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围困中南海事件”

  1970 年12 月18 日,毛泽东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说:“1967 年7 月(July) 和8 月(August) 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其实,天下早已大乱了。不过到 1967 年的7 月和8 月,“天下大乱”的局势已经发展到连毛泽东自己也难以控制的程度,这种情况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围困中南海事件”就是当时发生的一起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重大动乱。从7 月初开始,到8 月上旬,造反派在北京市中心中南海周围,开展了为时一个多月、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批判、揪斗刘少奇的活动。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和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当时被称为“揪刘火线” 。

  中南海边风暴骤起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曾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多次要求批斗刘少奇。

  1967 年1 月初,建工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前锋”、“八一战斗团” 等造反派组织先后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要他前往该院作检查,并扬言如不能按时前往,他们就要“采取行动”。刘于1 月5 日写信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1 月6 日将刘的信批转周恩来:“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7 日凌晨3 时许,周恩来接见建工学院几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明确指出:刘少奇不能揪出来。要背靠背地批,背靠背地斗。周强调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并告诫他们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

  毛泽东1967 年初在考虑筹备中共九大时,仍认为刘少奇应选为中央委员,但在3 月以后,情况起了变化。3 月,康生利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6 个组织搜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声称他已掌握确凿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有问题,被捕叛变过,建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这个报告 3 月21 日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此后,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工作正式开始。社会上种种恶毒攻击刘少奇的行径也更加肆无忌惮。

  4 月10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清华大学召开了号称30 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此前,清华大学造反派曾多次要求王光美回清华检查,都没有得到批准。批斗王光美大会的召开,明显地给造反派发出一个信号:中央对刘少奇的政策已经有了改变。

  4 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6 月3 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了“揪刘”的字样。此后,“新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刘少奇”。所谓安营扎寨,就是在马路边上竖起旗帜,搭起帐篷,架上高音喇叭,再加上一些宣传板报,造反派学生轮班在那里值守,一天到晚用高音喇叭呼喊口号,进行“打倒刘少奇”的鼓动宣传。他们是要用这种不同寻常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显示自己揪斗刘少奇的决心。后来他们又在中南海北门外也设置了“揪刘火线”。

  他们这种做法,在“文革”中已屡见不鲜。1966 年11 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戚本禹等的支持下,北京出现了一大批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大批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外,要求揪斗陶铸。为防止意外,中南海不得不将两个西大门关闭。11 月8 日,周恩来在与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座谈时说: “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 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大门被围得不好开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门都开不了,走小门,我看了很难过。希望你们三个司令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1967 年1 月初,到中南海来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中央负责人的造反派越来越多,据周恩来总理值班室当时的电话记录:( 中南海的) 西门和西北门各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南门( 新华门) 也有二百多人。学生们时常翻墙入院,突破警卫防线,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1 月8 日凌晨,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刘、邓、陶及其他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将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说:“党中央不同意这样做。你们要揪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家的大事需要他们参与。”

  少奇被迫作书面检查

  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宣传活动在中南海西门外持续了十余天,到6 月 14 日,除留下少数人坚持外,大队人马返回学校。此后,他们还不断派人到中南海提出揪斗刘少奇的要求。6 月29 日,周恩来就建工学院学生轮班等在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事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我们保证要他交出书面检讨。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7 月4 日凌晨,戚本禹到“新八一”“揪刘火线” 对造反派表示支持,并说:“你们可以继续写勒令,让刘少奇给你们写检查。”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说,党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 “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

  7 月8 日,刘少奇写出一份“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再次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等问题承担了责任。他在这份检查中写道:“在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在工作组派出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

  这样一个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大局、主动承担责任的检查,不但没有丝毫缓和来自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方面的压力,反而被指责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并被用来作为发动新一轮“革命大批判”高潮的工具。

  戚本禹原来打算将刘少奇的检查交给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这个消息引起了“新八一”的对立面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严重抗议。“八一战斗团”成立于1966 年8 月1 日,“新八一战斗团”是于1967 年4 月20 日从其中分裂出来的。“八一战斗团”认为刘少奇应该给他们写检查才对,因为刘少奇在建工学院蹲点的时候,还没有“新八一战斗团”这个组织。7 月9 日,“八一战斗团”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篷,安装高音喇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

  经中央文革小组建议,7 月13 日,建工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达成四项协议,决定联合取回刘少奇的检查,共同对刘少奇进行大批判。“新八一战斗团”还组织了巡回报告队,到北京各单位去煽动“揪刘”。并派人到上海、天津、西安、长春等地,大办“揪刘”小报,在全国大造舆论。

  “中央文革”火上浇油

  建工学院新老“八一”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学校及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纷纷仿效。7 月11 日,在北航召开的北京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韩爱晶等人就建工“新八一”到中南海西门、北门“揪刘”之事询问陈伯达的态度,陈伯达煽动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总是正确的,揪刘少奇是当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的嘛! ”“没有错,可以搞。”

  7 月13 日晚和14 日晨,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离京去武汉视察。他们刚走,戚本禹便煽动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在7 月14 日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乘机进行围斗。当天晚上,造反派把围斗刘少奇的情况专题报告戚本禹,还递交了一封给汪东兴并周恩来的信,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避开周恩来,将这封信送给康生、陈伯达、江青,请他们决定。陈伯达批示将“批斗刘少奇”扩大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

  7 月14 日,在北京大中学红代会的组织下,大专院校15 万人,中学10 万人和大批工人、机关干部,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声讨刘少奇的所谓“新反扑”、 “新罪行”。此后,各种群众组织的示威游行持续不断。

  7 月15 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又向刘少奇写了一封“勒令信”,全文如下: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 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想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刘少奇,你别白日做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 ……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小兵是不好惹的,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像你们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 日零时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 不得有误!!

  对于“新八一”这种粗暴无理的要求,刘少奇实在忍无可忍。7 月16 日,他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拒绝再作新的检查。信中说:“鉴于我上次交出的检查影响不好,说我是进行‘反扑’,‘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再向建工学院进行第二次检查,也还会和上次检查差不多,也不会有好的影响,所以我不准备向建工学院再作第二次检查了。”

  7 月16 、18 、19 日,戚本禹先后三次在有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继续诬陷刘少奇,煽动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

  7 月17 日,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向刘少奇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7 月22 日零时以前收拾铺盖,带着臭老婆滚出中南海,否则我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为了表示他们的“坚强决心”,7 月18 日零时开始,“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外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在“绝食誓词”中说:“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猖狂的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几天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劝说下,他们才放弃了绝食。

  7 月17 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具体策划后,由戚本禹于18 日凌晨一点多钟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布置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并决定:当晚先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在开批斗会的同时抄家,会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隔离“监护”。戚本禹在会上煽动说:“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7 月18 日晚,中南海院内召开了有300 多人参加的批斗刘少奇大会,并进行人身侮辱,让他低头弯腰,罚站两个多小时,同时进行抄家。毛泽东在武汉闻讯后,对此事进行了批评。

  7 月18 日晚,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经济学院“东方红”、建工“八一”等100 多个组织共15000 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刘”誓师大会。这个誓师大会的影响很大,使全北京市各行各业都知道了“揪刘火线”,也使得“ 揪刘火线”迅速扩大。

  “揪刘火线”越搞越大

  7 月19 日开始,中南海周围的“揪刘火线”人数猛增,人群从四面八方拥向中南海,北京大中学校、工厂、机关团体,难以计数的群众组织争相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汇成了人山人海的“揪刘火线”。不少外地在京的造反派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7000 多个棚子,安有500 多个高音喇叭,树有3000 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府右街从南到北,山头林立,席棚相连,车水马龙,人声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叫。在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两侧,也排满了造反派的“揪刘”阵地。

  在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大批的群众组织在北京市内的主要街道进行游行示威,尤其在东西长安街、府右街等处,更是人山人海,游行活动经常造成交通堵塞。7 月21 日,戚本禹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说:“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有派人去拍片( 指群众冒雨去中南海“揪刘”游行)? 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这么大的雨,群众自发地走上大街游行,我从进城以后还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要揪刘少奇,保卫毛主席,你们却不去拍,过了就拍不上了。”

  在当时的“揪刘”活动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全市性组织,一个是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联合工交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5 月上旬成立的“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 简称“联络站”) ,到8 月初,共有700 多个单位参加。另一个是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 等组织串联工交、财贸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7 月下旬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 简称“联络总站”) ,共有1500 多个单位参加。 “联络站”和“联络总站”在“揪刘火线”各自设有“火线指挥部”。两大派组织都把“揪刘”活动当做相互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看谁人多势众,看谁声势浩大。两大派都想借此显示自己这一派更革命,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跟得更紧。7 月24 日,“联络总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30 多万人参加了集会和游行。8 月1 日晚,“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共有1000 多个单位约30 万人参加了大会。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分为“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

  7 月25 日,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的大会,戚本禹在天安门上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说:“你们红代会几个组长揪刘少奇有没有决心? 要坚持,要有胆量才行呀! 聂元梓同志,你是组长,应该好好抓一下,别人不好管,一定要统一领导起来,这是当前的大方向,你们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红代会开个会研究一下,安排部署好。”红代会核心组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开会研究了如何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问题,决定要大造舆论,发“勒令书”,限刘少奇在8 月5 日以前滚出中南海。他们还具体策划了一个冲进中南海抓刘少奇的计划。

  7 月26 日凌晨,戚本禹到“揪刘火线”进行慰问,他对建工学院、政法学院的造反派说:“我认为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以后你们要想更好的办法……背水一战,表示揪刘的决心嘛! 你们可以发通令,写勒令信,组织批判会。 ”“刘少奇说他8 月5 日才知道犯了错误,这是要害问题,要结合他7 月29 日的讲话,对照着批,下功夫批……你们别急,水到渠成,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可能揪出。”中央文革小组还专门指示,由几所解放军医院派出医疗队,到“揪刘火线” 巡回医疗。

  所谓的“揪刘火线”越搞越大,不仅中南海的西面、北面围满了造反派,而且还有向南面的长安街扩展的趋势。到7 月底8 月初,已有不少单位开始在长安街边上安营扎寨,使整个长安街上的交通都受到了影响。8 月2 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接见各路造反派,先称赞造反派“揪刘是革命行动”,表示支持他们与刘少奇斗争到底,然后传达两点指示:(1) 南门不能设点;(2) 不能冲中南海。并授意造反派们写一个撤离南门的决议,造反派当场表示坚决照办。

  “天派”“地派”余波难平

  在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期间,周恩来多次对造反派的过火行动提出批评,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始终不敢进入,从而保护了在中南海中的许多领导人。毛泽东也没有被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努力所打动,在“揪刘”问题上,他坚持了 “背靠背”的原则。最后在他的干预下,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撤除“揪刘火线”的决定。

  8 月4 日晚,“天派”的“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号称有2500 多个群众组织共73 万人参加的“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大会”。大会进行当中,出现了“地派”的一些组织前去冲击会场,进而双方发生武斗的现象。为了调解北京高校在“揪刘”问题上的矛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于8 月5 日凌晨在人大会堂召集两大派的代表开会,并商定8 月5 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两派联合召开声讨刘少奇大会。谢富治传达中央指示:今天大会后,各单位的队伍都撤回去,不要再留在中南海周围了。会议中间,关锋、戚本禹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说:“现在冲中南海不是时候,条件不成熟,搞不好会闯祸,各单位撤回吧。”

  8 月5 日下午,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大会。同时,由中南海造反派对刘少奇再次进行批斗。围困中南海达一个多月的“揪刘”活动达到了高潮。

  8 月5 日以后,围困中南海的各路造反派队伍陆续撤回,但“揪刘”活动并未马上停止,又持续了一段时间,那可以算作是“围困中南海事件”的余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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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继五十年代中期的“一五”对大西南和大西北集中投入和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再度对中西部地区的巨额投入之后,在21世纪到来之际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的发展必然会得到大大促进。  在1949年以前,西部几乎没有铁路(陇海铁路只通到西安,云南只有连通国外的窄轨铁路,内蒙古铁路只是从呼和浩特“绥远”到北平),没有等级公路,较现代化的工厂还是抗日战争时从沿海沦陷地区内迁的。  “一五”期间的156个重大项目,放在中西部省区的就有124个,占投资总量的80%,其中在陕西和甘肃,就有40个项目。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兰州石油机……去看看

试论1949年以来农业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变化

「内容提要」在经济落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后发国家,当政府不能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寄托于外部世界时,农业剩余就成为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国家参与对农业剩余的分配,就成为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政府从农民那里“拿多少”和“怎样拿”,则是有高下之分的,对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却是大不一样的。1949年以来中国农业的曲折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与农民的这种分配关系所制约的。  「关键词」农业剩余/统购统销/定额提取 ……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