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道德统治·反封建

  大约是在1985年,十八、九岁的样子,也似模似样地关注起中国文化。提到文革,有同好说,这其实是毛泽东要消除“有功之臣”的权力,从前的皇帝打下江山以后常常就是这么做的。我认为大谬不然,心想,革命的毛泽东是何等样人,封建社会的皇帝怎可与之相提并论?尽管对于文革不甚了然,但更因此坚信它的缘起一定有更为复杂、也更加“高级”的因由,绝对不是类似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么简单。回想起来,当时的确很天真,但现在的不天真却也不是因为认可了当年同好的观点,而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发现了文革以及产生文革的社会与所谓的“封建” 社会在本质上的同一性。

  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人们似乎一直在犯着同一个错误:把两个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这就是道德和道德统治。道德的内容当然就是儒学所宣扬的那些价值,就是站在今天“现代”的立场,除了对于妇女的歧视和过于强调人的尊卑贵贱的等级之分,从个人修身养性的角度看,我以为这些价值实在并没有什么不妥。仁义礼智信、忠、恕、孝、节义,等等,即便在今天也还有提倡的必要。至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的情操,更为健康的社会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这样说,儒学的教义已经达到了人类在那样的一种生存方式下所可能达到的道德至善,在一定的意义上,它是具有普适性的。正因为如此,在生存方式早已大异于从前的今天,也还有为数甚多的人在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学——我相信这样的工作会永远持续下去。

  任何道德学说,必定祈向于至善,否则的话,道德本身的存在就缺乏合法性依据。在一个“以德主治”——实施道德统治的社会,这样的祈向既更加明显,也更为强烈。儒学就其作为一种道德学说而言,呈现的正是这样的情形,而当儒学被统治者用来作为统治的工具以后,它更会被时时归整于至善。可以说,至善既构成儒学道德言说的基础,又成为以德主治的根据。在儒学的道德言说中,至善的代表是圣人。“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作为“君”,他对民众负有生成养育之责;作为“师”,他要教化民众,“趋而之善。”这两者集中于一人,就是圣人。荀子说:“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荀子·儒效篇第八》)一句话,圣人恰似全知全能的上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天无常亲,惟德是辅”的历史观,只有圣人才能得天下。荀子说:“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荀子·正论篇第十八》)中国自古就被认为是“天下”,根据这样的逻辑,打下江山的皇帝,就很自然地成了圣人。

  费正清说:“皇权制度在保证皇帝大权方面是非常强大的,它决不允许任何其他权力存在。在皇帝同他的官僚们发生矛盾时,他可以作出任意的和不可预料的决定加在他们头上,强制他们执行。”(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68页。)强制的力量主要的还不是皇帝的权势,而是他作为圣人存在的事实:圣人既然代表着至善,那么他的一切命令就都是合理合法的了。根据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参见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从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不免于灭亡这样的情形看来,完全可以想见这种气氛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孟子曾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 ”(《孟子·尽心章句上》)如果说“古”在儒学的言说系统中一直表征着某种理想的话,那么,现实中的“王”那可都是“见势而忘善”,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中国“治乱循环”的历史。假如我们不过于纠缠在“国”和“天下”的概念上,根据荀子的论断,从每一个朝代“未必不亡”的现象,正可推出历朝的统治者不是什么圣人,恰恰是“小人”。

  这使儒学陷入相当的困境之中。根据儒学的言说,皇帝是应该获得“圣人”的称号的,但皇帝“反智”的特性又使他完全背离了“圣人”的要求,与儒学的“智性”趋向也根本冲突。正统的儒学官僚不管是否定皇帝是“圣人”,还是抗拒皇帝的旨意,都违背了他所秉持的教义,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在他们的“智性”诉求和皇帝的“反智”特性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但因为每一个朝代最终总是不免于灭亡,他们的工作几乎只是起着延缓死亡的作用,他们的忠诚、鞠躬尽瘁的全部意义也仅止于此。这当然决定了他们这种角色的悲剧色彩。总之,皇帝打下江山使他获得代表最高德行的“圣人”称号,“圣人”标示着至善,至善使强制变得合理合法,强制的结果,是与至善的祈向正相反对的现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实呢?根据张灏先生的“幽暗意识”观点,任何人都难逃人性之恶的法则,对此,西人也早已有言: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从人的本性上说,圣人根本就不可能,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圣人的名号,只会使人性之恶毫无节制地泛滥成灾。中国历史的每一页差不多都真切地证明了这一点。

  出于某种需要,从秦到清的这几千年被称做“封建”时代,现在我们姑且还是借用这个概念。中国提出反封建的口号,快要有100年了,但是人们对于“封建性” 的认识,好象还只是及于表层,比如五四先贤的批判焦点就集中在三纲五常上面,而我们这些后人甚至连他们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封建性”的实质是道德统治,或者说,道德的普遍性诉求,三纲五常不过是这种封建性的具体体现,如果批判的理性只是停留在这上面,实际上并没有触及到封建性的根子,它预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如果以另外一种更“先进”、更“科学”——符合新时期要求的“至善”——的价值来代替仁义礼智信之类,那么道德统治就会继续。其实,这是一种早已被证实了的可能。五四新文化运动荡涤了传统的道德价值,但是并没有触及到道德统治这个封建性的根子。在把传统的道德价值从仁义礼智信之类置换成了诸如“民族、国家、集体、人民”等等之后,道德统治又沉渣泛起,几经反复之后,在20世纪的中叶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较之所谓的封建社会,它的不同只在于道德的价值,在道德统治这个封建性的实质上面,二者完全一致:依然是被认为至善的价值,依然是因此而来的强制,依然是由此导致的灾难。

  所以,反封建的实质应该是反对道德统治,它的精义是,任何东西都不可以强制,哪怕它至善。反封建的理性力量,就是权利,生命的权利。其实,站在权利的立场,至善根本就不可能。至善必定具有普遍性诉求,否则,至善就不成其为至善。但权利却只能是个体性的,否则,也构不成权利。正因为这样,任何的道德统治,必定要以消解、剥夺权利为要务,因为权利的个体性会从根本上破坏至善的普遍性,从而毁灭其统治基础。权利的合法性,除了它天赋的性质,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有现实的依据。中国历史几千年的腥风血雨,近几十年历次的运动,更有文革这样的巨灾大劫,都昭示着一个道理:倘若人的权利被剥夺,人的生命会陷入一个怎样悲惨的境地!

  20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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