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陶行知陪斗:“儿童教育圣人”陈鹤琴折戟盛世

  在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同时,陈鹤琴教育思想也陷入四面楚歌。

  陈鹤琴(1892-1982),浙江上虞人,1914年考取公费留学,8 月15日从上海乘中国第一艘自置邮轮赴美,正好陶行知也在这条船上,也是公费赴美留学。命运之神就这样巧妙地把他们安排到一起,此次同行实际上成了他们终身友谊的发端。9 月5 日,他俩抵达旧金山,陶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1915年获政治学硕士;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证书。为搜集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哲学与新教育》的材料,于1917年回国,却在回国途中改变主意,而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邀,任该校教育学专任教员。陈鹤琴抵美后,先入霍普金斯大学读本科,是第一个在霍普金斯大学获学士学位的中国学生。1917年,他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读,攻教育学和心理学,因而与陶行知是先后同学。他本来也有陶行知那样的设想,即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拟题为《各民族智力之比较》。但后来仍和陶行知一样放弃了这个设想,和陶行知一样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回国,任该校教育科教授(陶行知时任该校教务长并暂行代理主任)。两人又成了同事。

  陶行知和陈鹤琴留学美国,正当“新教育运动”在美国大行其道之时。而他俩又恰好直接师承“新教育运动”领袖、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家杜威。这给他们的精神世界留下了深刻烙印。他们都相信 “新教育运动”是“现代教育的中流”,都对开创了这个运动的老师杜威深为敬服,都以引进“新教育运动”而改造中国教育为己任。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为他们的终身友谊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两人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中国知识界有目共睹。陈鹤琴最为推崇陶行知,三十年代生活教育社与北方明日社的尚仲衣教授有过一场论战,陈鹤琴支持陶行知,并且十分肯定地断言:“陶行知先生是近百年来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尚不以为然,说:“你们这个话不会过分吗?”陈便列举了许多事例论证陶行知的伟大。后来尚仲衣不仅与陶相逢一笑恩仇泯,而且在实践中也接受了陈鹤琴对陶行知的评断,成了生活教育社最积极的一位学院派教授。1979年7 月14日,陈鹤琴在一首诗中这样总结他和陶行知的深厚友情:“我们教育战线系同志/我们奋斗目标系同道/我们出生时代系同年/我们海外求学系同学/我们回国任教系同事/我们立志伟人系素率/行知对我是一生系楷模。”除出生年代小有差异外余均属实。1947年7 月,陶行知继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在“等着第三枪”的恐吓声中骤然病逝。陈鹤琴不顾个人安危主持治丧工作,在公葬仪式上宣读祭文,泣不成声。次年,陈鹤琴接连两次收到恐吓信,信中画着一把匕首、三颗子弹,说:“陈鹤琴!你追悼陶行知!你的下场比陶行知更惨!”可见当局对陈鹤琴嫉恨之深。

  陈鹤琴毕生从事儿童教育和生活教育。他和陶行知一样,一重研究,二重实验。他俩的研究项目和实验手段,都有首创效应。陈鹤琴回国即从事婚姻、语体文应用检索和心理测验等三项研究,不仅实用性强,而且具备多学科综合的特征。他以幼子陈一鸣为对象,从出生之日起,对其身心发展作连续观察和文字、摄影记录,长达808 天。他还经常把幼子抱到课堂上当儿童心理学的“活教材”。正是依据这些精微的研究和实验,他写出了《儿童心理学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部名著,被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他创办了南京鼓楼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和上海劳工幼儿团,它们分别是中国第一所幼稚教育试验中心、乡村幼稚教育和劳工幼稚教育的实验基地。所有这些实验基地同时也浸润着陶行知的心血,实际上是陈鹤琴和陶行知共同创办的。陈鹤琴则在诸多实验的基础上,逐渐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活教育的系统理论建设方面和幼稚师资的培养方面。1940年,他在江西泰和文江村的荒山上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的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从各地聘请有志教师,边劳动边教学,披荆斩棘,艰苦创业。1943年该校升为“国立幼稚师范学校”,增设了专修科,校本部设小学、幼稚园和婴儿园,另设国民教育试验区,形成一个从中级到高级的完整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1946年复员上海,陈鹤琴又创办了上海市幼稚师范学校。这两所在当时中国堪称最现代化的幼儿师范学校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幼教师资培养提供了最佳范本,在中国儿童教育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

  在中国儿童教育领域,陈鹤琴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1929年 “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他被推选为主席。该社“一直是陈先生领导的,最盛时代是1935至37年间,填表入社的约有四千余人。”发展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研究、推动儿童教育的中心。他主办的《儿童教育》、《活教育》杂志,是中国儿童教育最负声誉的学术刊物。1947年《活教育》杂志在上海复刊的同时增出英文版。这年九月的英文版上,陈鹤琴发表了《活教育》的长篇理论文章,以回应陶行知“只要你真的有些思想,会有后人替你理出来”的遗言。文章填补了生活教育系统理论的空白,既体现了与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相通的方面,又突出了陈鹤琴及其活教育的个性特点,而且使两者融为一体。这对今天的中国教育仍具有指导意义,是研究生活教育及活教育的重要文献。对陈鹤琴的学术成就,中共曾予充分肯定。南京刚解放,陈鹤琴就被任命为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1949年9 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任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0月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

  但好景不长。1950年10月,《人民教育》发表署名文章:《杜威批判引论》,吹响了在中国教育领域全面清算以杜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号角。次年又发起陶行知批判。唇亡齿寒,杜威追随者和陶行知至交两种身份兼而有之的陈鹤琴,必然暴露在开阔地带,迎受政治批判的强大火力。

  陈鹤琴批判,主要是“活教育”批判。

  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体系内容极为浩繁,包括三大纲领、十七条教学原则、学习的四个步骤、“五指活动计划”、活教育的十个特点、训育的十三条基本原则、生活哲学的十个“经常”和一个“假如”等等。最重要的是三大纲领。三大纲领一是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二是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三是方法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这三大纲领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一致的。和陶行知一样,陈鹤琴特别重视主体人格的铸造。他强调的“做人”,首先是做主体的人。他相信: “小孩子聪明得很,小孩中有许多瓦特、牛顿、爱迪生。”因而反对剥夺儿童自由,反对教师越俎代庖,认为这是教学中的大错,“不知贻误了多少的儿童,戕害了不知道多少新的嫩苗!”坚决主张还儿童以自主权利。在他看来,“儿童的世界是儿童自己去探讨、去发现的,他自己所求来的知识才是真知识,他自己所发现的世界才是真世界。” “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一切教学活动都必须以儿童为主体,以儿童天性为出发点,以培养儿童的自主意识、自主能力为归宿。陈鹤琴制定的活教育训导的基本原则,其中一条便是尽速使学生从自觉到自动,由教师管理、团体管理到自治——自己管理。这其实也就是陶行知倡导的“教人做主人”的教育。

  创始于1940年10月的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是陈鹤琴试行 “活教育”的园地。当时有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抱着美丽的幻想,用朝拜圣地样的热情投奔到幼师来,在陈先生领导下试验‘活教育’,宣传‘活教育’。幼师的学生离开学校后,到处都用‘活教育’来改良旧教育。这影响虽然以江西为主,但在当时的重庆、桂林以及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也传播了一些影响。”这是陈鹤琴及其“活教育”的黄金时代。直到建国初,陈鹤琴主持的“活教育社”仍十分活跃。

  陈鹤琴批判发轫时,毫无思想准备的陈鹤琴,不免感到困惑。他只是一介书生,而且尚未经受政治运动的磨砺,按捺不住,便写了一篇商榷文章——《敬请读者们对‘活教育’展开批评》,对“活教育” 做了详细阐释,以期澄清“误解”。文章特别强调,活教育提倡“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就是教人“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 而“爱人类”的要义,则在于爱劳苦大众,仇恨人类共同的敌人。言下之意,活教育并非象批判者指责的那样“超阶级”、“超政治”。这种纯学理答辩没有得到任何积极回应。《人民教育》迅即发表系列文章,指责陈鹤琴并无忏悔诚意,不过是打着“敬请批评”的旗号,行自我辩护之实。同时对活教育深文周纳。泰山压顶,陈鹤琴不得不缴械投降,在1951年10月8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对‘活教育’ 的初步检讨》,承认活教育“原来并不是什么进步的东西,而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由于我没有站在先进的阶级立场,不问政治,幻想用教育来救国救民,其结果,不但国没有救成,反而为反动派服了务,为反革命统治装饰了门面,因而损害了革命的事业。”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柳 代表权威部门正式表态,一方面肯定“陈先生对这次批评和对自己的检讨都表现了严肃的态度”;一方面强调指出:此前仅限于理论层面上的“思想批评”,只能算作陈鹤琴批判的引子。同样的,“陈先生的‘初步检讨’,主要的也仅仅针对批评者所提出问题的范围,自然还没有全面地具体地结合陈先生数十年的教育工作实践的。‘活教育社’其他的人,也还未来得及发表意见。”所以,陈鹤琴批判非但不能就此收场,反而必须升级。

  陈鹤琴与陶行知是至交,两人的份量却并不相等。作为专门家,陈鹤琴在儿童教育领域颇负盛名,政治影响则不可与陶行知同日而语。最深刻的差别在于:陶行知一生功绩中共早有高到无以复加的盖棺之论,因此不管批陶决心多大,也不能太过放肆。陈鹤琴却没有这些 “挡箭牌”。曾有论者称:“我们有时把陈先生的‘活教育’与陶先生的‘生活教育’并举,并不是将‘活教育’与‘生活教育’等量齐观,因为陶先生与陈先生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因而‘生活教育’与 ‘活教育’的社会意义不能相提并论。”这里没有说出的潜台词是,陈鹤琴及其活教育与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并非一个重量级,陈鹤琴批判也就不必象陶行知批判那样多所顾忌,不必那样温良恭俭让。

  正是因此,陈鹤琴虽然不过是为陶行知陪斗,围攻陈鹤琴的调门却反而更高也更尖刻。

  新一轮陈鹤琴批判是两线作战。在理论上,全盘否定活教育三大纲领,将活教育体系定性为“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即以杜威为代表的狭隘经验论的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体系。”更有论者坦率指出,“活教育”与新中国教育至少存在如下几点冲突——“活教育主张‘儿童中心’”,新中国教育则相反,不是按照儿童自身天性和自我发展的需要规定教育目的,而是按照国家需要规定教育目的。 “活教育片面强调直接经验的重要,因而抹煞了书本知识的地位。” 新中国教育则不然,不是以大自然、大社会为主要教材而是“将教科书规定为教学过程中的核心教材”。“活教育将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归于学生”,新中国教育则将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归于教师。 “活教育的进行不可能有周密的事先计划”,新中国教育则“要求各级学校教学工作的高度计划性”。以权威主义为显著特色的苏式教育和以自由主义为显著特色的活教育,在这几点上确实大相径庭,这是活教育之沦为异端邪说的一个基本因素。

  新一轮陈鹤琴批判的主战场,则是活教育实践体系批判。早在评点陈鹤琴的“初步检讨”时,柳已经指示:陈鹤琴批判“重点应在它的实践”;并强调:批判活教育实践体系,应向《武训传》批判看齐,“学习《武训历史调查记》所创造的方法”,即是“抱着严格的科学态度,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为此,由中央教育部牵头,华东中南两大行政区教育部、上海南京两市文教局、江西省文教厅参与,以“武训历史调查团”为样板,组成“活教育调查小组”,开进陈鹤琴主持过的当年的上海工部局西区小学。再仿照《武训历史调查记》,写出洋洋万言的《前上海租界工部局西区小学调查记》,充作陈鹤琴批判的主要罪证材料。整个儿东施效颦。现在已经确认:

  1928年9 月,陈鹤琴由南京赴上海受聘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他在主持工作的十一年间,为维护华人权益,使更多的儿童有受教育的机会,创办了八所小学,(附设幼稚园)、一所女子中学,在工人区开设职工夜校、简易小学(专为贫寒子弟而设,免费),推行二部制教育,给五十多所私立中小学争取到经费补助,并在华童公学增设华人校长和副校长。他还倡导和组织了各种教育试验,培训师资,编写中国化的、适合儿童特点的各类教科书和课外读物,包括主编《中国历史故事》(四十册)和《小学自然故事》(四十册)等丛书,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教育。

  陈鹤琴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这些贡献,却被“调查记”一笔抹杀。 “调查记”用所谓“阶级分析法”解剖工部局西区小学这个“麻雀”,得出如下结论:“工部局西区小学是一所美国化的贵族学校,是一所为帝国主义者与它的走狗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学校。”“它为帝国主义者培养了大批‘高等华人’以及少数‘苦力’的后备军,使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统治更加巩固和深入。”“调查记”进而推论:“这就是在当时陈鹤琴先生直接领导下的教育的实质。”声色俱厉地斥问陈鹤琴:“这样明确的反动的阶级本质,难道能用‘没有阶级立场’,或‘不问政治’的字句蒙混过来的吗?”

  将陶行知定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帮闲甚至帮凶”难以如愿,但以此为陶行知挚友陈鹤琴定罪,有“调查记”之“铁证如山”,陈鹤琴也就是“当之无愧”了。“调查记”对陈鹤琴“帮闲甚至帮凶”的形象做了尽情展示。说陈鹤琴对工部局小学教师非常关心——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总要召开一次全体教职员大会,进行教育。他所进行的当然都是奴化教育:

  “平时演讲谈话,处处推崇美国怎样好!美国人民怎样舒服!美国言论怎样自由!”(1933年进入工部局华德路小学的教师孙慕坚)

  “陈先生对外国人很尊敬,很重视美国的物质文明。但由苏联莫斯科回来以后,他对苏联仍没好感,而对美国非常称赞。”(1931年进入工部局西区小学的教师李琼英)

  “陈先生在欧洲考察教育回国后,曾对我们说:”苏联在欧洲是一幅大铁幕,所谓民主是有问题的’而大大地颂扬了英美,尤其是美国的民主。“(1932年进入工部局荆州路小学的教师樊析玄)

  …………

  以上这些,就是陈鹤琴先生经常用来教导工部局小学教师们的话,这些话的思想实质是什么呢?总起来说,就是“亲美”、“崇美”的思想,宣传“美国生活方式”。这正如西区小学教师金鸣岐所说:是 “认敌人为好友,把毒药当作补品。”

  在直接毒化教师的同时,据说陈鹤琴更常常用奴化思想毒化学生。 “调查记”揭发陈鹤琴如何顺从租界当局的旨意,迫令各校少讲甚至不讲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史;揭发陈鹤琴如何阻止西区小学学生唱民族歌曲,却“非常崇拜西洋音乐”;揭发陈鹤琴“仰慕奴才般的驯服”。换句话说,陈鹤琴不仅对租界当局推行的洋化教育、奴化教育,对工部局小学的全部“罪恶历史”负有一般的领导责任,而且剑及履及、事必躬亲。工部局时期的陈鹤琴当然决不是什么进步教育家、爱国教育家而是一个罔顾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教育家。

  工部局经历而外,“调查记”特别青睐的另一段陈鹤琴历史,是江西经历。“调查记”揭发,“1940年2 月,陈先生离开上海到重庆去,经过江西国民党反动派当时的省会泰和县,会见伪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伪教育厅长程时 。他们有目的地要留陈先生在江西,为他们工作。江西反动统治者都拥有他们的封建势力,而且还有些派系的倾轧,熊、程两匪留下陈先生是有助于他们的反动统治的。”正是“在反动统治者的鼓励下、在资产阶级的学者们的捧场下,陈先生正式宣布了‘活教育’,努力地推行‘活教育’。”正是“江西的反动统治者给予陈先生一个较好的机会”,陈鹤琴才于1941年10月创建了活教育的实验基地——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这在在说明陈鹤琴的活教育迎合了国民党当局维持其反动统治的需要,并不是什么纯学术。其他如熊式辉称陈鹤琴为“儿童教育的圣人”,陈立夫到幼师参观并逗留数日,幼师由泰和迁往赣县时受到蒋经国欢迎,等等,都成了活教育迎合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例证。总而言之,“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对于陈鹤琴先生的努力,是很能欣赏的,而且还借用了这块‘活教育’ 的招牌讨好帝国主义者,用它来代表中国新教育的思想和方法。”也就因此,陈鹤琴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帮闲甚至帮凶”,而且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甚至帮凶”。

  既然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甚至帮凶”,陈鹤琴对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极度冷漠,自是顺理成章。据说江西时期陈鹤琴曾“不合事实的诬蔑”中央红军。解放前夕多次警告下属“不要在学校里做政治工作,一切党派都不应该在学校里做工作,扰乱了教学事业。”但与这些莫须有的指控截然相反的事实,却无一字提及。现已查明,“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鹤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参加了‘星期二聚餐会’、‘民社’等进步组织,投身于党领导的进步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工作。”他主持的一些学校和团体,“都成为地下党在群众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壮大进步力量的斗争阵地。”日军占领租界前夕,他仍利用其社会地位,掩护和保释地下党员,而为日伪所忌,险遭暗杀。四十年代后期,陈鹤琴更因“赤化”两度被捕。这些经历,有关方面了然在胸,却无一人公开为陈鹤琴申辩,陈鹤琴只能扮演与中共疏离而与中外反动势力互为唱和乃至投桃报李的漫画角色。

  陈鹤琴批判明显不同于此前思想文化领域的两次政治批判。前两次批判即《武训传》批判和陶行知批判,基本上对事不对人。陈鹤琴批判则既包括活教育体系的总清算,也包括陈鹤琴个人历史的总清算。而对陈鹤琴个人历史的总清算,毫无公正可言。依据政治需要随意剪裁历史,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武训传》批判开创的这些“科学方法”,陈鹤琴批判学得维妙维肖。此后几十年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批判,则不过是这些“科学方法”的发扬光大罢了。

  满腹委屈的陈鹤琴,被迫于1951年10月8 日公开检讨。此后七个月中,他不断检讨,还被指令出席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专题“座谈会”,每次与会毫无例外地又要检讨。据陈鹤琴自述:“这种自我检查和别人的批评,在情绪上也激起了一些波动、痛苦和兴奋。”根据有关方面部署,1952年4 月1 -2 日,《文汇报》全文发表了陈鹤琴的《我对“活教育”的再检讨》,“再检讨”对活教育体系和作者历史作了彻底的自我否定。这既标志着陈鹤琴个人思想斗争的“胜利”,更标志着陈鹤琴批判的“胜利”。陈鹤琴批判至此暂告段落。

  但陈鹤琴依旧不得安宁。1954年12月批胡适,曾为师兄陶行知陪斗的陈鹤琴,这时又被拉出来为另一位师兄胡适陪斗,而在江苏省第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我中了杜威实用主义反动教育思想的三枪》的公开检讨,1955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活教育” 批判》一书。1958年5 月,陈鹤琴又被打成“冒牌学者”和“文化买办”,甚至连陈鹤琴子女在建国前入党之事——他的七个子女有六个在建国前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被诬为“捞取政治荣誉”。12月,他被免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职务,告别南师,入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从此作别教育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机会“顾问” 中国儿童教育。仅“顾问”三年便跨鹤而去。堂堂“儿童教育圣人”,在他思想最成熟、经验最丰富的后半生中,在他后半生的整整三十三年中,有效劳动时间不过数年而已,其余时间都在充当反面教员。

  这又岂止是陈鹤琴个人的悲剧。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道德·道德统治·反封建

大约是在1985年,十八、九岁的样子,也似模似样地关注起中国文化。提到文革,有同好说,这其实是毛泽东要消除“有功之臣”的权力,从前的皇帝打下江山以后常常就是这么做的。我认为大谬不然,心想,革命的毛泽东是何等样人,封建社会的皇帝怎可与之相提并论?尽管对于文革不甚了然,但更因此坚信它的缘起一定有更为复杂、也更加“高级”的因由,绝对不是类似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么简单。回想起来,当时的确很天真,但现在的不天真却也不是因为认可了当年同好的观点,而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发现了文革以及产生文革的社会与所谓的“封建” 社会在……去看看

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

自从1978年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堪称奇迹。展望未来,中国增长的潜力还很大;反观现实,中国的改革还远远没有获得最后的成功。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最为急迫和重要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国加入WTO 之后,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各种保护将渐次取消。如果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处境会更加艰难。而且还会影响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急迫性与重要性,可以说已经达成广泛的共识。一言以蔽之,国有企业改革一……去看看

文革小说中的罪与罚

一  "主人公获得某种罪名,受到某种处罚"是"文革小说"叙事模式中最重要的"情节功能"之一。作家可以替他的主人公选择不同的落难方式:或通过同事、同学、邻居"奇怪的目光",或通过大字报、批判会乃至抄家,主人公才明白险恶处境。"获得罪名"几乎是每部有关文革的小说都必须具备的情节:很少有哪个人物形象,可以不经受任何法律、政治、行政及其他名义下的惩罚而成为一部文革小说的主人公。这里所谓的罪名和处罚,既是指刑事犯罪的指控、法律程序的审判,也是指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部政治审查的结果和针对公职人员的行政处分;有时,还包括某……去看看

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

李晓宁,国际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科学决策》执行主编。本文为李晓宁先生应本站邀请于2002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全文,经本人审阅。      感谢北大在线的邀请。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做“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纵论东西方文化,有很多话要说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东西方的思维方法。有人听了这个题目可能会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觉得这个“观”指的对某种事物的全面看法,每个人都有的。当然,不是只看到一个部分、一个点的看法。      东方人与西方人都有自己的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么多的学科,其中有一个共性,一个共同……去看看

从结论看方法: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性维度思考

原载《社会》2008年第1期  摘要:本文以社会分层研究为例,指出面向现实是社会学研究科学性的根本保证,研究结论就是对现实的反映,而这种反映的真实程度又是由研究方法所决定的,方法的选择和实施则是由研究范式所指导的。范式、方法和结论最终统一在研究的现实性维度之上。  关键词: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社会分层  导言  社会分层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通过分析社会分层态势,从而把握社会的结构变迁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研究范本。中国大陆的社会分层研究从上个世纪年代开始有了稳步的进展,这除了本国……去看看

毋忘“我”

"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数年前在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259页)中读到的这句话,我至今难忘,它毕竟是发自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由衷感慨。   在中国,忘"我"的道德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最近读到的一本书再次证明了国人对"我"的畏惧。该书作者爱因·兰德是十月革命成功后移居美国的俄国女性。她发现,反"我"伦理学在美国这样的个人主义大本营也十分盛行。给该书取名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展示了她捅道德"马蜂窝"的勇气。但是,……去看看

转轨时期的就业政策选择:矫正制度性扭曲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原载《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2期  「内容提要」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城市劳动力市场形成一种二元结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经济的就业体制与工资形成机制并存且彼此消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导致失业、下岗现象的严峻化,迫切要求深化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本文通过对就业及其体制现状的分析,提出进一步改革从而根本解决失业现象的政策建议。  1.传统体制下的就业模式  作为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城乡就业体制,旨在达到下面几个目标: ……去看看

社会科学与知识类型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社会交易理论范式的创立者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一生著述颇丰,其间较比著名的有《十三世纪的英国村民》、《婚姻、权威和终极原因:单系表亲婚姻的研究》、《人类群体》以及《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等,然而引起我直接兴趣的并不是这些历史学和行为主义社会学的论著,而是那本荷氏于1965年应华盛顿大学校长之邀前往所做的演讲、尔后以《社会科学的本质》(下文简称《本质》)为名而出版的专集。我之所以对《本质》感兴趣,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本质》实际上是荷氏关于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本质性思考……去看看

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1950年2 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 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中国出兵朝鲜与中苏结成同盟有什么直接和内在的联系?面对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危急局势,作为同盟国的中国和苏联所采取的对策有什么不同?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是什么?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研究者十分感兴趣的。然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以及作为盟国的苏联在中国出兵的问题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90年代以前,由于中苏双方……去看看

宪政转轨中法政学人的使命

来源:《战略与管理》(内部版)2010年第3/4期合编本  上篇:宪政转轨与法政学人的出场  我想谈这个话题,是基于三个机缘。第一个机缘是,中国的宪政发展已经随着经济的巨大进步而启动。中国的GDP即将步入世界前二,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美国总统奥巴马很严肃地跟温家宝讨论G2的事情。到这个关头,中国的政治发展下一步究竟怎么走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断定了。在我看来,中国政治发展就是要从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制走向一个宪政的政治制度安排。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安排,有几个要点,对于政治发展来说非常关键。第一,就是宪政民主……去看看

活佛爆炸案

一位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西藏活佛制造了七起恐怖主义爆炸案,这是今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警方破获的一件大案。   活佛今年52岁,俗名叫阿安扎西,法名是丹增德勒,转世的名号为阿登彭措。因为他的活佛身份是于八十年代流亡印度时被认证,中国当局对此不承认,所以官方口径只称其为阿安扎西。   事件起由是这样:2002年4月3日,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发生一起爆炸,十几分钟后在离爆炸现场不远的地方抓到了来自甘孜州雅江县的一个农民,名叫洛让邓珠。洛让邓珠在警方审问中供认爆炸是他所为,并且交待他是受阿安扎西的指使。……去看看

污名化与贴标签: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

一 污名化与标签理论:综合的理论视角   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过程,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1。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它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于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即具污名的一方(身负污名的属性)和不具污名的一方(对具污名一方有着刻板印象)之间的互动,而污名化就是这一互动关系不断发展以致最后成为凝固现实的过程。……去看看

教育之道是赏胜于罚

报载一位小四女孩,因为默书不及格,被老师罚「抄错字」,抄至深夜也抄不完,被母亲撕毁,母亲因而受到老师的无礼「教训」,不服气,带着女儿在校门外静坐十八个小时。  很多年前读到另一个故事。邓小平某天在朋友家中,孩子顽皮,朋友要罚孩子,邓小平说:「给他一粒糖果吧!」我想,邓小平懂经济!  是的,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通常有两种做法:其一是惩罚,其二是奖赏。如果成本相若,奖赏永远是较佳的选择。邓小平的例子,单从孩子的父亲来说,奖赏的成本是一粒糖果,惩罚的成本可能是零(例如罚企),可能是负值(例如罚扫地,对家庭有益),但也可能非常高(例如孩子不服……去看看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消费

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自给性消费占据着较社会其他阶层更为重要的位置,其占全部生活消费的比重,也是衡量农村居民生产与生活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在全部生活消费之中,作为衡量生活程度的标准,有着较大可比性的是生活消费的数量与质量及其结构变化。了解农村居民衣、食、住、行和文化消费的状况,实为认识农村问题的根本。  一、历史演变与结构特征  在中国大陆,由于较长一个时期内政府对于生活消费品的生产、收购、销售各环节的强计划干预,使得个人生活消费受到较强的政策性影响;此外,文化习俗和心理特征也会影响生活消费。因此……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