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的文字

  最近,许多朋友通过电话和网上与我交谈,我们读了《南方周末》(11月19日)上杨绛先生的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岁月里,我们必须对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做一些文化上的清理:人心为什么会坏到那样的地步?道德和尊严为什么会消失的一无所有?为什么总是坏人得志?为什么总是什么最好我们不要什么?什么最坏我们选择什么?

  杨绛先生这篇文章说得并不是什么大事,而是一件生活小事,但这件小事在一定程度上却有象征意义,它象征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时代的普遍生存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的家里去。名为“革命”,其实就是在物质上剥夺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这就是大陆上所谓的“掺沙子”。

  杨绛先生写了1969年5月间,她和钱锺书是如何面对那些“革命群众”分掉他们原有的两间住房的。在这过程中,他们不仅经历了物质上的痛苦,要把自己的四间房分给“革命男女”两间。那是一个斯文扫地的年代,知识分子除了沉默,再没有其它表示抗议的办法。更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那对“革命男女”分掉了钱锺书家的房子以后,更在精神和人格上对钱先生一家进行了摧残。杨绛先生写了这样一件事:

  锺书下放干校以后,我下放干校前夕,女婿得一因“五·一六”案含冤自杀。这件事,我打算等我自己下干校后,亲自一点一滴告诉锺书,免得他经受不起。当时吴世昌先生和锺书同在干校,而他的夫人严伯升和钱瑷是同事。我怕消息走漏,求严伯升帮助我们保密,她非常同情。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我们隐瞒。我下干校后,钱瑷一人在家里,她在厨房里当面质问:“你爱人‘下干校’啦?钱瑷说:“他已经去世了。”随后,钱瑷听到他们屋里哈哈大笑。这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

  杨绛先生的这篇文章,比他八十年代的《干校六记》《洗澡》,更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伤害达到了何种程度。如果说《干校六记》和《洗澡》写出了对知识分子群体被改造的共同感受,那么,这篇文章却是一个知识分子独特的个人体验。如果说下放干校是对知识分子的集体流放,事后回想,也许多少还有一些悲壮感,在《干校六记》中,我们常能感到在那样的环境里,那些被集体流放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尊严,他们还能有一些苦中作乐的黑色幽默,到了杨先生现在这篇文章,知识分子除了屈辱,实在别无生路了。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到了如此地步,知识分子,用杨先生的话说,除了“流亡”还能再有其它什么选择呢?

  杨先生说:“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我们私下里却是绝口不再谈论或讲究,因为我们三人彼此间都很知心。”当我们看到钱家母女三人,在无奈之下,决定出走时,心里涌起的不是愤怒,反而是一种悲凉,一个时代把如此善良的知识分子,逼到了这种地步,这个时代除了下流、无耻,还能再有什么呢?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常常想到钱锺书先生,为什么那么幽默的学者,最后变成了一个极少说话的人,那样的耻辱不可能不在钱先生心中留下痕迹,但那样的耻辱,让钱先生如何说呢?钱先生去世后,遗嘱不开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只要二三亲友送送。这里不光有钱先生的人格和境界,更有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评价。我曾在一篇《谁的境界高?》的小文中做过一个推测,我以为这是钱先生不愿意再和共产党打交道的一种心理,对这个推测,我至今还认为可以成立。看了杨先生的文章,我更觉得钱先生的选择是有他的道理的。沈从文去世时,有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沈先生说:“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不是心灵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像钱先生、沈先生这样的读书人,会那样说话吗?

  杨先生真是文章高手,她的这篇散文,我以为代表了中国当代散文的最高水平,通篇文章除了冷峻的叙述,极少议论,偶有一些议论,也都是用非常平静的话语道出。当钱家三人被逼到无法生存时,杨先生这样写:

  “钱瑷忽然说:‘咱们逃走吧’。”

  “逃走?逃哪儿去?有路可逃,还逃吗?”

  这样的文字是带血的,它让我们感受的不是个人的一时耻辱,而是一个时代的耻辱。

  中国这五十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对文化的彻底毁灭。从四九年以后,把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体面全部打掉,在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让知识分子“脱裤子、割尾巴”,让无知的流氓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欺负得无法生存。那时知识分子被逼得一说就是“我出身不好”,好象无业游民、地痞无赖都成了“好出身”,一个时代的普遍文化精神到了这种地步,知识分子还有什么活路呢?

  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多少年以后,有个右派的孩子对一位前辈说:“我出身不好,过去连考大学的资格都没有”。这位前辈对他说:“你以后不要再说自己出身不好。你的出身很好!你家世代读书,薄有田产。这有什么不好?难道为匪为盗才是好出身?真真是岂有此理。”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是可以说一说了,但被伤害过的心灵想要在短时间内苏醒过来,也是不太可能的。

  杨先生这篇文章,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就是她没有把笔下那两个“革命男女”的真名实姓写出来,在杨先生,这是她的的恕道,我们可以理解。但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有知情的当年学部文学研究所的同人,把那两个“革命男女”的真名实姓告诉天下的人,让我们的后代也能知道,曾经有一个时代,人心坏到了那样的地步!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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