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危机与出路

作者: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黄震乾翻译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2004年10月18日

我把我们所处的世界称为“命运共同体”,在这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信仰、贸易、通讯、金融以及环境,将我们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1945年以来,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国际化的机构,按照全人类平等的准则,来管理和统治全球化的方方面面。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国际共同体正面临着一个抉择的重要时刻。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体仍然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和困难。这些危险和困难发展下去,可能导致非常令人不安的消极结果。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我们现在所作的选择将会决定未来数十年全球的命运。问题就是如此严重。

时下有四个主要问题相互作用,使人类朝着消极方向发展,它们包括:第一,世界贸易规则出现严重问题,一个显见的危机是,贸易谈判可能无助于改善世界发展的不平衡状况;第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没有实现,该目标给几个人口最多的地区设定了最低人道主义标准;第三,对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恶性后果的预测完全失败;第四,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秩序遭到破坏,并且这种破坏效应正不断蔓延。

后冷战时代的多边秩序正被经济、人道、环境、政治等各种危机的交互作用所威胁。更严重的是,现在有一种力量,使这些已然不妙的状况变得更糟。这种力量归纳起来有两条:华盛顿经济共识和华盛顿安全战略。

它们彻底摧毁了政府的积极形象,威胁着自由,限制着增长,阻碍着发展,抑制着善。我们有必要用以下这些积极的措施来取代:在市场和当前科技允许的条件下,提高生产力,促进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保证收益的公平分配;像对待恐怖主义、战争等安全问题那样,积极解决极端的贫富差异。我将涵盖这些积极任务的方案称为“全球社会民主”和“人类安全议程”。

“华盛顿共识”使贫富差距更加突出

华盛顿共识是一个经济议程,其主要内容可以总结为:提倡自由贸易、资本市场自由化、市场决定利率、放松管制、把资产从公众部门转移到私人。在过去20年中,它已经成为经济合作组织领导国“新自由经济”的正统标准,特别是,它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制订政策的基础。

华盛顿共识中的一些建议和提议在某些情况下是合理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则并非如此。总体来说,其制订的政策范围过于狭隘,不能保持持续的增长和平衡的发展。有证据表明,华盛顿共识运转起来并不十分顺利。起主导作用的经济标准不能有效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减少贫困和达到公平。

为使一个国家从发展中获益,应该优先形成内部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国家人力资本、经济基础结构和健康的国家市场机构。这需要国家经济和工业政策来推动。但华盛顿共识削弱了制订和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的能力,破坏了重要的政治效力。

让市场自行解决资源的生产和分配,可能会使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产生巨大的不平衡,并且产生迅速破坏国家经济的全球性资金流。

实际上,用缩小国家的管辖范围、削弱其管制能力的方法,来增加市场在社会的作用,等于减少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世界各地的贫穷人口所面临的困难没有减少,反而更多、更严重。“安全”问题逐渐成为政治的首要议题,就部分地反映了,我们需要控制由这种政策所带来的后果。

“华盛顿安全战略”破坏了多边秩序

恐怖分子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已经成为当今历史的一大标志性事件。作为对这一事件的回应,美国和它的盟国们本应该认识到,打击全球恐怖主义最重要且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强国际法、加强多边机构的作用;它们本应该认识到,没有一种单独的势力或团体可以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的身份;本应该认识到,诸如巴以冲突这样的全球焦点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这种全球焦点应该是全世界极力解决的首要问题;本应该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公平之间的脱节急需更多的关注;本应该认识到,必须坚决遏制恐怖主义的发展,必须消除某些人的一种幻想,认为“基地组织及类似的团体是现代世界中正义的裁判者”。

然而相反,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上述任何一个方面。自从“9·11”以来,国际法的约束力变得更弱,华盛顿共识中的多项政治失效使得它被新的华盛顿安全宣言所取代。

而接踵而来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让我们预先看到了一些未来社会的安全前景。那就是:在美国制订的游戏规则下的单边战争和美国先发制人的战争。这跟1945年以来的国际协议所包含的核心宗旨完全矛盾。它使得国家之间的政治谈判效力减弱。这个享有空前庞大规模的军事霸权国家,打算在现任总统的带领下,利用它的霸权,破除它单方面感到的所有威胁。

新的规则给我们很多重要的暗示。其中之一是对国际关系的形象描述。最新的研究表明,它就像一场“全人类对抗全人类的战争。” 如果说“自由”属于美国,那为什么不属于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韩国和伊朗呢?

用“全球安全议程”取代“华盛顿安全议程”

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全球的安全议程,该安全议程对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有3个要求:第一,必须承诺法律的约束力和多边机制的发展,以实现国际法法律诉讼的绝对权威。第二,必须继续努力建立全球政治立法的新形式,使国际机构能够参与到国际安全与和平建设的工作当中来。第三,必须正视,不能仅依靠市场规律去解决由财富、收入和权力的全球分化,人生机会的严重不平等,而引起的道德与公平问题。但这三条目前都没有做到。

相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反击已经误入歧途,其间新保守派通过制定新的安全议程,使美国成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

我们必须在国际法中把安全问题和人权议题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提高对武力干涉的约束力,修正现在已经过时的1945年地缘政治划分(它是联合国安理会做出决议的基准)。同时,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扩大安理会代表的地区范围,扩大的安理会管辖范围应与经社理事会平行,有权检查及在必要时介入人类遇到的各种来自自然界、社会、生物和环境的危机;并且,建立一个世界环境组织,以改善现有的环境协议及条约的执行情况,其主要任务,是确保世界贸易和金融体制的发展适应于世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要用这种方式把安全和人权重新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条约,它将涵盖基本的合法的人道主义问题,也将涵盖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比如基础教育,以及洁净水和公共卫生等基本人道权利。

以“全球社会民主”取代“华盛顿共识”

社会民主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追求市场的自由发展,同时倡导一个共享的价值和共同的制度实践框架。而在全球层面上,它意味着追求一种经济议程,依靠扶贫项目及对世界各地弱势群体的直接保护,来修正市场的自由程度。经济的发展可以极大促进人类发展目标的实现,但是无序的经济发展,不会带来全人类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应该成为实现最终目标的一种方式,而其本身并不是我们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我们有能力使该计划成真吗?多边秩序所面临的四种相互关联的危机,证明我们还缺乏解决全球危机的政治决心,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束手无策。

一些例子可以说明问题。每年联合国用于维和的预算是12.5亿美元,另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必要的资金。与此数据相对照,美国公民每年用于化妆品的开支是80亿美元,用于糕饼制造业的开支是270亿美元,用于酒类的开支达到700亿美元,而在汽车上的开支则超过了5600亿美元(这些数据都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调查结果,现在看样子应该远远高于这个水平)。或者来看欧盟国家:其公民每年花110亿美元购买冰激凌,在烟酒上的花费达到1500亿美元,另外欧盟和美国每年合计花费170亿美元以上购买宠物食品。

如果经合组织所有的农产品补贴全都用于世界最贫穷的人身上,那么每年这部分费用大约将有3000亿美元。军事开支(全球每年平均花费9000亿美元)和经援预算(全球每年平均花费500亿美元)之间的一点轻微的资金转移,都会给人类安全议程带来巨大的变化。显然,经济资源应该在穷人和富人之间重新分配,以减少贫富差距。所以我们的问题在于:应该如何分配我们的资源,使谁受益,以及这种受益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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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0/01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4期  「标题注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规划项目“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与对策研究”(04ZD012)  「作者简介」黄祖辉,陆建琴,王敏,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29  黄祖辉(1952-),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卡特)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组织与制度研究、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  陆建琴(1979-),女,江苏吴江人,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王敏(1980-),男,浙江台州人,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