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秩序、正义

——“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伦理取向

  内容提要:作为具有丰富伦理内涵的传统学派,伦理思想最能体现英国学派理论的精神实质与当代意义。英国学派游移于伦理多元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并逐步向后者偏移,经历了对格老秀斯理性主义国际伦理传统的继承、修正与复归历程。在实践伦理上,它试图以维持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保障生存与安全等基本人权为伦理底线,以非完美主义的形势伦理观来处理各种伦理困境,避免绝对主义,曲折反映了英国等中等强国既有别于超级大国也有别于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处境和国际政治诉求。尽管有历史观与政治哲学的保守性、价值尺度的西方主导性和中间立场的伸缩与模糊性等缺陷,仍不失为一种相对客观、稳健并有较强现实针对性的伦理取向。

  关键词:英国学派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伦理 非完美主义 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

  一、英国学派之“学统”:伦理维度的核心意义

  举凡称得上“学派”的某个学者群体或某种文化谱系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无不具有一些内在、独特且相对一贯的学术共性与文化特征,例如独特的思想倾向、研究议题、理论范式或知识谱系依托。同样,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英国学派”,固然可以从其成员构成、学术体制等方面入手,以界定其学术“身份”与成员边际,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探究其基本的学术传统与学术共享特征。如果兼顾抽象与具体两个层面,做较为宏观、更具包容性的概括,“英国学派”的基本学术特征主要体现在彼此关联的三个方面:一是思想方法;二是理论视域;三是伦理取向。

  在思想方法上,英国学派堪称理性主义思想模式和传统主义方法论自觉、一贯的实践者和当代典型。在本体论上,它从人类理性、自然法、人的自私性与合群性等观念出发,推导出对国际关系本质的认识,从而将国际体系看作虽无最高权威、但有理性的交往纽带和共同规范的自然状态,即无政府但有秩序的国际社会状态1;在认识论上,它认为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不可能完全分离,因而在这个重要哲学论争上属于人文主义阵营;在哲学方法论的层面,它主要采用社会学而非经济学、整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人文学而非行为-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具体研究途径上,其共同点是主要依托历史、哲学、法律等人文学资源,并广泛采用描述、分类、比较、综合等传统研究手段。2

  在理论视域上,英国学派始终致力于探究国际体系演变的历史脉络和国际社会的生成、维系与扩展问题。正是这个共同、持久的研究议题使几代不无具体差异的学者获得了一种集体身份。英国学派的理论内容涉及三个关键概念: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它们大致对应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传统各自阐述的重点(在一定程度上分别强调权力、秩序与正义)。英国学派的理论实际上是以国际体系研究为基础,以国际社会理论为核心,以世界社会的局限性与可能性为论辩对象和理论扩展的潜在领域。国际体系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国际社会中的理性主义因素乃至与世界社会相联系的革命主义因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事实上,在以理性主义为底色的理论图景中,另外两种要素的不同比重恰恰体现了英国学派内部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的差异,即前者更靠近现实主义而后者更接近革命主义。

  在伦理取向上,它同样表现出理性主义温和、中庸的特点:既不赞成道德主义或完美主义,也不主张价值中立或非道德主义,而是秉承格老秀斯的二元论,强调权力与道义、秩序与正义、政治审慎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平衡;在实践伦理的层面,则倾向于强调责任伦理而非信念伦理,主张根据具体形势进行道德选择的非完美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绝对主义。

  英国学派的伦理内涵与其思想方法、理论视域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首先,与其本体论密切相关,他们认为国家并非完全与道德世界无涉,国际社会首先是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政治家等“真实的人”及其活动的产物,这就决定了旨在揭示政治领导人的行动原则及其意义的传统阐释学方法的必要性。政治领导人的决策与行动范围受到国际社会既定规范的制约,要判断和评价他们的行动,意味着对其伦理原则之有效性和正当性的评价。3其次,英国学派求助于人文领域的古典著作,并强调其中贯穿着格老秀斯式的理性主义传统,正是因为理性主义可以为国际社会理论提供最有力的解释。可见其方法论与关于国际社会的本体论是相互联系的。第三,英国学派主要采用传统方法并注重伦理思考,不仅是基于对理论之性质与功能的主观认识,也是由其研究范围和核心论题所决定的。传统学派强调阐释与理解而非因果解释,一般都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与明确的价值取向。其理论抱负通常是构筑总体论而非局部论,研究层次主要是宏观而非微观层次,基本论题一般带有人文与伦理内涵而非“技术”问题。英国学派力图揭示国际体系的历史脉络和国际社会的生成与维系机制,构筑一套具有宏观历史意识和全球视角的大时空整体论(holism)和总体论(grand theory) 4,其中所涉及的主权、人权、干涉、正义战争、文化价值观等问题,既是国际政治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具有丰富的伦理与人文内涵,涉及价值理性而不仅仅是工具理性。5

  实际上,英国学派核心成员不仅在其著述中始终贯穿着伦理思考,而且都就此作过专门论述,其比重之大即使在传统学派中也是极为突出的。“国际政治理论英国委员会”成立之初即公开宣称其宗旨是建立一种“探求国际体系的性质、外交的前提与思想、对外政策原则、国际关系与战争的伦理”的国际政治理论,并强调其成员兴趣在于“历史而非当下、规范而非科学、哲学而非方法论、原则而非政策”,并承认委员会的首批论文均“充满道德关注”,根本目的是阐明那些把国际社会维系在一起的“审慎原则与道德义务”。6巴特菲尔德公开宣称其目的是探讨政治行为与伦理原则之间的联系。怀特也强调对事件的考察必须注重历史背景和其中的伦理原则。怀特对国际理论的著名批评是“思想与道德贫困”。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是对人类命运的思索,也即历史哲学,这就要求对国际社会的基础进行伦理或规范性探讨。行为主义者试图将道德问题排除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而怀特则将其置于研究的中心。布尔也表示,国际关系研究“根本不存在价值无涉之类的东西”,自称研究不带价值判断是荒唐的、徒劳的,政治领域的学术研究必须把道义问题和政治问题均视为题中之议。他甚至认为,20世纪末的“后实证主义革命”所具有的唯一意义,是重新发现了道德问题,重新认识到国际关系既关乎手段也关乎目的。7

  因此,传统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说,并非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理论”,而毋宁说是某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通常建立在一定的经验基础(即何种社会是可能的)之上,但其根本问题(即人类应如何相处或社会应如何组织)却是伦理的而非经验的,就此而论它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一个分支。8许多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之间的分歧,说到底是哲学上的分歧,是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分歧。因而伦理取向是确定各种传统学派之思想分野的重要坐标,也是决定思想家基本价值取向与政治立场的深层因素。总之,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均决定了伦理思考的核心意义。把握其伦理立场与价值取向是深入理解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与精神实质,剖析国际社会学说的内部分歧,评价其当代意义与局限的一个关键入口。这方面的研究盲点,实际上也是导致对英国学派和其他传统理论的简单化、庸俗化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格老秀斯理性主义国际伦理传统的“修正派”

  在怀特提出的思想史框架内做一个横向比较,英国学派伦理思想的根基显然主要是理性主义国际伦理传统。从他们对三大传统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它们的分野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分野,它们根据各自对国际政治性质的认识,分别提出了一套国际行为规则或国际伦理原则。

  现实主义传统把国际关系描述为战争状态,认为并不存在国际社会。相应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伦理原则是:国家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目的,不受任何道义或法律的限制。审慎和权宜之计是限制国家行为的唯一原则;革命主义传统则认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利益一致的人类共同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伦理内涵是:人类共同体不仅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现实,也是最高的道义目标。在国际关系领域存在着限制国家行为的道义规则,但其作用不是鼓励共处与合作,而是用世界社会取代现存国家体系。为了这个最高的道义目标,可以无视那些维系国家间共处与交往关系的规则。因此革命主义最深层的要素是试图消除苦难与罪恶的道德激情;理性主义传统则认为存在着一个介于自然状态与世界共同体之间的国际社会。与革命主义不同,它认为国际社会最直接的成员是国家而不是个人;与现实主义不同,它认为国家间的冲突受到共同规则与制度的限制。其伦理内涵在于:国家不仅受审慎和权宜之计规则的约束,也受国际社会的道义和法律原则的制约,但这些规则所鼓励的不是用世界社会取代国家体系,而是在国家社会中实现共处与合作。总之,用怀特的话说,霍布斯主义信奉“铁血与不道德”政策;康德主义致力于“颠覆、解放与传道”;格老秀斯主义则强调“法律与秩序。每一种思想模式不仅反映了对国际政治本质的一种描述,也体现了关于国际法、国际义务和国际伦理的一种基本观念,它们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的国际政治哲学和国际伦理传统。9

  但英国学派总体而言却并非格老秀斯主义的“正统派”或“原教旨派”,而是其“修正派”10。它倚重的是经过重新解读、局部改造和重要补充的格老秀斯理性主义传统。

  一方面,英国学派继承了格老秀斯主义的许多基本内容,特别是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国际社会的一般观念及其二元论所显示的温和、中庸特征。怀特格外青睐格老秀斯理性主义传统,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认为它与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宪政传统直接相关,反映了西方文明与价值体系的核心和主流;二是认为它具有中间性质,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适应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更贴近国际政治的一般现实。与此相关的第三个原因,是认为其伦理观也更为温和、稳健,因为它既看到道德问题的存在和重要性,又承认其复杂性;既承认无政府状态,又认为仍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既强调国家利益,又兼顾国际社会与人类共同利益;既强调政治审慎,又重视道德义务。而康德主义对道德问题的态度过于简单化,(极端)现实主义则完全否认其存在,都有绝对主义倾向。11

  另一方面,英国学派又对格老秀斯主义作了若干修正和补充。首先,他们的继承既非教条式的也非排他性的。正如怀特所言,一个更理想的格老秀斯主义者必须采纳现实主义的合理成分同时摒弃其犬儒式的玩世不恭与愤世嫉俗,吸收康德派的理想主义同时避免其狂热与盲目。怀特等人所描述的三大思想模式、特别是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实际上是其理想典型甚或极端化形式。怀特与布尔都指出,如果进一步区分,它们各自还有若干类型,在三大传统之外也还有其他思想传统。他们还承认,三大传统分别描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交往和人类共同体这三大核心要素(大致对应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这三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均是事实,不能单纯强调其中一个要素。因此,他们既偏重理性主义,又试图在三者之间寻求平衡。12三大传统目前不仅依然被英国学派用来展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程,也被其成员用来构筑各自关于国际社会的多元主义或社会连带主义的论战立场。换言之,他们对三大传统的吸收可能各有侧重,尽管格老秀斯主义是其共同的理论根底,在具体学者那里却有程度上的差别。

  第二,按照布尔的解释,格老秀斯主义的国际社会概念既可泛指一般意义上的有共同规则与制度的国际社会;也可特指格老秀斯本人所主张的以自然法为核心的国际社会的社会连带主义形式13。20世纪的新格老秀斯主义与格老秀斯本人的观点基本一致,而18-19世纪以来的法律实证主义则代表多元主义。布尔等人最初都主张多元主义,明确排斥社会连带主义所隐含的伦理普遍主义倾向。

  第三,在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基础问题上,格老秀斯主义虽然承认实在法,但更强调自然法,认为国际法的基础是自然法,而自然法就是最普遍、最基本的人类道德原则。国际社会中的和平、秩序和正义有赖于自然法准则和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准则对国家行为的约束。14而布尔、文森特等则试图为国际社会寻找更多的现实基础,在国际法上最初更倾向于实证主义学派。格老秀斯将法律与道德视为具有同等意义的核心规范,布尔则认为应加以区分,这显然是受到法律实证主义要求区分“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影响。布尔认为国际法只能基于国际共识,而格老秀斯主义与新格老秀斯主义关于国际法渊源的解说都试图规避主权同意这个必要条件。英国学派对自然法传统的继承更多地表现为布尔所说的某种“经验性翻版”,实际上是将自然法的主体局限于国家,并认为国际法本身并不造就秩序,它只是国际社会存在的证据而非原因,秩序既有赖于共同的规范也有赖于实际的均势。15说穿了,他们的思想具有更多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成分。

  第四,他们对格老秀斯的思想既有合理演绎也有主观解读的成分。格老秀斯的主权概念和国际法主体观念是含糊不清的。他并未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责任理论,而是将自然法和国际法笼统适用于主权实体和包括个人在内的非主权实体,因而并未对国际社会概念与人类社会概念做出区分。怀特和布尔有意忽略这一特点并淡化格老秀斯的人权观念,从而将格老秀斯描绘为国际社会思想传统的典型,并与康德的人类共同体思想相对,显然并不客观,文森特甚至曾将霍布斯也纳入怀特的理性主义范围16,其目的都是为最初具有浓厚国家主义色彩的国际社会理论服务。他们对现实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解释,也多少有点“六经注我”的意味。17

  因此,英国学派既是格老秀斯主义传统的继承人,也是其“修正派”,他们最初只是将其作为一个主要出发点或理论“根基”。但格老秀斯既是起点也是归属,20世纪后期他们又表现出向格老秀斯社会连带主义复归(reversion)18的趋势。总之,如果以整体而非局部,纵横联系而非孤立、静止的观点来考察,英国学派的国际政治观及其伦理取向不仅具有独特性,也有明显的连续性。

  三、多元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内在张力

  纵向观察,英国学派对格老秀斯主义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一个继承、修正与复归的过程。在伦理取向上则表现为长期徘徊于多元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并在20世纪后期出现朝后一方向发展的迹象。19

  作为传统理论的典型,即使从内部分歧看,其国际政治观与国际伦理观也是密切联系的,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国际社会理论中,关于当代国际社会的内涵与实际规模,有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两种基本倾向。他们一开始就赋予这两个概念以明确的伦理内涵:多元主义的“薄”道德观与社会连带主义的“厚”道德观。社会连带主义强调的是利益的一致性和价值的普遍性。其最初的假设是,涉及到法律的实施,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具有现实或潜在的一致性(solidarity),这还意味着国际社会是某种人类的普遍共同体,自然法不仅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体。这样的国际社会更多地是基于普遍主义的假设而不是严格的主权独立观念;多元主义则更强调道德信念与道德实践的多样性和价值的相对性,认为普遍伦理缺乏坚实的基础,国家只能就某些最低目标达成共识。20正是这种分歧有时模糊了英国学派与其他思想流派之间的界限:过分淡化一致性,其逻辑后果便是否定国际社会概念本身;过分强调一致性,则可能成为世界主义的同道。

  卡尔和曼宁有时被一些研究者排除在学派之外21,但他们无疑都对英国学派产生过重要影响。卡尔辩证地看待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分歧,强调一切健全的人类行为与思想都必须在乌托邦与现实、自由意志与宿命论之间建立平衡,既包含权力也包含道德价值观。22这对怀特等人的中庸之道不无影响。曼宁的贡献是率先提出国际社会这一概念并对其性质作了初步探讨。23

  巴特菲尔德的现实主义色彩最为浓厚,其奥古斯丁式的现实主义观点体现了基督教神学的影响。作为著名历史学家,他提倡剔除道德评判的“技术性历史”研究,坚决反对道德-理想主义;他认为基督教的作用在于为人类提供更为文明的精神,抑制权力意志;人性中的恐惧、傲慢和权力欲是战争的根源,由此导致“霍布斯恐惧”,即安全困境;但他也进行了超越现实主义的尝试,从外交规范和国际秩序等问题入手进行理性主义的探索,认为可以借助人类理性和文明的进步实现人类的道德进步;他还较早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研究国际社会的内涵及其扩展,认为国际社会以文化同一性为基础,通过维持均势来维持国际体系的生存既符合国家利益,也是一种国际道德义务。外交、国际法、均势等并不完全是自在自为的机制或权力政治的产物,秩序也并非自然的恩赐,而是苦心经营的结果,其作用在于平衡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24这正是理性主义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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