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府重建论

  地级建制的曲线实化

  许多地方上的实际工作者以及一部分学者就主张地区建制实化。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专家程幸超认为:“一个中等的地区,就面积来说,约有二万平方公里;就人口来说。有几百万人。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一个地区就显得很小。如果把地区同世界上某些国家相比,地区还是相当大的。然而在地区这样的地方行政区域里,却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在现代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个国家、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没有议会,都将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中国地方政府制度中的虚级必须改变。这种改变,应当先从地区开始。”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吴越认为,在省县之间建立地(市)级政权具有历史根据、现实根据与理论根据。中国县以上地方行政和政权组织历来实行多级制,经过多次波动反复而趋向三级制;从现实情况看,经过长期演变,地区党政组织实际上掌握着本地区的人、财、物大权,实际上形成了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教文卫以及财政的中心,行署早已是不称“政府”的一级政府建制;一级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必须遵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地方政权体系的层次受版图与人口的制约,因此,实行省──地──县三级制,是由中国基本国情、历史传统和行政管理固有法则决定的。福建省莆田县人事局的薛王良与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的成凤皋均主张在法律上确定地区为一级政府,使其合法化,健全管理职能,更好地发挥管理作用,并增设人大与政协机构,以加强民主和监督。然而,当国家最高领导人大声疾呼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并把精兵简政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时,试图通过立法方式增加一级正式的行政层次,把地区直接由虚级改为实级,在政治上显然是不可行的。唯一可行的便是曲线实化。程幸超说:“将地区改为省辖市,即将一种虚级改为实级。省辖市是实级,是有人民代表大会的。这样,问题也就解决了。”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地级行政建制由虚到实的变化,事实上走的正是这条道路。

  1980年代以前,除“大跃进”时期一些省份推行过市领导县体制外,一直实行城乡分治的行政区划体制。城市分为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专辖市(县级市),各级市政府均以管理工业生产为主要任务。农村地域则划分为专区(地区)、县、区、乡,各级政府均以管理农业生产为主要任务。一些地区与地级市同城,一些县与县级市同城,但二者互不统辖,属于同级行政单位。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地区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地级市则需要扩充市区面积以及经济中心的幅射范围,二者之间的关系便越来越难以协调了。于是,打破城乡分治格局,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便再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派一批学者、专家到四川调研产业结构问题。在考察了重庆之后,考察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所所长刘明夫明确提出了中心城市的概念和充分发挥像重庆这样一类大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的问题。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听取考察组的汇报后十分赞同这一观点,要求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负责人予以落实。他上调中央工作后,又指示经济理论界和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四川、天津、大连、重庆、沈阳、武汉理论界的人士,从1980年起就开展了对中心城市问题的理论研究,从1981年起又在大连等地召开了多次有关中心城市理论和改革问题的讨论会,作了较为充分的理论探索和准备。

  1981年11月30日、12月1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题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他把“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列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1982年6月17日,国务院作出《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改变过去工业品流通按城乡分工的体制为商品分工、城乡通开的新体制。1982年11月30日,赵紫阳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作《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现在经济生活中城乡分割,条块分割,生产重复,流通堵塞,运输浪费,领导多头,互相牵制等现象,都同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机构设置有关。这种情况不改变,许多合理的事情办不通,整个社会的浪费很难减少。解决这个问题,……要注意发挥城市的作用,特别要注意发挥大中城市在组织经济方面的作用。……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的城市为中心,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这是改革的方向,需要有领导、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试点,积累经验,逐步实施。”后来,赵紫阳又对于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他说,过去我们对城市功能的理解比较狭窄。一提到城市,往往只想到它是工业基地,这是不全面的。城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工业生产的基地,而且应当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有些城市还是科学、教育的中心。城市的工作,城市的各项经济活动,都不应该局限于为本城市服务,而应该为它所辐射的整个经济区服务。考核和评价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工作,主要看它辐射面的大小和吸引力的强弱,不能单纯看它的工农业总产值,而应当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主要指标。赵紫阳指出,中央各部和省,除了少数部门和行业有特殊情况外,所属企业原则上要下放到所在城市管理,首先打破中央部门这个条条和省这个块块。要把城市首先是大城市,改变成为开放性的、多功能的、社会化的、现代化的经济中心,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包括周围中小城市群和集镇的经济网络。

  根据上述改革思路,中共中央以1982年51号文件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通知,年末首先在江苏省试点,1983年开始在全国试行。198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试行地、市合并”。《通知》指出:

  地区党政领导机关过去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现行地区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主要是,在政治、经济紧密相连的一个地区和城市内,往往存在地、市、县、镇几套领导机构,层次重叠,部门林立,行政工作人员越来越多;人为地造成城乡分割、条块分割的局面,工作中互相矛盾,抵消力量;严重地阻碍着城乡的相互支援,束缚着经济、文化事业的协调发展。在六十年代,辽宁等省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了市领导县的体制,中间虽几经反复,但实践证明,这样做好处很多,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成功经验。

  总结历史经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和需要,在进行地、市机构改革时,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以经济发达的城市为中心,以广大农村为基础,逐步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两方面的优势,互相依存,互相支援,统一领导,全面规划,促进城乡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我们改革的基本目的和要求。主要办法是,实行地、市合并,由市领导县。一个市领导县数的多少,应根据每个市的经济发展程度,城乡自然联系和交通是否便利等条件确定,不受‘一地一市’的限制。除此之外,还可采用扩大大中城市郊区,让它多带几个县;把新兴工矿区或城镇改为市,管辖一部分农村;县、市(镇)合并,以及其他适当办法。……

  实行地、市合并,市领导县的体制后,城市党政领导机关对各项工作一定要统筹规划,全面安排,既要管好城市,又要管好农村。“

  1983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江苏省全面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将62个县划归11个地级市领导。继江苏省之后,辽宁省、广东省、河北省先后于1984年、1988年和1996年全面推行了市领导县体制。截止1996年底,除海南省外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实行了市领导县体制,共有221市(包括直辖市和地级市)领导840县(包括自治县、旗、特区等),另代管280县级市,平均每个市领导5.1个县和县级市;如果算上717个市辖区(其中一部分属于整县改区或县级市改区),则每个市领导8.3个县级单位。

  所谓“一地一市”是实行地市合并、市领导县体制最初的也是最典型的一种模式。即同城的一个地区行署与一个地级市合并,原行署所辖各县划归新的地级市领导。例如江苏的南通市与南通地区合并,浙江的温州市与温州地区合并,河北的石家庄市与石家庄地区合并。在这些地方,原来的地级市一般都有较多的人口和较强的经济实力。有些地区原来没有同城的地级市,便采取了变通的方法。一种办法是将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再与地区合并,进而市管县。例如,辽宁省将朝阳市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撤销朝阳地区,所辖县和自治县划归朝阳市管辖;江苏省将清江市更名为淮阴市,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撤销淮阴地区,所辖县划归淮阴市管辖。另一种办法步子迈得更大,直接将县改为地级市与地区合并,实行市管县。例如,江苏省撤销盐城地区和盐城县,设立地级盐城市,管辖原盐城地区各县;浙江省撤销舟山地区和定海县、普陀县,设立地级舟山市,原舟山地区的岱山县、嵊泗县划归舟山市领导。

  上述中央文件已经指出,市领导县体制不受“一地一市”的限制,因此一些地方便实行了“一地二市”、“一地数市”。例如,江苏省撤销苏州地区,所辖县分别划归苏州市、无锡市管辖;撤销镇江地区,所辖县分别划归镇江市、南京市、无锡市、常州市管辖。有些地方在原来地区的范围内并没有两个以上的地级市,甚至连一个地级市也没有,在实行“一地二市”、“一地数市”时也是采取了变通的方法。河北省将原唐山地区的秦皇岛市升格为地级市,撤销该地区后,所辖县分别划归唐山市和秦皇岛市这一老一新两个地级市。四川省将原绵阳地区的绵阳市升格为地级市,广元县和遂宁县改为地级市,撤销该地区后,所辖县分别划归三个新的地级市。

  此外,还有一些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其他模式。一是“扩大大中城市郊区,让它多带几个县”。例如,1983年河北省将沧州地区的沧县划归地级沧州市管辖。一是切块建市,即从原有的地区或地级市中划出几个县,成立新的地级市。例如,1983年江西省将鹰潭市升格为地级市,上饶地区的贵溪县、余江县划归其领导;1987年山东省将威海市升格为地级市,烟台市的三个县划归其管辖;1988年山西省撤销朔县和平鲁县,合并设立地级朔州市,雁北地区的山阴县划归其管辖。

  由实力比较雄厚的原有地级市领导县,人们形象地比喻为“大马拉车”。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例如地市合并后的石家庄市领导17个县(市),可以称之为“大马拉大车”;辽宁省每个市平均领导不到3个县(市),连特大城市沈阳和大连也只领导4个县(市),可以称之为“大马拉小车”。显然,在大中城市比较密集的地方,只能是“大马拉小车”;在大中城市比较稀少的地方,才能够“大马拉大车”。由县级市或县所在地的镇新升格的地级市领导县,人们比喻为“小马拉车”。1982年底全面推行市领导县体制时,江苏省共有11个新老地级市,其中市区非农业人口上百万的特大城市1个(南京),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3个(无锡、徐州、苏州)、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5个(常州、镇江、连云港、南通、扬州),20万以下的小城市2个(盐城、淮阴)。盐城由10万人的城关镇直接升格为地级市,领导7县2区,750万人口,比南京带的县还多,是“小马拉大车”的一个突出例子。四川省在1983年至1987年间,陆续组建了7个新的地级市(德阳、泸州、绵阳、广元、遂宁、内江、乐山),基本上都属于“小马拉车”。除乐山、内江是由原地区成建制转为地级市外,其余几个市或由地区划出一块、或由一个地区分解为几块设置,如遂宁市只带2个县,属于典型的“小马拉小车”。在“大马拉车”的情况下,中心城市可以比较好地发挥辐射作用,带动和促进所领导县的经济发展;在“小马拉车”的情况下,首先起作用的不是“辐射”而是“极化”,即汲取本地区的财力物力建设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心城市,因而也就很容易引发所属各县“市刮县”、“市挤县”的抱怨。

  推行市领导县体制后,对于这一举措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评价。赞誉者称:地市合并把乡村和城市的改进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是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有利于实现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源环境结构的和谐共进。在地市合并模式下的Desakota(城乡一体化)区域内,城乡间的人地作用具有了互补性,生态状态进一步得到平衡,将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hard)提出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 )理想赋予了实际意义。或者说:在国内外的现代化建设中,城市领导农村历来就是一条规律。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后,在城市政府统一领导下,依靠行政力量和城乡商品交换的力量,推行城乡一体化,包括城乡流通一体化,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城乡工业生产和布局一体化,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建设一体化,城乡金融、信息网络一体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一体化,将逐步把市领导县的区域由行政区改造为行政经济区。市领导县体制改革,就是要使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高度统一起来,消除二者之间认为的阻隔,运用行政区的行政管理职能来加强行政区的横向经济联系,促进经济的发展。

  批评者则说:市领导县体制旨在打破行政上的条块分割,但在克服旧的地市矛盾的同时,出现了更加尖锐的市县、市(市辖)区、区县之间的矛盾,尤其是限制了地级市管辖范围内其他县级市的活力。市政府既要抓好市本级,还要领导所辖县的工作,结果往往是削弱了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根据周一星等对市带县体制影响辖县经济的问卷调查,被调查的辖县中,19%的县认为市带县对辖县经济发展“利大于弊”,25%的县认为“弊大于利”,另外56%的县则认为“利弊参半”。在郭亮调查走访的20多个市辖县中,70%左右的县都抱怨市里“啃县”、“刮县”、“卡县”。现在实行市领导县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并的产物,大部分则是地改市──即将地区行署改为地级市,撤销同名县级市并设置一个或几个市辖区──的结果。地市合并可以减少一套行政机构,地改市则要增设机构、扩大编制。“一个地区改为市,马上就是五套班子出来了。”五套班子就是: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规定,地区党政机构控制在30个左右,编制900人左右,辖县少的地区控制在500人左右;地级市机构控制在50个左右,编制平均2100人。

  地改市意味着编制翻番,自然成为各地区争相追逐的目标。从1982年底到1996年底,地区由170个减至79个,地级市由109个增至218个(见表4—1)。地级建制增加了16个,人员编制按1993年标准计算,增加了14.7万人。以浙江省金华市、衡州市为例,这两个市原来都属于金华地区领导的县级市,1983年撤销金华地区后,两个市升为地级市,并实行市管县的体制。与此同时,原来两个县级市的区域范围又都实行了城区、郊县的建制。过去,两个县级机关加上地区机关,行政编制总共不到2,000人;现在,不仅增加了一套地市级机关,而且增加了两个县级机关,行政编制扩大到3000多人。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由于意见纷纭、评价不一,市领导县体制的推行在1989年以后停顿了几年。从表4—1可以看到,1989年至1991年,地区数保持稳定,地级市数只增加了4个。1993年月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地区机构改革要同调整行政区划相结合。各级派出机构要大力精简。地和地级市并存于一地的,原则上要合并。”民政部主管行政区划工作的副部长阎明复表示要积极、认真地贯彻执行这一指示精神。他说:“地市合并后,减少了一套机构和人员编制,减少了财政开支,缓解了社会负担;地市合并有利于理顺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地区与县级市并存于一地的,原则上保持稳定。全国116个地(盟)中,地区与县级市并存于一地的有84个,占地区总数的72%,从这些地区的情况看,大范围都是农村地域,以农业为主,地区所在地的县级市,城市规模一般比较小,经济实力也比较弱,可以说,这些地区大多不具备地改市的条件,保持地区的建制,是符合实际的。”李鹏的报告再次启动了市领导县的地市合并模式。1993年5月底,全国地区与地级市同存于一地的共有15对,到1996年底,除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柳州、桂林、梧州4个地区与地级市同城外,其余都实行了地市合并。此外,地区与县级市并存于一地的,也没有真正保持稳定。地改市模式和切块建市模式仍在继续推行。仅1996年一年,就有河北省衡水地区、安徽省阜阳地区、福建省龙岩地区、陕西省延安地区、汉中地区实行了地改市;江苏省则从扬州市和淮阴市各切出一块,新设立了地级泰州市和宿迁市。而所谓“派出机构要大力精简”,对于地区一级来说,几年来基本上没有发生效力。

  仅占地级行政单位一成多的地区和盟,就其职能与作用、机构与编制来说,事实上也已经实化。原民政部区划地名司负责人张文范指出:“宪法规定,地区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并非一级政府,但在实际工作中,省政府却把地区与地级市同样使用,同样考核,各项任务均布置到地区并通过地区去落实,地区职能已非上传下达、监督协调所能涵盖,它在行政、司法、经济管理、财政金融等方面同样对县(市)具有直接控制权、领导权和决策权,县(市)对上报告工作、请示解决问题也必须通过地区这一层,而不得越过。事实上,无论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地区都起着一级政府的作用。再从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看,地区也相当于一级政府的规模。除人大、政协设联络小组外,地区其他机构样样俱全,有的甚至比地级市还多,可以说省、县有什么常设机构,地区就有相应的常设机构。”除个别地方实行五级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下辖专区,部分省份还保留着县辖区)和三级制(海南省直辖全部市、县)外,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体系普遍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地级市、自治州)、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市辖区)、乡(民族乡、镇)四级制,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96)》,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统计表(截止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一九九六年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情况》,载北京:《中国方域──行政区划与地名》,1997年第3期,页44—45,46—48.

  注一:本表中的县包括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

  注二:湖北省直辖的4县级市、1林区,海南省直辖的6县级市、11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辖的1县级市未计入本表。

  注三: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所辖的3地区未计入虚级数。

  注四:台湾省资料暂缺。

  以州府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

  我们曾撰文主张,未来中国应实行两级地方自治:将中央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地区改组为都、府、州,确定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简称地方自治体;以按新标准设立的市、镇、乡和坊(即现在大城市中的街道)为下级地方自治单位,简称社区自治体。省、县暂时保留为非自治的地方行政体,村则作为准自治体。

  选择地区(地级市、自治州)而不是省作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理由很多。清末有府级行政单位347个,现在有地级行政单位333个,后者的名称和辖区大多是前者的延续。早在80多年,康有为就主张“以府为行政至大之区”。他认为,行省为蒙古之谬制,明误循之,并非中国旧物;道者,明以设兵备道,驻总兵,又设按察副使,是军政区兼上控区,强合诸府州,地理民俗多不同,不能为行政区;府、直州乃唐宋行政区之遗,实地理天然之区域。“吾国之地,山水回互,甚类欧土。……自直隶、河南、奉天有一二千里之大原,此外山水表裹,率以三数百里为一区域。固吾千年之州郡,即由是而划焉。……山水自为一区,固风俗语言,亦自为风气。”因此“府之区域,乃行政之适宜区域也。每府、直州属县多以十计,少则三四。自边远外,每府地方率二三百里,若遍开马路,可二三日程而毕达。以通道路而便运输,以计户口而行选举,以量土田而清台帐,以制图质而明地理,以辟山林而举农林牧矿,以开水利而导河渠渔稻,以阜都市而丰工艺商货,皆非地小道近二三日程者,不能举行。其尤要者,开银行以兴商市劝农工,若数府之地,则徒益首都,而边府必失利权。边县远乡市中以时之要需,必无从而应之,尤非所以辟地利,阜民生也。”他因此断言:“近考之汉、唐、宋之旧制既同,远徵之英、法、意、普、日本、荷、比、奥、瑞之州域,而无少异。然则以府为行政区,无以易矣。”在这里,康有为谈的很全面,既考之历史,又徵之国外;既参照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更兼顾现代化、城市化的需要,甚至涉及在一府而不是数府范围内形成经济发展“增长极”的必要性。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实力已经大幅度地从省级向地级转移。以山东省为例,1979年的省级财政收入为15.49亿元,地级财政收入为19.45亿元;1994年分别为19.28亿元和39.52亿元;省地收入之比从1979年的1:1.256到1994年的1:2.050.1979年的省级财政支出为12.30亿元,地级财政支出为4.98亿元;1994年分别为34.63亿元和58.08亿元;省地支出之比从1:0.405到1:1.678.大批省属国有企事业单位下放地级市和地区管理。许多原来由省级掌握的计划、财政和用人权也转归地级行政单位。近来,这种权力转移之势越来越盛。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温州市的负责人要求享有“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反映出地级行政单位积极谋求自治权的倾向。1997年底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并将国有商业银行的省级分行与省会分行合并,这一举措势必对今后的省地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在权力天平上为后者增添了一个很有份量的砝码。

  地级行政建制由虚到实的演化,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并将继续下去;强行扭转这一历史进程,重新将其虚化或撤销,既不可行,也不可取。在下个世纪中国实行地方自治时,把现在的地级行政单位改组成上级地方自治单位,让省和县逐渐虚化乃至消亡,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方案。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提要:关于产权制度的讨论大多是在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框架中进行的。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即:“产权是一束权利”。产权界定了产权所有者对资产使用、资产带来的收入、资产转移诸方面的控制权。产权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从而保证了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效率。与经济学的思路不同,本文从社会学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出发,提出“关系产权”的概念,以此来强调“产权是一束关系”这一中心命题,为解释产权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有关的经济现象提供一个不……去看看

乡村低水平制度均衡的破解路径

原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  一、引论  本文所说的"国家"是指控制农村和农民的权力体系。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解,要放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来进行。但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存有根本分歧。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说中国自古代(如秦朝以后)就已经形成了相当自由的社会,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的自由转移等。[1]而所谓"皇权不下县"这样的历史"史实",常常被用来支持中国古代乡村存在自由经济的论点。我们不赞成这种看法。  与欧洲历史相比,中国经济的要素流动的确要自由得多,但这种自由是由民间流向政府(官员)及其附庸的……去看看

印度和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及其后果

【内容提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自主性与依附性“两条道路”的斗争。虽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起点相同,由于两者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导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后果。通过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以及深入的理论分析,作者认为,中印两国发展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如果中国未来在政治上陷入印度式的制度,在经济上走上印度式的依附性道路,那么中国的发展可能反倒还不如印度。  在亚洲,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始终备受关注。笔者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自主性与依附性“两条道路”的视角提出并切入问……去看看

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关键词」性关系/社会作用/个人行为/嫖娼  「内容提要」考察多伴侣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是研究社会对个人行为作用的最佳切入点之一。本文以全国随机抽样调查的分析结果为例,检验和比较了5种相关理论思路的解释力。作者把阶层归属、社区性文化和个人的性关系态度作为社会作用的代表,以性爱现状和个体的性状况作为对照物,分别考察了这5种因素对男女两性多伴侣性行为的作用强度。数据分析表明,"社会对个人的多伴侣性行为发挥主要作用"的命题可以成立,但阶……去看看

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

原载《社会》2010年第1期  **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08CZZ008)和上海浦江人才计划(KBH3056565)的资助。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08CZZ008)and Shanghai Pujiang Talents Plan Project(KBH3056565)。作者感谢陈峰教授和汤艳文副教授的评论,以及《社会》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摘要: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的“文化和建构主义转向”凸显了框架整合作为微观动员机制的重要性。但是现有文献很少把这一过程置于自上而下的集体行动领域中来考察,同时框架分析在中观层面上的……去看看

“大跃进”时期的医疗政策

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大卫·M·兰普顿(David M.Lampton)是美国尼克松中心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霍普金斯高等国际研究院中国研究教授,曾任纽约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译者」张志辉  前言  迄今为止,分析家们普遍认为政策上整齐划一是中国国内政治运动的一大特色。本文却试图表明,即便在“大跃进”(1958—1960年)这样非常“激进”的时期,中国国内的政策也是多种多样的,至少在国民健康领域是这样。政出多门是造成这种多样性的原因。由于各决策平台所持的观点、面对的政治压力、掌握的资源各……去看看

长三角机场建设大战之博弈分析

[内容提要] 本文对长三角机场建设大战进行了博弈分析,进而用机会成本和会计成本对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不一致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区域机场资源配置差别化战略与一体化战略的建议。[关键词] 博弈论,机会成本,比较优势,一体化战略,差别化战略一、引言  2002年10月,上海作出决定:把虹桥机场所有国际与港澳地区航班转移到浦东机场。此举直接增加了上海与苏州、无锡之间的物流运输时间和成本,重创了苏锡的IT业。问题是,从避免重复建设的角度讲,相邻的两个经济大市苏州和无锡,国际机场肯定只能有一个。当江苏省政府决定建设苏南国际……去看看

财政分权下的地方经济发展、地方公共品拥挤效应和劳动力流动

美国德保罗大学公共服务研究所  原载《世界经济文汇》2009年第4期  摘要:本文利用了中国财政分权早期阶段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跨省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认为,财政分权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整合有两种对立的效应: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劳动力向该地区流动的效应,以及当地公共品拥挤效应所带来的对劳动力流入的限制。本文实证结果证明,在较低级别的政府层次,拥挤效应更强。  关键词:地方公共品拥挤效应;财政分权;劳动力流动  原文下载(1.25 MB)……去看看

社会热点评论中的教条主义与泛道德化

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问题与进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问题分析的主流话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十多年前,虽然也存在可以构成社会热点的社会事件,但是由于当时的传媒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还比较封闭保守,社会中很少有重大的社会事件,偶尔有也因为常常被当作政治问题、道德问题被处理,或者由于事件细节难为人知而无法引起有效的讨论。特别是司法事件,在强烈的政法传统和政法话语中,不可能被人们当作一个公共话题来讨论,而当时职业法律人的近乎不存在、法学……去看看

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语言出现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对于新旧词汇的厘清与阐释,其潜在的涵义尚未被世人包括中国本国的知识精英所领会。例如世界秩序这样时人十分耳熟的言词,倒退几十年或者十几年,就绝不会出现在中国外交界人士的谈吐中。那时高唱入云的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秩序”二字何从谈起。秩序意味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态势,以及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和行为规范,而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新中国与“帝修反”的旧秩序是没有共同语言的。翻开《周恩……去看看

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研究(1949~1978)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p171~176  「作者简介」邱国盛(1969—),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区域城市发展研究。成都610064  「内容提要」工业化快速推进而城市人口却频繁向乡村迁移,这是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较为独特的现象。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是人口众多的新中国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之下所选择的以计划经济为主要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产物。大量人口由城市向农村的持续迁移不仅对城市,而且对农村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当代/城市/……去看看

从全球战略视角看中国当前的宏观紧缩

由于投资增长过猛,能源、原材料、运力等供应短缺加剧,以及物价水平不断攀升,出于对中国经济会出现严重过热的忧虑,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紧缩政策,并已见到了效果,政府的宏观调控似可以告一段落了。   实际上,我们对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看得可能有些过于悲观了,因为此次经济高增长主要是被投资需求拉动的,而到2004年第一季度,投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单一因素。例如,第一季度GDP的增长率是9.8%,但进口是负差,消费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低0.6个百分点,所以消费和出口对新增的GDP都没有贡献,新增GDP全部都来自于投资需求的贡献。……去看看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两个毫不动摇指的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第一个毫不动摇针对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第二个毫不动摇讲的是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的发展。今天我想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到2020年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是否能达到,以及“两个毫不动摇”和这个收入目标的实现之间的关系,来谈谈我个人对十六大报告的认识。   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去看看

历史研究、历史应用和历史哲学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历史学博士,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并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主要著作有:《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台湾锦绣出版公司1992年、三联书店1994年)、《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商务印书……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