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派性之争 寻找变革道路

——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二)

  国家的责任与权力

  温:我恰恰认为现在所谓的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或任何理论派别,他们的讨论在中国目前都缺乏前提性的条件。

  秦:如果你说的“讨论”是指弘扬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并且提出诉求,我认为那都是非常必要的。如今的中国非常需要自由主义来取代寡头主义,以社会民主主义来取代民粹主义,以作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两者的共同底线的宪政民主来取代寡头主义-民粹主义的共同基础专制强权。

  但是如果你的意思是说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双方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缺乏前提,那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从三个层次说,第一,我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歧本身有一个前提,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其实不是“国家主义”者。19世纪的“国家主义者”是托利党、俾斯麦,是右派而不是左派。社会主义者只强调国家的责任,从来不是强调国家的权力。

  汪:他们是反国家的,强调国家最终要消亡。

  秦:它强调国家要有保护弱者的责任,要有维护公平的责任等等。它并没有强调要强化国家的权力。而自由主义者实际上主要是说如果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就如何危险等等,一般并不直接讲国家应该不负责任。

  汪:从历史来看,严格地说自由主义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前提的,无论它讲自由放任还是讲其它,最基本的前提是设定国家,而社会主义者恰恰是倒过来。

  秦:毫无疑问自由主义者一般都担心国家的权力过大,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是它也担心没有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汪:20世纪对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一个重大转变。

  秦:这两者本来并不必然对立。一个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一个强调的是政府的权力。那幺,它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产生对立,那就是宪政民主政府,这种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 它有什幺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幺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权力就是要你为我负责。给你大的权力就要你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于是两者就冲突了。

  但是假如不是宪政民主,这个国家的权力不是建立在一个社会契约的基础上,权力和责任不是对应的,就可能出现国家的权力很大,责任却很小的情况。那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主张和要求扩大国家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就不构成对立,很有可能这两者是同时成立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相反的一种局面,就是倒过来:这个国家的权力很小而责任很大,东欧就是如此,东欧剧变使国家权力严重失落,而它们的福利责任却还很大,在民主条件下国家福利不是说取消就能取消的,即便像克劳斯这样的自由主义执政者,政府责任也不能随意取消。于是,我们在东欧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往往左派要求削减福利而右派反而要强化国家权力。所以说如果在一个国家权力过小责任过大的情况下,很可能这两者都要向着扩大国家权力和减小国家责任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中国正好相反,不仅现在,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的责任很小而权力很大。至少对于一部分人尤其是农民来说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的责任是很小的。

  汪: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东欧国家的权力是削弱了。与此相应,东欧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还是在严重下滑。其实,西欧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在这里引入一点西欧作为参照还是有必要的,因为问题的发生不能仅仅在纵向的轴上展开,还需要在横向的轴上展开。东欧与西欧的政治条件不一样,冷战结束并没有影响西欧的政治制度,为什幺西欧也出现了相似的问题——当然程度与东欧完全不一样?推动欧盟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动力是在市场全球化条件下如何保护欧洲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这一点应该考虑在内。

  秦:你讲横向比较太对了!你应当比较比较所谓“严重下滑”的中东欧福利,比起我们(不光是城里人)的福利如何?甚至比起改革前根本谈不上“自由市场”的毛泽东时代又如何?

  西欧福利社会的危机原因复杂,例如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仅仅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人口与养老人口比例变化也会使原来的福利模式难以为继。把什幺都看成是“市场全球化的进攻”恐怕无法服人。但这与中东欧的变化不是一回事,与中国的“自由、福利双不足”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至于说建立欧盟是为了捍卫福利国家,法德等国是有这种说法。但其实这与“美国搞WTO是为了推广自由贸易”一样,存在着价值理想与国家自利的距离。我前面谈到波兰等国的入盟谈判就表明法德也是搞双重标准的。他们保护自己国民的福利,却要求东欧国家放弃保护才能入盟。他们的自利倾向决不比美国弱。

  国家进行资本积累不得不通过组织化降低交易成本?

  温:从经济角度解释。国家如果要进行资本积累,尤其是原始积累,那幺它给予一般劳动者的就只能是必要的保护,也就是保证劳动者基本生存。劳动者得到的报酬和保障只能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报酬和保障。国家因为要更大程度的扩大再生产,所以对劳动者的剩余要最大程度的占有。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农村医疗的考察,当时的合作医疗,人们差不多都能享受到同等低水平的医疗,公平性是全世界最好的,享受的民众达到百分之八十。但是这指的是公平。这幺解释就不存在矛盾。因为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障,农村的农民也享受到了,农村至少有赤脚医生、公社卫生院。能给你一点阿司匹林,给你一点中草药。在基本医疗上,国家的责任是能够体现的。也就是实现了对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必要的保障。教育也是一样,大队里面的学校教师拿的是工分,他们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拿到比体力劳动者更高的报酬。但教育和医疗这两项国家基本责任那个时候国家都给。

  秦:当时进行的是合作医疗,是社区承担的,不是公费医疗,那是老百姓自己的钱。你刚才讲的教育也是一样的,民办教师的工分是农民给的,不是国家给的。我并不否认在毛泽东时代的农村有一定的保障,但是这个保障主要是社区保障,不是国家保障,这和苏联东欧国家是不一样的。

  汪:在原始积累过程中剥夺整个社会来进行公共积累这个过程,这一点没有疑问。我们分析毛泽东时代,得看到这个历史形势,比如在积累过程中高度的剥夺,但是确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总体教育水准提高了,医疗水准提高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重新形成了社区。而很多地方你会看到在战争和历史过程中整个社区都瓦解了的局面。铁军讲的是宏观条件,在这个条件下,你不能简单地将国家与社区的发展割裂开来。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不是国家所有,如果真的这样割裂,你又如何解释国家的过度干预呢?

  秦:“过度干预”与服务不足、弄权太多与尽责太少并不矛盾吧?今天农村的卫生与教育状况的确很差,我也有过很多批评。但如今有人为了批评现状往往喜欢夸大改革前的公共福利水平,一讲就是文革时的合作医疗如何好,而改革以后如何糟。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回避以下几个因素,就未免片面:

  首先,乡村医疗方面的民间互助传统并非始于计划经济时代,历史时期我国虽因法家“反福利”主张的影响官府很少提供服务,但族缘、地缘、宗教等民间小共同体的公益职能包括医疗互助仍有一定发展。民国时期除传统的民间互助公益外,国外传来的近代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也有相当成就,尽管兵荒马乱时一切都无从谈起,但在一般相对和平时期公共卫生的发展并不慢。你提到文革时的农村合作医疗曾得到联合国有关部门的推崇,这当然应该讲。但人们很少知道:民国时期的农村公共卫生发展当时也曾得到国联等国际机构的高度赞扬,近年来一些学者(如复旦大学的侯杨方教授)对此多有研究。其次,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乡村合作医疗也就是文革后期有过几年运动式发展,此前的大多数年月正如毛泽东所说,农村“缺医少药”,卫生部近乎“城市老爷部”,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应当说并不快。再次,即便是文革后期的乡村合作医疗,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也已随大包干的推行而解体,但很长一个时期人们并未明显感到乡村医疗的恶化,这也从反面说明此前的医疗机制成效不宜估计过高。其实,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在改革以前也一直存在,而今天人们痛心疾首的乡村医疗与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危机恰恰是在追求“大政府”、强调财政集权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才迅速恶化的。

  温: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的崔小梨做过一项研究。对于90年代国家从农业提取积累这个说法,他曾经提出置疑,认为国家财政用于农村的投入是有的,但是因为国家财政是一本账,收入分配都在一本账上统收统支,国家财政下达到人民公社,所以人民公社至少到社这一级是统收统支的,而对于大队,也就是你说的社区,有一条线:社区把它的农产品交到人民公社,公社通过财政记账的方式登记。比如你是畜产品还是粮食,交到了人民公社是由财政转到这里的账上的,然后国家下达的公社财政里,对于这一级的农产品记账方式是一种统收统支,因此必要的国家财政比如医疗、教育,实际上到公社一级是分解下去的。一方面我觉得汪晖所说的社区重建,是一个农民被组织化提高的过程,这具有两面性:一个是保证国家的统购统销能够落实,保证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实现;另一方面也确实能够有效地把分散的、规模细小的小农集合起来,使农业实现规模经济。我们以往的分析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没有搞清:人民公社时期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下降,林毅夫认为是农业生产方式造成的,但实际是因为国家把剩余拿走,留下的只够维持必要劳动的东西,造成无法用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物品来刺激积极性。过去我所在的生产队劳动分配是“人七劳三”,先按照人口分下去70%,再按劳动分下去30%,这样的分配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劳动激励。人民公社没有激励机制这一点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分配造成的,而是因为国家和农村之间的分配造成的情况。这一点过去始终没有纳入分析的视野。

  崔小梨的研究认为,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实际大于从农业得到的部分。

  秦:对于这个问题,过去苏联也有很多人(我记得有奥斯特洛维强诺夫等)做过反证。比如他们说国家给农村投入多少昂贵的拖拉机,而从农村得到的粮食不值多少钱等等,证明国家是亏损的,实际上是农民占了便宜。这个账我觉得是没办法算的。道理很简单,我们以价格为标准计算盈亏,但价格本身只有在市场条件下才能作价值尺度。这个价格如果是国家定的,就很难说得清楚。比如我给你一台拖拉机,然后拿走你一万吨粮食,但是我规定一台拖拉机值一百万元,一万吨粮食只值十万,那我还说你赚了我十倍呢!但这幺大赚为什幺你却不愿,而我还要强制你,这不是赔了钱又找骂吗?难道你我两人都是大傻瓜?当然不是!其实你我都明白:如果自由交换,一台拖拉机绝对换不了一万吨粮食,所以才需要强制嘛。这幺简单的道理,有些人居然就能颠倒过来,“知识分子”真是了不起呀!

  关于“剪刀差”的度量问题说来话长。当年苏俄以康德拉吉耶夫(现在他在中国只以“长周期理论”出名)为代表的“商情学派”对此下过最大功夫。他们的办法是以1913年的工业品与农产品平均市场价格为基础指数(100),现时如果农产品价格指数上升为110,工业品价格指数上升为140,他们就指出“剪刀差指数”为30。当时他们在《商情研究》刊物上逐月公布测算出的全国各地分区“剪刀差指数”,引起很大影响。后来康德拉吉耶夫被镇压,公布“剪刀差指数”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但是现在看来,这样单纯以价格指数差异来表示原始积累强度当然很不准确。因为它首先假定沙俄时期的剪刀差为零(100-100),以后的剪刀差指数实际上只是剪刀差比沙俄时期增加的幅度。然而沙俄时代实际上也不是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体制,也有专制强制因素与工业化原始积累问题,因而也是有剪刀差的,在此基础上增加的剪刀差当然比“剪刀差指数”所示的更高。

  其次,只有在全要素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才能把“剪刀差指数”当成原始积累率的线性函数。比方说如果生产率不变,而原来等值的工农业产品现在工业品比农业品贵了一倍,那当然是剪刀差恶化了。但如果这时工业生产率不变,而农业投入/产出率提高了一倍,因此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相对下降一半,就不能说是“剪刀差”扩大的结果。当年苏联就有人批判商情派,说当时工农业价格指数变动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工农业生产率变动的差异造成的,不能说都是“剪刀差”。但这种说法如果成立,首先无异于说当时仍是小农的农业生产率在增加,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国有工业生产率反而下降,这不是贬斥社会主义吗?更重要的是,如果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导致粮价下降,那因此出现的就会是“卖粮难”的问题而不是买粮难、需要强制统购的问题了。而实际情况恰恰是后者,所以按上面所说的逻辑只能说真实的原始积累率只会比剪刀差所示的更高,而不是更低。

  但是究竟高到何等地步,则是很不好算的。

  汪:我觉得,积累的意思不仅仅是指资金的问题,包括限制你移民,重新造成一个社会构造、在部分地区工业发展等等……

  秦:其实“原始积累”这个词的意义非常清楚,就是抢。而资本主义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换来积累剩余价值。“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积累”在《资本论》中根本是两个概念,前者并不是什幺“最初的资本主义”积累。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说法。后来苏联的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认为,同样是抢,可以抢来本钱做买卖,也可以抢来本钱搞计划。于是就发明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两个术语。

  温:崔小梨还有一个观点可能对你说的市场价格计是个挑战。他说因为国家垄断了大部分的农产品剩余,因此只有极少数农产品可以进行市场交易,造成价格提高。提高的价格根本就不是市场价格,这个剪刀差应该如何计算?

  秦:我认为剪刀差的具体数额是无法计算的,因为缺少价值尺度。我们判断有没有剪刀差,只能用一个尺度,就是看它强制的力度。假定可以通过等价交换来解决问题,它就不需要强制。不管是中国还是俄罗斯,过去的官方叙述有一个逻辑,就是集体化老是从互助组讲到人民公社(在苏联是从共耕社到集体农庄),其实挨着互助组什幺事呀?集体化的前身根本就是统购统销。苏联也如此,总是先有粮食危机,于是把流通领域给统起来,结果发现不行。你能强买,我还能干脆不种了呢!于是只能再进一步强制,把你弄到一个军营里,种不种就由不得你啦。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其实决策者并不是担心农民中存在两极分化才搞的这个东西。有人分析过,斯大林搞集体化之前一年曾经13次提到集体农庄的优越性,其中只有一次提到消灭剥削共同富裕,12次都是说集体农庄能够提供大量的商品粮。中国其实也是一样,这个账算不出来,有强制就是因为需要“抢”,靠交换换不到嘛。

  温:那幺至少有一条是没有疑问了,就是国家推行统购统销必然遇到和分散农户的交易费用过高,即使等价交换也实现不了。客观上交易对象是上亿农户,过于广大,无法交易。因此必然实行组织化,实际上也就是农民被组织化。那幺也就带来一个强制问题,带来一个积累问题。只要是强制的,所有交易就都存在剪刀差,无论你作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任何主义者。我们说这是 “不得不”,就是不得不通过组织化或被组织化程度来降低国家的交易费用。

  既然原始积累都是残酷的 那幺是否还有第二种选择

  秦: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你说老百姓太分散,交易成本太大,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曾批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把交易权利问题与交易费用问题混为一谈,看来铁军也有类似说法。市场经济中降低分散农户的交易费用可以有许多办法,这与剥夺农民的交易权利不是一回事。科斯说企业这种组织存在的理由就是为的降低交易费用。如果剥夺交易权利可以被理解为降低交易费用,那他该说奴隶制存在的理由比企业还充足了。

  温:现在不就是这样吗?国家花这幺大力气维持粮食系统,明知道粮食系统一系列问题不能解决,比如不断带来坏账、财政补贴,现在库存到底多少都不清楚。其实这种维持并不在于国家要刻意维持一个粮食系统,它想放开走市场,但是现在问题是两亿三千万农户怎幺交易?当年只是一亿。

  秦: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农户都是家庭农户,你可以假定他们能够和那些中介组织交易。而不必从这里头就推出一个结论:非要集体化不可。

  温:民国以前进行工业积累的时候没有农业集体化,是因为其一,地主可以无偿占用地租,地租再转化为积累;其二,农民的土地是正态分布的,大部分集中在中农和富农手中,实际上是有规模生产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因为在土改形成了一个平的人均占地曲线。

  汪:可以考虑一下传统的情况。保甲制、里长制的每一次实行都是在土地平均大分配之后,重新搞人头税啦、按照小家庭收税啦。原来有庄园主的时候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他们进账很多,国家与大庄园主的矛盾就起源于税源的垄断。

  秦:你们说的都是哪跟哪呀,稍微了解中国经济史的人应当都知道: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是大庄园集中交税解决了“交易成本”问题,而是大庄园根本不交税,它是权贵搞的,“国家”惹它不起。大庄园发达的时候往往是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时候。这和所谓国家难以向分散的小农收税之说恰恰完全是相反的。你这个说法恰恰否定了铁军的观点。在近代西方的确有这种说法即国家与大农打交道比与小农方便。但中国刚好相反,历史上国家总是更愿意与“分散的小农”打交道。

  刚才铁军说的没有一个特定的组织国家不可能和一个一个小农户去交易,这本身就有一个假定,就是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制措施农民不可能形成组织,这是事实吗?起码家族、村社与企业这样的组织不是国家强制搞的吧。在中国常见的情况倒是相反,恰恰是专制国家强制压抑小共同体的发展,导致民间缺乏组织,或者只能有官方组织,如你说的保甲制之类。

  讲到必要性,苏联当时根本没人提过什幺国家与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高”的问题,他们提的就是不能跟农民等价交换,这就要求剥夺农民的交易权。布哈林认为这太不人道,但一个理由把所有人都压住了,即“战争危险临近,工业化性命攸关”说。包括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论双方都从战争危险出发:布哈林说因为战争临近,所以我们要和农民搞好关系,要是战争一来他们反对我们那可不得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驳说正因为战争临近我们需要尽快搞工业,否则打不赢战争。他最初还说工农联盟也重要,但后来他就把话题挑明了,说两者之间搞工业化更重要,宁可搞工业化得罪农民,也不能为了讨好农民而放慢工业化。他把话说到这儿,布哈林就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因为他确实无法说:一个农民支持但没有工业化的国家比农民不支持的工业化国家更能打赢战争。

  温:在我们党内有关讨论也是同样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问题的回顾》一文中回忆说,当时党内有过讨论,多数同志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为了加快国家工业化需要一部分人做出牺牲,当时这部分人就只能是农民。

  秦:如果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不是可以称为“采取种种不人道的方法”?假如这样,那幺你有什幺资格指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呢?“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就它的残酷性而言,十倍的超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汪:我不赞成这种说法。首先,按照你的这个说法,批评社会主义积累的剥夺性质就需要肯定资本主义积累的剥夺。你这个比较还要把殖民史完全排除,否则如何证明你所说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超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十倍?第二,欧洲工业化内部的残酷性也够大的,当时日本工业化达到吃人的地步,你这样做比较不能够说服人,实在太简单了。第三,这两个积累进程之间是有历史联系的,你不能用否定后者的方法来为前者辩解。在分析积累过程的问题上,我们不要被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字眼弄糊涂了。这是同一个进程的问题。

  秦:我并没有肯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如果我谴责某甲杀了一百人,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某乙杀十个人就无罪。但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在我们称为“羊吃人”的英国圈地运动的两百年中,不人道的现象确实非常多。但是研究那一段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段时间英国并没有出现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汪:那时候他们都移民美洲了。

  秦:移民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当时英国本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是欧洲最高的。它和斯大林的原始积累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不是大私有者吞并小私有者,那会受到小私有者的强烈抵抗,比如圈地运动。一个老百姓就算是富人,要把另一个老百姓的东西抢过来,不容易!但是斯大林的原始积累就不同了,东西都摆在公家的仓库里,公家要拿走就拿走,饿死多少人也不会遇到阻力的。正如斯大林讲的,这就是“集体农庄解决粮食供应的优越性”!

  温:你们实际上先假定了一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如果你们把主义先放到一边,原始积累其实就是原始积累。它是由国家来进行还是由资本家进行只不过是形式问题,本质就是要有积累对象。如果说西方原始积累时人口增加,一个根本的差别就是中国完成原始积累的时候人口翻了一番。英国的人口在整个原始积累阶段从本土移出1/3,我觉得这是个不可比的因素。这边是人口倍增,那边是人口移出1/3,人口的压力不同,原始积累过程中分配的压力也不同。我们且不说哪一个比哪一个更残酷。

  秦:你是说中、俄大量饿死人是因为人口太多?英国没有大量饿死人是因为那些英国“饥民”到美洲“逃荒”才躲过了一劫?这真是奇谈怪论!但就算是这样吧,那幺法国呢?法国虽然殖民地不少,但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人向那里移民不多,他们为什幺也没有饿死?还有德国、北欧国家、意大利乃至日本等等,他们的殖民地很少乃至基本没有,照你的逻辑他们也该大量饿死人了?还有印度,那里独立前历史上饥荒比中国更多,独立后也是在人口压力大又没有殖民地可供移民的情况下搞工业化,为什幺他们就没有再发生饥荒?你知道阿马蒂亚森的解释是因为他们有民主,那幺你的解释呢?你似乎认为搞工业化、人口太多又无处移民就必然饿死人,那幺柬埔寨人口多吗?红色高棉搞了什幺工业化?为什幺那里也饿死那幺多人?

  汪:落后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积累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事实,没有人否认这个事实。但这个进程的真正动力是什幺?为什幺这幺多社会突然改变了自己的传统组织方式,利用国家组织大规模的工业积累?我说这是同一个进程,是相互联系的进程,是需要同时加以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为了批判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而肯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其结果只能是对现实进程本身——也就是新的剥夺过程本身——的合理化。这一点很可能最终违背你的意愿。

  秦:真奇怪二位为什幺愣说我“肯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刚才我已经回答了这问题。我决不是说英国的资本家比中苏的官员更善良,甚至我宁可假定资本家比官员更邪恶,但问题在于国家的强制力是私人哪怕是富人没法比的。国家在市场上赚钱也许赚不过资本家,但要论抢,后者能与前者相比?

  其实这个比较并不是我,恰恰是当年苏联人自己一再论证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的《新经济学》里讲得很清楚,他认为苏维埃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从农民那里拿到比资本家拿的东西更多得多——而且对这种“拿”他坦率地用了“剥削”一词。斯大林嫌“剥削”不好听,改谓之“贡税”,但他强调工业化必须依靠“贡税”,实质是一样的。当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讲“剥削”是有道德自信的。他指出工业剥削农业不等于工人剥削农民,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不同,因为工人并不能消费这些“剥削”所得。不过依我看,这种说法如果成立,“资本主义辩护士”也会有同样的理由,因为《资本论》就讲的很清楚:剩余价值是转化为资本积累的,资本家个人消费只占很小比例。更何况众所周知,现在我们的城乡消费差距比欧美的劳资消费差距只会更大,不会更小。

  关键在于当时苏联的理论家已经讲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比资本主义平等——不过这是未来的事。现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优越性则在于它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狠,它利用国家垄断与强制的能力要比后者大得多。后来苏中等国的实践与这种论证是契合的。

  温:中国在开始进行工业化的时候,并没有打算从农业进行积累,只是因为1950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客观上天上给中国掉下一个重工业。朝鲜战争给中国的教训是使中国明确了战争打的是钢铁。没有大炮,没有坦克,没有炮弹,也就是没有钢你打不了现代战争。原来小米加步枪就能胜利,现在是国际战争,一定得是钢铁,是大炮。这个原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还在讲,手里有一亿吨钢我就什幺也不怕了。战争是当时改变经济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让我们认识到你要想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必须需要有强大的工业。第二,恰恰是战争,从1950年开始,苏联的战争装备工业挪到了中国东北,乃至于华北,实际上用来保证战争供给。李维汉到东北考察回来向毛泽东汇报:从1950至1953年,短短三年,东北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工业。第一是要不要的问题,第二,中国工业化是不是要走东北道路的问题,东北道路就是斯大林模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你要回到新民主主义,这个重工业就不能要。

  秦:是的。至少不能按这样的产业结构去要。布哈林就有这样一种观点,通过和农民等价交换,让农民富起来,然后农民在银行里面存的钱可以用来投资。但是这样做需要有一个前提:工业必须生产大量的消费品和农民交换。但唯一的难题是:这种工业化就不能围着国防工业转了。

  汪:铁军说的这个过程很重要。但不应把战争看成是一种纯粹的偶然因素。殖民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是促使工业化和重组社会结构的重要的历史动力。我怀疑这个过程仍然可能重复。这就是为什幺认为要将两种积累放置在一个历史过程中理解的理由。

  温:当1949年至1952年尽管是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高,农民因为分到土地,大家生产积极性非常高。农产品总量增加非常快,就是说社会总产量是增加的。

  秦:但是当时的商品率并不高。世界农业研究范围中讨论土改问题时对这个问题争论非常大。其中否定土改最有力的一种说法就是土改会降低商品率。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土改对商品粮的影响像所说的那幺大,但向来中国粮食生产的商品率,至少与当时希望的工业化速度相比,是很不够的。

  温:中国1953年准备统购统销之前提出了8种方案,并没有一上来就要搞统购统销,也曾经试图搞等价交换,而且明确不许侵害农民利益。这对于刚刚进行过土地革命战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政权是农民打仗打出来的,它怎幺会愿意回过头去剥夺农民呢?因此开始这件事情是非常慎重的,当时国家按照统一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得农产品,是非常顺利的。这里有几个重要原因,第一是连续三年增产农民手中有余粮。尽管是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每个人剩余很少。但是因为这个剩余积累了三年,积累的数量足够交易。可供交易的量是有的。正因为可供交易的量大,因此市场价格是比较低的。这时候出现一个有规模的买主,这个买主就是国家。农民愿意交易,交易成本是低的,而且他们积累的量是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了公平交易。

  秦:我觉得这个说法在事实上有差异。据我所知,农民以前对共产党基本上没什幺埋怨,对共产党的埋怨大量增加就是在1953年。

  温:不,应该是在1954年。

  秦:是的。因为统购统销的政策是1953年出台的,但实际上向农民强制购粮是在1954年初。

  温:1953年秋季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农民非常欢迎政府这个大买主。1953年秋粮上市以后,统购统销实行的相当顺利。因为当时商品粮储量过低,导致陈云紧急向中央汇报说连冬天的粮食都不够了,更无法保证春天,就要闹春荒。所以秋粮上市以后,从现在可察的资料来看,当时的交易是顺利的。接着出的问题是1954年夏季的灾荒,造成华北地区的人口向东北迁移,遇到灾荒时农民统一的行为就是积存。但那时他们已经把余粮积极卖出去了,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城市。第二点,当时还有一个重大的情况变化,1952年以后,因为国家要搞工业,大量需要劳动力,因此那时是动员农民进城,进城的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青壮劳动力不需要文化,只需要会挖土方就行了。因此“一五”时期总量2000万的农村劳动力进城,相对于4000万城市人口,是一个高过城市现有消费量的消费群体,每个城市人的消费量低于单个农村人。所以实际上造成城市需求成倍增长,根本无法满足城市工业倍加的粮食需求,所以才有统购统销的问题。因此客观上并不是一个要不要执行公平交易的交易方式问题,而是一个国家进入快速工业化进程,尤其是1953年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以后,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秦:在这些事实叙述上我和你没有什幺分歧。但我以为1953年的情况恐怕不能算是“实行统购统销”,不管正式的说法怎样。道理很简单,所谓“统购”就是“只准卖给国家”之意,在自愿交易的基础上“农民非常欢迎政府这个大买主”是不能叫做“统购”的。这也就是前些年的“保护价敞开收购”不被认为是统购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统购统销的确是始自1954年。当年就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以至于档案中称之为“农村紧张时期”。1955年前后毛泽东发表过很多对苏联斯大林道路不满的言论,比如《论十大关系》。但是后来却做得比苏联更过分,这里面显然是事情背后有一定的逻辑。现在的问题是即便就是要搞工业化,是不是就得这幺搞法?真的就没有第二种选择吗?陈云当年有个著名的“一挑担子两头炸药”(指农民不满与城市缺粮)之说,讲的就是别无选择。但是上次我们与杜老交谈时他提到当时他与(粮食部长)章乃器汇报时还是认为可以通过调高收购价在市场上解决,而无须强行“统购”的。但是毛泽东与陈云都没有接受。而一旦迈出“统购”这一步,集体化就不可避免,在这个问题上越朝前走,后来形成的路径依赖越顺理成章了。

  中国原始积累效率横向与纵向比较

  秦:还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讨论清楚,也有必要讨论。就是假定这条路逻辑上说得通的,我们都认可走这条路,但是中国原始积累的效率究竟如何。我们都说它是为了发展工业化,做出了种种贡献……这就产生一个怎幺评价改革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成就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说:与亚洲四小龙当然不能比,但我们至少第一比印度强多了;第二比民国时期也强多了;第三,我们往往和苏联的农业比,因为知道比工业比不过苏联,所以一来就说斯大林粮食供给一直没有超过1913年,我们的农业比他们搞得好等等。

  我觉得这三个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在80年代初已经有过这种讨论,当时中国的农业状态和民国年间正常情况下的农业状态的比较,政策研究部门的文杰、高山为此发表了长篇考证文章。讨论的结果证明民国和平时期的农业状况相当不错,后来的灾难性状态主要是战争造成的,和制度没有多大关系。此外,改革前我们宣传成就的比较方式也是中国特有的。即使在社会主义阵营,比如以苏联、阿尔巴尼亚为例,说到他们的新制度创造的经济绩效,苏联从来都没有以1917年作为比较起点的,阿尔巴尼亚也不会以1944年作为比较起点。苏联是1913年,阿尔巴尼亚是以1939年。都是以旧制度下和平时期的高点作为比较基数。只有中国老拿1949年来比较。那时候连续打了十多年仗,是战争因素造成的经济崩溃。共产党统一大陆带来了和平,这一点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前提。但是这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效应,就不是一个概念了。

  中国30年来的农业发展和印度的比较,双方的研究已经有一个大致看法。1980年中国世经界在莫干山开了一个中印经济比较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结论是双方各有利弊。印度农业绝对水平自清末以来(注意:不是自解放后)一向低于中国,但是1952年后印度农业发展速度总的来说比改革以前的中国要快。双方的差距在缩小。只是在改革后中国农村经济加速,才又把印度抛在后面了。

  当时会议上有人提出,中国虽然牺牲了农业,但是保证了工业,成就比印度大。的确,改革前中国主要基础工业品的产量,除了少数几种产品之外,在总量和人均方面都超过印度。但是其中我觉得应该注意到,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中国近代工业向来比印度起步晚而发展快,由于很早受到英国的统治,印度近代工业起步是比中国早,但同样因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很糟糕,同时印度传统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导致它的工业发展很缓慢,中国近代工业也是西方刺激起来的,中西碰撞比印英碰撞晚,所以我们的工业起步也比他们晚,但是起步后从清末到民国发展速度要快得多。中国在民国时期的高峰年份,工业发展水平就已经明显超过了印度1949年的产量,而不是解放以后才超过。过去我们不提这一点,而是总强调1949年我们比印度差的多,那时候我们可是刚刚打了那幺多年仗,国家一片废墟,把原来对印度已经取得的优势丢掉了。1949年我们不如印度不是因为制度问题,而是战争的原因。

  和平恢复后我们的工业又比印度发展快了,但是完全超过印度仍然是中国改革后的事。在改革前,虽然煤钢油电等基础工业品我们超过印度,但深度加工产品、终端产品、新兴产业以及交通运输、第三产业都不如印度,总体上讲我们的工业,乃至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在改革前是否比印度强,大可怀疑。近年来我们讲“购买力平价(PPP)”标准,按这个标准我们的经济总量比按汇率标准增加许多,与西方的差距也缩小许多。因此很长我们的志气。可是论述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切并不能给改革前体制添彩。因为把这种PPP标准用于1949年以前和用于印度经济,导致的统计变化更大。世界银行根据PPP调整统计,结果是直到1980年中国的GDP还低于印度,人均就低得更多。只是随着改革到1985年,中国才转而超过印度,后来就一路领先。

  另外,近年来兴起“新经济史”,像弗兰克、麦迪森、波梅兰兹什幺的,由于他们强调东方历来经济优越于西方,被认为是破除了“西方中心论”而得到包括汪晖兄在内的一批朋友的高度好评。但是由于这种分析方式对传统中国、尤其是对印度大加提拔,其对1949年后至改革前中国体制经济绩效比较评价的影响就不免是负面的了。尤其是麦迪森,根据他所计算的PPP修正指标,1952-1979年间中印经济的对比远不如1820-1936年间的这种对比更于中国有利。我倒不认为这种“新经济史”就那幺了不起,你知道我写过批评他们的文章,但是汪晖兄等朋友对他们的这种计算该作何评论呢?

  再说和苏联比。如果比较全国人均占有粮食的增长速度,的确中国强于苏联。苏联的农业在人均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方面的确糟糕,但是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上中国是绝对不能和苏联相比的。在这个阶段苏联完成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到了60年代它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而中国农民人口比重几乎不变,绝对数量则大增,劳动生产率几十年无增长。用这种方法来搞经济我觉得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责任,或者是中国特有的“命令经济”体制的责任。农业如此,工业就更不用提了。这倒不是说工业总量,沙俄工业起点就比我们民国时期高,后来苏联工业始终比我们发达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工业的相对增长率也比苏联低得多,而且工业自我积累能力(不靠剥夺农村而靠工业内部利润的积累能力)也差的多。我做过14 年、20年、32年等不同时段的中长期比较都是如此。总量低可以怪起点,而相对增长率本应是基数越低增长率越易于提高,中国反而更低。这只能怪改革前中国式的非理性命令经济体制(崔之元津津乐道的那个“鞍钢宪法”模式)比苏联的理性计划经济更低能低效,它把付出如此惨重代价聚集的原始积累在很大程度上糟踏了。以至于改革初期中国的超常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靠市场经济、而是靠“修正主义(理性计划经济)复辟”的结果。有关考证我这里就不说了,但汪晖兄过去搞文学应当知道,就连改革初期的“经济文学”都是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翻版,像著名的《乔厂长上任》几乎就是苏联《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的中国版。所以我曾经讲:中国改革前期的“经济奇迹”与其说证明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搞得好,不如说证明毛泽东比勃列日涅夫搞得糟,以至于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已是“停滞时代”的象征,而在中国,“恢复”勃列日涅夫那一套居然就创造了“经济奇迹”!

  温:你谈到民国和战争因素。民国时期只有短短的10年,同时,二三十年代世界上和平的区域不多,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受到战争的影响。当时国际资本一定程度上流向中国,这对中国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有一定作用。这段时间中国农业商品化发展速度大大提高,实现了区域化种植,因此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这就导致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区域化。这个过程中间就导致了对农业的剥夺加重。由于农业变成了一种商品经济,于是金融资本进入,又由于小农户过于分散,导致正规的金融无法和小农户对接,必然导致高利贷的形成,于是农村村社破产。也恰恰是在二三十年代农民的反抗加剧,乃至于当时军队中的相当一部分开始和破产的流民结合。在邓子恢对于闽西、福建这些地方的调查报告中,他写道,因为破产农民增加,他们成为这一带日益增多的流氓无产者。实际上指的是和现实这种无正规职业的季节性打工者一样的人大量增加,他们第一成为社会动乱的基础,第二成为地方军阀、土匪的基础,使得地方动乱、割据等等累积的矛盾增加。这种累积矛盾正发生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动荡或者说革命的潜在的潮流。因此我们无法得出一个判断,说这一阶段纯经济增长谁快谁慢,

  秦:任何经济比较都会面对众多复杂因素,照你的讲法任何时候都“无法得出判断”了。但我似乎稍微乐观一些。有些因素是可以通过分析抽象掉的。你讲到“二三十年代世界上和平的区域不多”,但我不是与别的地方,而是与印度比,那时印度该是和平的吧?而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和平倒是十分相对的,“受到战争的影响”决不比印度小,当然比后来的全面抗战与内战来还可以算是能够从事建设的相对和平时期,就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比同期的印度快嘛。

  当然经济发展与社会危机是两回事,正如现今经济高增长并不能说社会危机不存在一样。我从不美化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中国”,但对社会危机的形成机制可能与你的看法略有不同。你把问题归之于农业商品化和工商金融资本对农民的盘剥,而且这种危机“由于小农户过于分散”而不可避免,那末按照你的逻辑,要摆脱危机,就除非重归自然经济,或者把“分散的小农户”重新集体化了?其实你讲的这些,农业商品化导致农民分化也好,工商金融盘剥小农也好,几乎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都出现过的。古今中外资本主义大农场和社会主义集体农庄毕竟少见,哪个国家无“小农”?哪个国家现代化过程可以避免农业商品化?反过来讲,中国古代农业倒是不那幺商品化,不照样发生一次次导致“农民战争”的严重危机吗?民国时代最商品化的农村莫过于江浙、珠三角,但是那里虽然不能说没有盘剥,社会危机激化却肯定谈不上,而斯诺笔下的陕甘宁倒是几乎看不出“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导致规模化、产业化、区域化,对农业的剥夺加重”云云,但那里的危机肯定比江浙严重。

  其实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发生的正如过去的一种说法即“新式的农民战争”,工商金融导致危机的因素不能说没有,但决不至于成为主因。以租佃制下的主佃对立来解释更是难以成立。这场“新式农民战争”产生机制我认为主要是两个:一个与历代相似,就是专制统治下的“官逼民反”。在这方面《杜鹃山》这出“样板戏”虽然是宣传品,有段对话还是很典型的:

  “现在是哪一年?”

  “民国十七年。”

  “可是你们的苛捐杂税已经征到民国三十七年了!”

  但是这种危机在历史上酝酿需要时间。促使“农民战争”比历史上的一般周期更快爆发的还是战争因素。所以,很难说没有日本人的入侵中国会不会发生大规模革命。

  汪:革命是发生在日本入侵前的事情,我们只能说有无日本人的入侵共产党能否如此快速的积聚力量,取得全局性的胜利。革命也不应该从共产党的革命算起,至少应该从辛亥革命算起。以农村状况来看,恰恰是在三十年代城市经济扩张和外资涌入时期,中国经历了农村破产的情况。经过这一段时期农村发生的破产状况才有后面的事情发生。日本是否入侵不能做事后的假定,但需要问的是社会动员的动力是什幺?这个背景因素与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不能说没有关系。关于计划经济的问题,的确它和战争有着太深的关系。这个计划经济其实是最初是国民党搞的。它首先搞票证,搞计划,结果造成了垄断集团,这是共产党能获得胜利的一个原因,因为共产党在当时反寡头式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出现与战争状态和市场失序有关。

  秦:关于民国时期农村经济状况的分析我和铁军观点有所不同。我认为我们老用原来那套地主农民的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危机是不行的。所谓土地兼并等等远没有我们原来讲得那幺严重。甚至土地改革在解决地权平均上的作用也没有以前想得那幺大。后来铁军就把工商业、高利贷资本归结为导致农村经济破产的主要原因。

  温:其实我们指出的是同一个问题,也就是导致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并非是地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问题。

  秦:但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的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你把它理解为民间工商业或者高利贷的原因,而我认为是政府行为加剧了农民破产。否则就很难解释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农民和官府的冲突。土改档案就很明显,共产党发动农民诉苦的时候,很少有人控诉工商业或是地主,都是说什幺国民党如何成了“刮民党”,保甲长如何坏,横征暴敛,拉丁派款,欺男霸女,贪污中饱,和现在农民的抱怨没什幺区别,还是苛捐杂税、吏治腐败(导致农村经济破产)。所以我觉得除了日本入侵的因素之外,从传统到现在中国农村的危机其实是一样的。

  温:正常情况下,即使工商业进入农业还不至于加剧农村社会的解体和小农的破产,而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实现全国统一,军阀、团练,各种各样的武装纵横捭阖,就出现了一种“兵差大于政税” 的现象。这个时候你要进入工业社会,除了工商业的发展本身要从农业提取积累之外,另外还有地方势力的增压,因为兵差是无度的,防贼也好,和红军打仗也好,总之兵是来回走的。兵来一趟就要搜刮一次。这就导致农村的精英从良绅变为劣绅,而劣绅当道必然把良民逼成刁民,因此造成农村社会的解体。

  秦:我觉得单纯讲兵荒马乱还不能解释问题。即使没有军队的非正常抢劫,实际上,当时文职的国民党政府后期的征收也是让农民受不了的。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本来在抗战前中国的财政机制中,中央财政收入并非取之于农民,而是主要取之于工商城市,农民交的田赋归各省财政,田赋附加归县。但抗战一起,军费刺激专制权力强化,强权促进腐败,军费与腐败费用迭加,“前方吃紧”与“后方紧吃”一起勒索农民,农村就完了。抗战之后国民党财政基础发生根本上的变化。原来南京政府财政的66%来自于东南沿海工商地带的“关盐统三税”,其余的大头是国债,那主要也是工商城市购买。抗战后东南工商城市尽失,原来的税基破坏了,而战争开支大量增加,全部压在了农民头上,抗战后第一个财政转变就是田赋全部归中央,地方财政就另行“创收”吧。而且为了强化“汲取能力”大力扩充政权末梢,加强地方征收系统。而产生出来大量的保甲痞子,导致了乡村吏治的恶化。抗战前共产党搞土地革命没有成功,不能解释为王明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而抗战之后就有了,因为在抗战时期农民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急剧恶化,即便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抗战时期大后方反国民党的抗捐抗税反抓壮丁之类的农村暴动就已经比抗战前增加了许多。

  温: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通过战时经济形成了国民党的官僚垄断资本。因其与买办资本之间交易费用最低,就导致资源的瓜分、占有,资源转化资本的收益独家垄断。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僚买办资本结合,必然导致过量剥夺。第二就是战争。

  战争加腐败。客观上只有劣绅可以在替政府做事的时候中饱私囊,他的收益动机是很清楚的。这当然就把老百姓逼反了。

  秦:还有人认为和清末废除科举制有关系,说是乡村精英因此没落了。这也不失为一个原因。

  温:我认为这一个原素只是针对清末那一段,而在这一段时间它已经不起什幺作用了。

  秦:可是国民党实行田赋全部国有之后,的确是大量增加了基层干部,大规模扩大了乡村官僚系统。你知道,我并不赞成把传统乡绅说成是地方自治精英。乡绅产生于科举,并不是产生于血缘宗族的伦理秩序,举人、进士并非族中长老,他们是严格排除了人情德望血缘地缘等小共同体因素,完全以个人名义报考、以智力标准录取、由国家机构认定并赋予往往是于乡里有害的特权(如赋役优免权,实际上是把乡绅的负担转嫁到乡亲头上)。因此绅权治乡决不是什幺“宗族自治”。绅权也是代表朝廷的,与吏权并无本质区别。但相对而言,乡绅毕竟斯文一些,他们饱读诗书也未必完全只作敲门砖,那些道德文章对其行为多少还有些约束力。而科举废除后现代的乡村民主自治又没有建立,甚至新式学校也未能填补旧式私塾之衰而在不少乡村造成文化素质下降,乡村权势由绅士而胥吏化,这时扩充胥吏并强化他们的汲取能力只会使其更野蛮和肆无忌惮。不少反共论述都说共产党依靠“痞子”搞农运。其实公平的讲,抗战后国民党的乡治就已经相当痞子化了。那时国民党在乡村的统治确实很黑暗,但是到现在几十年了,造成那些黑暗的种种原因并没有解决。

  汪:从积累的角度,你认为不光是农业,而是说前30年的经济总体发展速度都很低?

  秦:不错!关于这一点我有专门的考证文章。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当时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差的。说到共产党的贡献,第一,它结束了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统一了中国;第二,中国的国家地位,注意,不是国民地位,确实提高了。其实这个时候经济还不是重要的,中国这幺大,只要你是个统一国家,在世界上就会有分量。

  温:中国共产党的功绩,我看第一是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民族独立,第二是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产业门类齐全的社会化大生产。

  秦:我认为改革前体制对于推进工业化的绩效根本谈不上好。不能抽象地讲成就,从零开始谁都有成就,必须有一个参照系。而且要考虑人民付出的代价。你可以说印度不如你——印度农业从清代以来、工业到民国时期毁灭性战争前已经比中国落后,但印度毕竟没有出现三年超级大饥荒,而且尽管现在似乎没人指出,但我可以有充分的根据说:这期间中国饿死人可不止那三年。

  温:真正具有比较意义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排到世界第三,无论通过什幺方式形成的,这都是一个重要的结果。应该说发展速度是够快的。

  秦:但就这一点而言,主要还是改革时代即后20年的成果。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直到1980年还未超过印度,刚才我的前提也是公认的中国超过印度,在民国时期(不是抗战以后)就已经超过了。那是按照美元汇率计算的。当然,按照哪个标准更好,的确说不清楚。但是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识,就是20世纪50-70年代中印经济之比较,是1820年以来,除去大规模战争时期,在相对和平时期的比较中最不利于中国的一个时期。按前一个说法,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还不如印度,改革后才超过了印度。按后一个说法,从清代以来和平时期印度从来落后于中国,但就是在50-70年代它几乎追上了中国,之前与之后它都没有这种机会。

  温:那不是恰恰因为中国在50-70年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结构吗?

  秦:这从何谈起?既然70年代印度还一直优于中国,那你怎幺能断言它的产业结构不如中国。从统计数字来看,在最近的20年中,中国确实增长很大,正是这20年使中国真正把印度抛在后面了。

  汪:其实从它瓜分的数字就可以看出积累的确实不少。

  秦:你是说如今权贵私有化瓜分的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家底吗?这当然完全错了!事实上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权贵私有化。我的书中讲过我自己的乡企转制调查报告,指出很多情况下政府把企业私相授受给内部人,用的方式就是“收回原始投资”。比如说80年代初这个厂公有资产几十万元,现在它变成了上千万了。于是公家收回那几十万,这企业就归我了——原来的家底我并没有拿啊?可是问题在于:改革时期积累起来的公产就不是公产、就可以私吞吗?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改革前的积累不是“确实不少”,而是确实不多。如今的确有人,例如韩德强就说现在的一切都是毛主席留下的,毛积累邓挥霍,毛栽树邓吃桃。这种话不值一驳。如果说毛的遗产成就了邓的辉煌,那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在那种既灭了市场又毁了计划的胡闹经济之后,任何人只要停止了胡闹,不管他搞市场激励还是搞计划管理,经济都会大改观。而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计划经济已经“理性化”得无法更理性了,掉头追求市场,又会先使计划失序,导致经济混乱。

  汪:另外一点,利弊都有,就看怎幺看这个问题。中国近代以来形成了自己的国家传统;但是,印度不同,它的国家机制的有效性和中国不能比。

  秦:这样说,就不是现代现象而是历史的因素了,所以搞不好就变成中国传统比印度优越。

  汪:历史因素当然是重要的。国家不一定是好的,但是组织生产的时候它确实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相比于印度的一些长处(注意这未必是相对于“西方”的长处,更未必是世界第一优越的长处)并不是这半个世纪带来的,而是古已有之的。比如经济搞得相对好一些,国家意识比印度发达等等。所以我一直反对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来套中国。

  汪:中国的国家传统比较长,我也不赞成套用一些当代理论来理解这个传统。清朝开国起就在治边,但他的“理藩”方式与近代国家不同。毛泽东时代才真的达到了“全部统一”。

  第二部分 中国能否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 关于未来的争论

  民主理念高于经济价值

  温:下一个问题能不能深入讨论一下国际对中国道路的评价,中国到底能不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独特道路。

  汪:你的意思好象是认为没有这幺一条路?

  温:是的,我认为是没有的。因为中国以前走的是工业化的道路,那幺以后继续走下去就是要资源外延扩张,并没有通过科技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提升来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所要求的还是不外乎是第一工业化,第二城市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基本还是工业化的粗放式增长,简单的外延扩张。大量占用能源原材料,而这是中国极度短缺的。按照目前这样的粗放式增长、制造业扩张是肯定走不下去的,因为各种资源都是“紧约束”的。不管是油资源、矿资源,还是水资源。

  秦:所以我不反对这种观点:中国想要像美国那样高消费是很少可能的。但这是不是能够推出:像美国那样民主和尊重人权(如果说美国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容易引起争议,起码在国内是如此吧)也是不可能的呢?我想这个推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合乎逻辑。说它不符合事实,是因为美国民主制度建立时其国民的消费水平并不高,甚至比今天的中国人还低。美国后来的经济发达是否得益于民主如果还可以讨论,美国的民主并不以高消费为基础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现在我们常常听到这样逻辑不通的两段论:前面说——美国那样的过分工业化和经济发达会破坏环境,所以我们不能学美国。后面说——我们要搞工业化要原始积累要发达经济就需要以铁腕国家来集中资源,所以我们不能学美国搞民主。这是什幺逻辑呢?就算这两个陈述都是事实(其实,所谓民主会妨碍工业化之说本身会遇到的质疑就太大了,我以为要证明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它们本身在价值上也是互悖的。如果“工业化的道路”那幺不可取,我们何以非要走这条死路,以至为它牺牲民主自由人权而不惜?反过来讲,如果工业化的价值是那幺至高无上,以至于为它可以拿人不当人,饿死几千万,遍地古拉格,那幺付出一点环境代价就不可以?不能为工业化牺牲环境,难道可以为工业化牺牲人权?再反过来讲,即便宪政民主人权会妨碍工业化,而工业化反正又那幺糟糕,妨碍一下有什幺不好?

  我倒不是说美国什幺都好,一定要学她不可。甚至我对“不学美国”这个论点也不预设反对立场,但我们总不能反过来预设一个肯定立场,为了得出“不学美国”的结论不管什幺自相矛盾的命题都往一块堆吧。

  汪:这和最早提出的国家是否应该退出问题有一定关系。就是因为这条道路走不下去,纯粹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路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有别的社会发展计划安排,而在一个统一国家内部,通过什幺才能做出这样一个安排?

  秦: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才可能导致自由主义的结论,因为自由主义恰恰认为不能为了经济发展就牺牲一切,比如人权。自由主义可能认为单纯追求消费水平像美国那样,既不可能,甚至也不可求,但是人权、自由、民主理念是独立并且高于经济价值的。

  汪:这些理念不只是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追求,许多知识分子同样认为应该追求。比如《天涯》发表的《南山纪要:为什幺我们要谈生态?》。为什幺一说这些问题就变成了是或不是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本来应该有共识,一谈派别就出问题了。

  秦:这还用说?所谓共识就是共同的底线嘛。但是共识不见得都会受到尊重。我个人很赞成谈生态,而且参加过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等组织的一些生态保护活动。可是我不赞成把生态问题过分意识形态化,有人一提生态破坏就说是“西方”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甚至是民主制度的问题。西方人自己这样说那是他们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我们把他们的自我反省拿过来批判别人而自我炫耀,就未免流俗了,这不跟那个笑话一样吗?“美国人能够骂美国总统有什幺了不起?我们中国人也能骂美国总统!”我们的传统时代就没有生态灾难?计划经济、专制制度造成的生态灾难比市场经济、民主制度下的这类灾难少吗?东欧的切尔诺贝利、鲁塞事件,我们的三门峡(有争议的三峡就不说它了)还不够骇人听闻?

  那篇《南山纪要》是很不错,可是如果我来写一篇《北山纪要:为什幺我们要谈宪政?》,有人就会说:不能谈宪政,搞宪政就没有强国家,没有强国家就没有工业化!这是西方阴谋!好吧,既然你那幺爱好工业化,我也无话可说。可是那人马上又指责说:为什幺你鼓吹工业化?你破坏生态!这也是西方阴谋!我们要谈生态!哎呀呀,反正你常有理,我只能甘拜下风了。

  汪:从发展的角度说,比如西北、西南的一些地区,有两种情况,有的地方已经破产,还有一些生态保护比较好,低度发展的模式,但是现在也急于工业化、市场化大规模发展。如果这样发展必定要垮掉,最后连自己的根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有一个基本划分,作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些区域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城市化、高技术等等,另外一些区域,比如贵州的某些地方,就没有可能发展这些,只能把生态环境维护好就算可以了,可是这对于那些已经被破坏的地区就需要社会投入很大的成本来重新修复生态环境,这个时候国家的基本政策和制度安排就不应该让这些地区再来单纯地追求经济发展。在我们现在的市场结构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式的还是中国式的都没有可能这样做,而结果一定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就是在这个条件下,才会讨论到国家的角色和社会安排,需要通过税收或者各种结构来重新分配,在发展模式上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不管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国家范围内,核心问题不是国家退出与否的问题,而是通过什幺样的社会力量、机制和安排才能得到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我们讨论国家的问题,背后要考虑发展模式的问题,这时候说国家简单的退出或者进入,是有很大的误导性的。国家不可能不参与,问题是国家总不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所以说,核心是需要一个什幺样的模式。

  秦:徐友渔曾经问过你,既然你说的国家不是现在的国家,那幺为什幺不等到国家的体制民主化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汪:首先历史中实践过程从来没有这个抽象化的结论,你和现代国家博弈的过程,就是形成社会力量的过程,而不是简单来说的退出进入的过程。你们的这种提问方式是把社会安排问题排斥在民主进程之外的提问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形成社会力量迫使国家不是按照少数人的利益、不是按照短期的效益,而是着眼于大多数人的、长期的社会利益进行经济的和社会安排,不正是民主化的一个部分吗?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现在的国家正在做出这样的安排,而是迫使国家做出这样的安排,这是一个追求民主和社会斗争的过程。徐的问题是极端简化的说法。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他自己:你们支持的市场化不是国家推动的市场化吗?你们为什幺不等到共产党体制民主化以后再谈市场化?

  秦:对呀,正是由于“不民主的国家搞市场化”有弊病,所以我明确反对“先私有化后民主化”。我的这个立场之鲜明是众所周知的,徐友渔因为不搞经济,我不知道他是否这样明确讲过,但他至少没有讲过与此相矛盾的话,这与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是不一样的。后者倒是有人明确主张趁专制体制下“交易成本低”而加快权贵私有化。但是我不理解的地方在于:这些人与我(以及何清涟等)的论战很尖锐,与汪晖兄你们倒似乎并未发生论战。当然,没有论战并不能说就是一致,但是与你们发生了论战的人,包括徐友渔、朱学勤(你知道,朱与我都是何清涟那本书的序作者)等,恰恰又反对、至少并不主张那样做。那幺你的上述反问是针对谁呢?

  我当然主张“民主化以后再谈私有化(指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温州式的民间私有企业当然不必等)”,但是现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事实上一直在进行,怎幺办?你能让他们停下来?大饭锅就控制在掌勺者的手里,而他们的权力不受制约,谁能管得了他私占私分私相授受?所以尤其在你提出反问的这个问题上,“制约国家权力”不是特别重要吗?制约权力,或者说防止政府权力过大侵犯公民权利,这当然也就包括了防止政府官员滥用看守者权力把其看管的资产监守自盗而侵犯所有者(国民)的权利。你再三提出反对的“国家退出”之说,指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约束、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主义主张?因为至少我并没有用过“国家退出”这个提法,我不知道徐友渔是否用过。但是我们都主张限制政府权力倒是确实的。

  其实恰恰是现在,限制官府权力尤为重要,将来民主政府的权力是不是可以大一点另当别论。西方的自由派保守主义者或曰自由右派担心“民主侵犯自由”,他们的确认为即使民主政府的权力也应当最小化。我倒未必认同这种说法。但是在当今中国这类“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之争根本还是假问题。而限制专制政府的权力,别说是自由左派,就是古典的社会主义者也不会反对呀!正如我前面一再指出的,事实上在民主国家出现之前,的确左派,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是“国家干预”之敌、“自由放任”之友——重商主义之敌、重农主义之友,柯尔贝、李斯特之敌、魁奈、斯密之友,普鲁士道路之敌,美国道路之友。

  当然你一再讲“国家是否退出”这种提法过于简单化。这我是同意的,并且我还认为,如果简单到了连国家权力与国家责任(义务)都不分的程度,这个提法就干脆不知所云、毫无意义。我前面讲过,对于宪政民主国家由于其权责对应,这样说问题还不大(所以“国家退出”在西方还是可以讨论的),然而对于有权无责、权大责小的专制政府而言,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主义要求与扩大政府责任的社会民主要求完全可以同时成立。就农村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限制政府“要钱要粮要命”的权力,而同时要求扩大政府对九年制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责任。汪晖兄如果是在后一个意义上讲“国家不能退出”,那我当然赞成,而且我敢说徐友渔等人也会赞成。

  不过我们可能还有两点“小小的”分歧,其一,如前所述,我认为尤其在农村,改革前国家就没有尽多少服务责任,谈不到“责任退出”的问题,但吏权无度和侵犯农民权利的问题今天依然严重。这种背景下要讲“退出”只能是指“权力退出”而很少被理解为责任退出,虽然这种讲法也不合适,但相反的说法弊病更大,因为它很可能被理解为反对限制吏权。而实际上在农村,今天改善政府服务是要问责于政府,而不是它原来已经尽责,现在只是呼吁它不要“退出”。

  其二,当今政治改革的方向,无论从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立场讲,都应当是政府“权退责进”,或者是对政府“限权问责”,并推动宪政民主实现政府的权责对应。可是如今无论左右翼都有些朋友在抽象讨论“大政府”“小政府”时有意无意表达了相反的意思。“经济自由主义”中有人对限政府之权谈得少,对卸政府之责却津津乐道。而王绍光前年在与我们讨论第三部门时,也提出第三部门不应试图挑战政府权力但可以分担政府责任,例如就业。

  如今的体制与毛泽东时代区别很大,但有一点并未改变,那就是马克思描述中世纪时说的:“权力捉弄财产”。在权力的捉弄下下社会主义者埋怨公共财产被侵犯了,自由主义者埋怨私有财产被侵犯了,其实在权力的捉弄下无论公共财产还是私有财产哪有什幺不可侵犯可言?区别只在于过去用强权化私为公,现在同样用强权化公为私。但即使是过去,公共资产真的很神圣、真的掌握在公众手里?即使在今天,无权者的私产真的有保障?

  而最可怕的,莫过于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同样依托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这可比“资本主义”条件下富人在市场上通过交换“私对私”地兼并穷人要“高效”得多了!我把这称之为“尺蠖”效应:你看那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的方向。正像俗语所说: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这样的“左右之争”有什幺意思呢?我既不认同这样的“左派”,也不认同这样的“右派”。我甚至也不愿意自诩为介于它们两者之间两头讨巧的“中间派”。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我是既可以接受“左派”,也可以接受“右派”的: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左派再怎幺“国家干预”也只是尽福利之责,不至于任意没收百姓财产。而右派再怎幺“自由放任”也只是让老百姓各显其能,不会“放任”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这样的“左右循环”我也好有一比,谓之“天平”效应:那天平的两端晃晃悠悠,但都是在一个公平的支点附近左右摆动。天平因此在许多文化中成为公正的象征。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左”还是“右”,而在于是“尺蠖效应”中的左右呢,还是“天平效应”中的左右?而这两种效应之区别,就在于专制威权,还是宪政民主。人们常说宪政民主国家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其实在这些国家,公共财产受到的保护也比我们这里严密得多。福利国家瑞典的公共财力堪称雄厚,自由市场美国的私人财富也很惊人,但无论瑞典还是美国,公私财富的比例不同,但公产私产同样是不可侵犯的。

  汪:我们现在说的国家的问题是和民主问题密切相关的,和通常自由主义者争论的国家干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谈的是在另外一种发展模式中,要求形成社会力量的问题。

  秦:我觉得可以这样说,既然从思想史的角度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左派提倡国家参与也就是福利国家的思想,这是在民主国家形成以后出现的。而在民主国家形成之前,左派是反对国家参与的,特别是在俾斯麦那个时候。那幺现在援引到中国,中国不就是正像俾斯麦那个时候……而且还要更过分……

  汪:我们的差别是,我说的是在一个什幺样的社会力量下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谁都不代表这个国家。难道等到某一种国家形式出现之后才能谈论这个问题吗?无论是探讨另类的发展道路,还是探索社会保障体系,都是争取民主的有机部分。把这些社会内容全部从民主问题中分离出去,我看不出这样的民主一定能够保障你说的初始公正。这样理解民主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太简单了。

  秦:我当面问过王绍光:你说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但是现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你是不是也要使它强大?他回答倒是很明确:我认为一个强大的不民主国家要好过一个既不民主也不强大的国家。我不能同意这一点。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一个强大的不民主国家更糟糕——我的“强大”说的是权力,不是综合国力。

  汪:王绍光说的是政权还是综合国力?他说的好象是综合国力。至少他使用的是能力,即调节经济关系、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而不是权力。不过,这样讨论好象不会有什幺结论。再说,我们如何给现在的国家定性:民主不民主,强大不强大?

  秦:“能力”不是权力,难道是责任?这倒新鲜了。能力权力在英文中本来就是一个词。翻翻任何一本字典,“power”的意思都是“权力,能力”,有哪本字典把“能力”解释成“责任”的?至于“综合国力“,王绍光可是讲得清清楚楚:他指的是“中央政权的汲取能力”,而不是讲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国民收入这类表示综合国力的概念。如果他说中国即使不民主,经济强盛一些,GDP高一些、国民收入多一些总是好事,那我还是理解的,而且是赞成的。专制而富裕总比又专制又贫困好,老百姓起码可以好过些。——可是“政府的汲取能力”是什幺意思呢?就是说在GDP的盘子一定的情况下,官府要有权(“能力”在这里不就是指权力吗?)切去更多的一块。即拥有“汲取”更多民脂民膏的权力。当然你可以说:绍光的意思是“汲取”于民,用之于民。“汲取”是为了提供社会保障。但是掌权者如果不受制约,谁能保证他“汲取”的东西是用之于民,而不是用之于权贵?1994年财政集权后的结果还不清楚吗?罗斯福政府增加“汲取能力”来搞社会保障,那是因为它是个宪政民主政府,不用之于民谁给你这个权力去汲取啊?而北宋的王安石也以强化朝廷的“汲取能力”为务,说是要 “摧制兼并、均济贫乏”,其说之高尚不亚于王绍光吧?结果“汲取”出什幺来了?苏杭应奉局,西城刮田所,花石纲!也许王荆公动机良好,其奈专制制度何?所以我认为:不民主的政府权力小些好,要讲罗斯福,民主了再说。

  当然民主不民主是比较而言的,和毛泽东时代比较现在应当说是有点民主了,比如对我们这些人的宽容程度就大多了。但是回想欧洲当年左派对俾斯麦那套制度很不满,认为不够民主不如美国,尽管它有了福利保障。中国现在的体制要比当年的俾斯麦体制专制得多。俾斯麦至少允许工人自己组织各个系统的工会,允许公开的反对派活动,允许竞选的,即使臭名昭著的《反社会党人活动法》时期虽然党的活动困难,但是也不干涉他们个人的活动,他们有的人还竞选了议员。应该说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有改进。(汪:没有民主但是有一定的空间。)当年左派对俾斯麦的制度是反感的,那幺我看不出现在的左派有什幺理由对这种政治体制有好感。

  汪:为什幺你总是用这种方式谈论“左派”?谁是这样的“左派”?谁对专制有好感?现在的争论是如何进行民主化,没有人说如何实行专制。如果将不同的民主观的争论扭曲为民主与专制的争论,只是把自己视为民主斗士,也就没有什幺可以争论的了。在历史分析中应该对中国的社会进程有一个历史估价。不能缺少一个历史的叙述。如果一旦进入历史叙述就变成了是否拥护专制的问题,也就堵死了从历史中总结出可能性的机会。

  秦:抱歉,我想我们谁都不是什幺斗士,只是书生而已。现在不仅在这间房子里,就是在世界上大概也已“没有人说如何实行专制”——就连北朝鲜,不也是“民主主义共和国”吗?但是专制还是民主的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老实说我对它的解决并不乐观。如果我们之间“不同民主观的争论”不是与北朝鲜那样的“民主观”争论,而是类似于英国保守党与工党、瑞典社民党与自由党之间的“民主观争论”,那幺在如今的中国,我们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应当比他们在英国或瑞典大得多。如果竟然达不成共识,那只能说我们中有一方的“民主观”比较离谱了。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

[内容提要]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使农村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从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征的一元权力结构向村委会与党支部并列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的目标,就是在促进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同时,完善村党支部的领导机制;其基本途径就是通过"两票制"和"二选联动机制",把直接公开的竞选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在共同的民意基础上建立村委会与党支部职能协调的制度机制。   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后,一个始料不及的效应,就是农村权力关系普遍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表现为村委会与……去看看

日本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迅速形成。战败国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下别无选择,只能奉行对美一边倒的方针。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积极充当美国侵朝的帮凶。这主要表现在它为美军发挥前进基地和后勤补给基地的作用并一度以扫雷方式直接参战三个方面。  一、日本在朝鲜战争中一度以扫雷方式直接参战  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出于占领日本的需要,保留了旧日本海军的一支扫雷部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军出于其侵朝战争的需要,决定把这支当时拥有约100艘扫雷艇的日本扫雷部队部分投入朝鲜战场,以补其扫雷能力之……去看看

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

引言  90年代初,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大量发表,把国际学术界对于苏联史,特别是苏联对外政策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各国学者都注意到,俄国档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了苏联的远东政策。在整个1949年,莫斯科坚持应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以军事手段完成朝鲜统一大业的建议。提供苏联决策变化原因的唯一文献证据,就是1950年5 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中所说的,“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①  斯大林所谓……去看看

日中关系的曲折演进:一种宏观历史的角度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 期【内容提要】 近年来日中政治关系趋于恶化,两国的部分国民之间出现了互相厌恶的情绪化倾向。从日本方面来说,民众对政府错误政策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弱,这为政府独断地制定和推行强硬的甚至危险的对外政策创造了条件。其深层原因在于日本的部分知识界近30 年来陷入了信仰危机,加上日本国民潜在意识上存在着 “全民忏悔论”的后遗症以及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给日中两国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为了发展稳定的日中关系,两国不仅需要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而且也需要在文化领域……去看看

是实践还是辩证,是人文主义还是物文主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是马克思主义永恒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我们应该支持对马克思主义本质认识再深化的研究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早已经固定,但对马克思主义已经固定下来的经典著作以及各种领导人言论的再学习、再认识却永无止境,后者才是马克思主义永恒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都是后来人的再认识完全突破原有框架,甚至走了与经典教义完全相反的道路才取得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不断突破经典教条与领袖言论,才有可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力,在理论与实践……去看看

从符号性灭绝到审查性公开:《非诚勿扰》对同性恋的再现

原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2期  [内容提要]文章分析了热门影片《非诚勿扰》对同性恋的再现。通过对过去三十年同性恋题材——主要是男同性恋题材——的华语电影的发展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文章把影片关于同性恋的再现纳入一个不断变迁,映照社会政治和反思文化传统的话语体系之中。本文对这部影片相关剧情展开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围绕的中心问题是同性恋再现的公共性是如何在审查权威的监控下得以实现的。结合影片上映后引发的各方争论,尤其是来自同性恋社区和运动积极分子的反应,文章最后讨论了同性恋电影……去看看

关于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的几个问题之我思

自80年代中期《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出版以来,海德格尔著作的中文翻译已硕果盛丰,尤其到了90年代中期,连同胡塞尔、舍勒著作的中译,连同一批现象学研究成果的发表,连同《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丛刊的出版,国内西学研究领域似乎引发了一个小小的“现象学运动”,而海德格尔更是备受瞩目,声誉鹊起,影响实已扩散到哲学以外的各个人文科学领域。 与此同时,海德格尔著作的中译所含有的和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从一方面来说,翻译本身就是一个解释学讨论的对象,是一个哲学论题。我曾在拙文“译还是不译”(《读书》,19……去看看

和平崛起与国家良治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上面临很多问题,其中市场能解决一部分,但还有很多是市场解决不了的。   最后人们会发现,不是你要不要政府,而是政府是惟一能解决大量发展问题的机构。我只能寄希望于它。合理的做法不是抛弃它、破坏它,而是改革它。   不仅要改革政府,也要使社会都认识到国家基本制度的含义和意义,迫使政府进行改革。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改良。   21世纪:多元世界   《21世纪》:“21世纪是中国世纪”是目前的一个说法,不知你认为这个说法能否成立、在何种意义上成立?   王绍光:这个说法有很长历史了,更多表达人们一种……去看看

零三年三月十五日:中国外交的世纪转折

今天,零三年三月十五日,第十届人大选出了以胡锦涛同志为国家主席的新政府,党和国家都实行了领导人的世代交替。以这一天作为中国外交的路线转折点,似乎有些滞后,转折其实已经开始。笔者选这个日子,更多地是表示一种前瞻性的希望--希望我国的新领导人能够沿着与国际接轨的外交路线继续走下去。  从目前的国际局势看,美国的"倒萨"战争,下个星期就会打响。国际上对这场战争支持和反对的大争论,也蔓延到了中国,各派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吵得不亦乐乎。现在社会上,甚至党内,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国"太软",没有在安理会带头抵制美国……去看看

再谈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战略思考

原载《领导者》总第34期(2010年6月)  [编者按]宗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宗教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尤为重要,但由于其高度的敏感性与复杂性,过去一直是关心的人多,发言的人少,缺乏足够的讨论,更缺乏相应的可供选择的对策研究。为此,本刊曾发表过刘澎先生对我国宗教的定性与定位、政教关系、宗教立法、设立宗教特区及家庭教会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与建言(详见本刊第25、29、32期),这些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有关各方的广泛关注。此文是刘澎先生关于宗教问题系列论述的新作,希望以此促进学术界对宗教问题的讨论。  一、宗教在社会……去看看

以新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

原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18期摘要转载  1997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了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状态,宏观经济出现总需求约束下的紧缩状态:城市居民消费在耐用消费品饱和后升级出现梗阻,农村居民由于收入增长缓慢,消费难以提高,宏观总需求中最为重要的居民消费需求出现疲软;金融改革滞后,坏账呆账积累过多,中央银行加大监管力度,国有商业银行则从原来的贷款冲动转向“惜贷”,金融领域亮起“紧”的信号;传统体制下的重复投资导致某些商品的供给能力过剩;供给能力过剩和需求相对不足致使物价连年下滑,通货……去看看

民族主义与人性

2001年9月11日,国际恐怖组织炸毁了美国世贸中心与五角大楼“双塔”。我站在学校饭堂的电视机前,看着一架飞机发了狂一般朝着大厦冲去,擦出一道翻腾的黑烟,飞机随即化为一团烈火。上百层的大厦的窗口伸出一双双挥舞着求救的手,我们几乎可以听到惊愕、绝望的呼声、哭声、惨叫声。一个目击者在镜头前哽咽着说,他亲眼就看到三四十人绝望的从数十层的高楼窗口凌空跳下!他说得泣不成声。那是新世纪以来最惨烈的一幕,上百层的大厦,竟以一种只有在电影里才可能出现的方式,骤然散了架一样垂直轰然下坠!下面的人惊叫着逃散,而整座大厦顷刻之……去看看

翻译与政治: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学改革的话语

[摘要]本文以半个世纪前中国大学改革为案例,以教育比较、语言译介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为视角,评述五十多年来大学学术权力在国家与大学之间的游移历程。文章着重揭示一种外来制度如何巧妙地借助于翻译与语言“清空”旧制度而扩张,着力描画话语行为在构造历史真实过程中所具有的力量,希望借助于此一讨论,揭开教育比较、语言译介政治性之冰山一角。  Translation and Politics:  the Discourse of University Reformation in China in the 1950s  BaoRong  (TIAN Jia-bing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Zhej……去看看

美国新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政治哲学解读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李强教授讲座内容整理成文,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段保良整理   1.新保守主义左右美国外交   近几个月以来在伊拉克问题上,国际社会和平努力最终未能阻止美国战车的自身逻辑。3月17日布什对伊拉克发出最后通牒,20日美国绕开联合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反战浪潮,打响战争,将谜底展示给世人:不论国际社会作何种恳求,美国一定要攻打伊拉克。   美国为什么如此着迷地抓住伊拉克不放?有人给出两个解释。第一个理由是石油。伊拉克的石油,原来探明储量是世界第二,现在据说是世界第一,打了伊拉克,控制了中东,对全球战……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