、黄仁伟主编:《制度竞争与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199页。

[14] 时殷弘:“中国近期主要对外战略问题——兼谈长期性基本战略机遇”,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第21-25页。

[15] 阿米塔夫·阿查理雅:“以东亚的方式谋求安全”,载《海峡时报》(新)2004年12月30日。

[16] 阎学通:“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载《东亚季刊》1999年春季卷(第30卷第2期),第97-110页。

[17]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214页。

[18] 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thaca: RAND, 2000, pp.133-140.

[19] 时殷弘:“对当前中国经济战略的思考”,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6期,第50-51页。

[20] 于永定:《我看世界经济》,第578页。

[21] 罗伯特·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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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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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鸣”的猫头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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