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江淮河汉

——刘、邓大军南征记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还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战争第一个年头内,人民解放军即已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迫使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而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里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

……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7年6月30日晚上。汹涌的黄河,像一条巨蟒,在夜色中滚滚东去,令人见而生畏。然而,就在这个晚上,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治委员的率领下,悄悄地从这条巨蟒的身上踏了过去。蒋介石的所谓当四 十万大军防守的“黄河战略”的神话,也就在这个晚上烟消云散;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也就在这个晚上揭开了。

渡河的第二天下午,刘邓(当时我们都这样亲切地称呼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召集各纵队首长研究了行动计划。在一 间不大的农村小学校的教室里,墙上被画着许多红蓝色箭头的军用地图布满了。

邓政委跟平时一样:严肃、镇静,讲起话来斩钉截铁。他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现在,敌人进攻的重点是山东和陕北。

山东,敌人是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人;陕北,十五个旅,十 四万人。正像刘司令员所讲:敌人是‘哑铃战略’,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我们这里刚好是个‘把’。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砍断这个‘把’,把战争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这当儿,刘司令员插上来说:“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两条腿,我们拦腰砍去。”他的生动的比喻,使在座的同志们都笑了。

邓政委接着说:“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把刀尖插穿敌人的心脏。”

刘邓讲话常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讲完,第二个人就接着讲,使你后来很难记住哪一段是刘讲的,哪一段是邓讲的。可是在人们的脑子中却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概念:这是刘邓的意图。

刘司令员接着说:“一年来敌我悬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这就决定了我们战略进攻的方式不是逐城推进,而是跳跃式的。我们大胆地把敌人摔在后面,长驱直入地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他一面拿出手帕擦了擦那只有些发炎的眼睛,一面指着地图说:“你们看,大别山这个地方,就像孩子穿的‘兜肚’一样,是长江向南面的一个突出部。我们跃进到大别山,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这时候,北面的敌人就可以吸引一部分到我们这边来,山东、陕北和其它战场的担子就会减轻一些,他们可以在内线放手歼灭敌人。当然,我们的担子就会加重,困难就会增多。不管在跃进途中,还是到了大别山,我们都会遇到……”邓政委又说了:“革命就是困难的事,要革命就不怕困难,怕困难就不要革命。对这次行动中的困难,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但是,我们是在全国各战场大举战略进攻的形势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人民热烈支援下来执行中央规定的战略任务的。

我们的行动,决不是冒险,而是一个勇敢的行动。毛主席指出,我们到大别山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退了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我们要力争第三个前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为跃进到大别山,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而斗争。跃进大别山,解放中原,这是中央的第一步棋;下一步棋,就是以中原为阵地,再来一个跃进,打过长江,解放全国。”

停了一会,邓政委又继续讲:“大家还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不打出去,情况将会怎样呢?当然,我们在内线还可以继续歼灭一些敌人,但是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会渐渐消耗殆尽,我们很难持久打下去。蒋介石就是希望把战争放在解放区里进行,这样来彻底摧毁解放区。我们要打出去,破坏蒋介石这个恶毒的反革命计划。这里,我想起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训。当时毛主席几次提出要红军主力打到外线去,展开战略进攻,外线和内线结合起来粉碎敌人的‘围剿’。可是教条主义者不让这么办,结果来了个大搬家,长征。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今天,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我们是一定能够胜利的。”

炮声不时地在南面轰隆隆地响着。好久不下雨了,灼热的太阳晒得地上发裂,高梁叶儿有些发黄了。各纵队首长们骑着马,默默地从田间小路上走过。刘司令员和邓政委的话,还在他们脑际回旋着。这些老战士们,大多都是原来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家乡就在大别山。然而目下他们所思念和渴望的,不是久别的故土和亲人,而是怎样带领着自己的战士,去执行这千里跃进的伟大战略任务,把锋利的钢刀插进敌人的心脏。



我军强渡黄河以后,原来守在黄河南岸三百余里防线的敌人两个师,因为害怕我军歼灭,很快就龟缩到郓城和菏泽城里去了。依照刘邓的意图,我们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攻打郓城,并且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援兵。当时,蒋介石看到黄河防线被我军突破,华东野战军又在津浦线上发动了攻势,开始感到他在山东战场的左侧和后方,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挖肉补疮,命其防御陇海线和豫北的三个师共六 个旅,星夜兼程北进,企图向我军右侧来个迂回。这一着,早在刘邓的预料之中,所以,这些送死鬼一赶到,喘息未定,便陷入我军的天罗地网。

那几天,各部队都争着要打好南下第一仗,谁也不甘落后。任务,要最硬棒的。歼灭顽强的敌人,才觉得过瘾。谁要是被分配去打弱敌,就会把嘴翘得高高的,向上级“讲价钱”。头几仗确实打得出色。仅郓城一战,我们一个纵队就歼灭了敌人两个旅。歼灭定陶的敌人四千余人,我仅伤亡三百人,比例是十四比一。六营集战斗更是打得巧妙。敌人在六 营集这个不到两百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挤了两个师。如果实行强攻,敌人就会作困兽之斗,增大我们的消耗和伤亡。当时刘邓决定以一个纵队在村子东面的开阔地上布置一个袋形的阵势,另一部分部队在西面强攻。果然,当敌人向东面突围的时候,两个师就全部装进口袋里了。没有战争经历的人,很难想象当时前线军民那种胜利的喜悦。前方部队攻城夺地,歼灭敌人;后方机关、民兵、老百姓也在遍地打散兵游勇,缴枪捉俘虏。人们说,这真有点像战略进攻的味道。

然而,刘邓总是要我们在胜利面前保持冷静和清醒。这次战役的最后一次战斗——羊山集战斗,我们虽然胜利了,但是打得很吃力。开始连攻四次,没有攻下。刘司令员亲自到前线去了解情况,他问前线指挥员:“你们亲自去看地形没有?”当他听到回答说“没有”的时候,就谆谆告诫地说:“越是胜利,就越应当细心和谨慎,不能稍有疏忽大意。你们应当亲自去前面看看地形,了解打不下来的原因,看看下面还有些什么具体困难,应当和干部战士们研究研究。”

前线指挥员根据刘司令员的指示,冒着激烈的炮火,到最前面去看了地形,征求了下级干部和战士们的意见。原来羊山集背后靠山,三面有水沟相隔,敌人接受了郓城等地被歼的教训,利用羊山制高点进行固守防御。我们前几次因为把突破口选择在东面和南面,一来因为有水不好打进去,二 来受敌人制高点火力的封锁,打进去了也难向村子纵深发展。

第五次攻击,由于我们进行了周密的侦察,抓住了敌人的要害,重新改变了作战部署,不到两天,就把羊山集的敌人全部歼灭了。刘邓嘉奖了攻打羊山集的部队,表扬了他们英勇顽强、不畏艰苦的战斗作风。

我军在渡河以来二十八天连续不断的作战中,共歼灭了敌人九个半旅,六万余人。我们虽然获得了这个初战的胜利,但是当时情况却越来越紧急,需要刘邓当机立断地作出决定:是在当地继续歼灭了敌人再南进,还是撇开敌人立即行动。

从全国战局来说,我们越早出动越有利。当时山东陕北两个战场都很吃紧,我们迅速从中路突破,打到外线,调动敌人,便于他们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从敌情方面来说,我们在鲁西南久留也不利。为了挽救败局,蒋介石在7月20日亲自飞到开封,从山东、洛阳、郑州、西安等地东拼西凑地调了二十多万人马到鲁西南来,企图利用我们背水作战的不利的地势,把我“歼灭”在黄河南岸。我们继续和敌人纠缠下去,会延误南下的时间,即令再消灭敌人几个旅,对全国战局也不会发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刘邓说:“敌人是爱搞‘饭馆子战术’的,叫你吃了一顿又一顿,想把你胀死。”当时,蒋介石还有另外一条毒计,就是阴谋决堤放水,把我南下大军和黄河南岸数百万人民“淹死”在鲁西南。

那几天,大雨不停,河水猛涨,敌人飞机天天轰炸河堤。万一决口,情况实难设想。当时刘邓真是“忧心如焚”,整晚整晚不能好好睡觉。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立即行动,显然是不利的。

但是考虑到部队本身,马上行动,却又是困难重重。打了二十几天的仗,没有休整;大批的俘虏没有经过训练就补入部队,对南下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样仓促地拿去执行战略进攻的任务,问题一定很多,而且是有危险的。另外,敌人调来的二十几万人马,眼看就要到跟前了,如果不在鲁西南地区、群众基础好的条件下歼灭其一部,我们跃进,敌人就会跟着屁股追来,我们必然会背着十分沉重的包袱行动。

情况就是这样:或者是照顾全国战局,排除万难,勇敢地去执行那艰巨的战略进攻任务;或者是考虑部队本身的困难,让部队稍事休整,打几个胜仗然后再走。刘邓当即下了决心:立即行动!

这个决心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中央要我们在跃进中除了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以外,不与敌人纠缠,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奔大别山,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我军出动的同时,中央又命令陈(毅)、粟(裕)野战军主力从山东打出来,陈(赓)谢(富治)兵团从晋南打进豫西。三路大军,摆成“品”字阵势,浩浩荡荡,向南杀去。



8月7日黄昏,刘邓所率各纵队,从鲁西南的金乡至菏泽以南一线出动了。千军万马,像无数支离弦的箭,向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直射而去。在中原无边的原野上,我们没有遇上一支蒋介石的正规军,他们都开到围攻解放区的前线去了。民团等地主反动武装,在我南征洪流的重压下,早给冲得不见影了。

但是我军的这个突然行动,却给蒋介石造成了一个错觉。

他以为他的大军压境,我们即不能北渡(当时连日暴雨,黄河水势更猛),又不敢和他们再战,他的结论是:“共军溃不成军,向南流窜。”根据这个结论,他的行动计划就是一个“追”字。蒋介石为什么不采取前堵后追的办法跟我们决战,而只是在后面紧追呢?根据当时刘邓的看法,是因为敌人对我军向南跃进的行动作了错误的判断。在敌人看来,我军既是“溃不成军”,在“向南流窜”的道路上又有陇海路,黄泛区,以及沙河、颍河、洪河、汝河、淮河等六七条大小河流和阻隔。他们满可以利用这些天然障碍,把我们赶到黄泛区和沙河之间来“歼灭”我们,或者是用穷追的办法,把我们追垮。

然而,正像刘邓所说,敌人的算盘又打错了。敌人二十 万大军用“送行”的方式尾追我军南下,的确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它并不能阻止我军英勇地向中原挺进。

刘邓把我们这次行动,比作是“釜底抽薪”,既然大胆到“釜底”去“抽薪”,就难免烫手。千里跃进是一个大险关,如果我们没有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去克服跃进途中的困难,我们不但不能完成全国战略进攻在中央突破的任务,而且有使自己遭受覆灭的危险。

当时摆在部队面前的困难,确实是很严重的。后面敌人追得很紧,有些地方是敌先头和我后尾紧连,有的只隔五十 来里地,加之敌人的飞机不断“光顾”,部队只能在夜间用很快的速度行动。那些时天气闷热,常下大雨,部队每天从黄昏走到天明,有时浑身淋得透湿,疲困不堪。到了宿营地,一 面作饭吃,一面侦察警戒,挖防空壕,找渡河器材,做群众工作,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几乎连恢复体力和晒干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这时候,有些不了解全面情况和害怕困难的人,就讲起怪话来了:“什么战略进攻,把人都拖死了!”

“上级也不照顾下级的实际困难。”有的干部提出是否让部队休息一天、或者干脆打一两仗再走。可是刘邓南进的决心是丝毫不动摇的,他们始终坚持走,而且要快走。刘邓常向干部们讲:“慈不掌兵!部分人的饥渴和疲劳,换取大多数人的温饱和安全。此时此地的困难和危险,换取今后和全国的胜利和幸福。我们要学会算大帐,不要抓小辫子。”

8月17日晚上,我们通过宽达八九十里的黄泛区。自从蒋介石制造黄河改道以后的九年中,这里变成了一片汪洋,三 十几万人民的生命,被黄河吞没了。内战爆发以后,蒋介石为了残害解放区人民和阻止我军南进,又使黄河归故。但是当年的黄泛区仍然是遍地积水污泥,路途莫辨。部队通过黄泛区,整整走了两天。战士们臂挽着臂,手牵着手,踏进没漆深的污泥,像“拔慢步”似地迈一步拔一步。有些地方不能骑马,我们的刘邓首长,也和战士们一起在污泥中慢慢拔步前进。到天明的时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成了“泥菩萨”了。当时炮兵和汽车部队是特别艰苦的。汽车开进污泥里,像猪一样叫唤,就是开不走,战士们只好推的推、拖的拖。许多重炮走不动,炮兵们把零件拆卸了,一件件扛着走,许多步兵部队就主动地帮助推车扛炮,有些实在走不动的汽车和重炮,也只好忍痛地扔掉了。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在鲁西南缴获敌人的,但是把它扔掉,战士们心里总不好受。有个连长在扔掉一门陷在泥里的榴弹炮的时候,取下了炮栓,并且在炮身上刻下记号。他心想,总有一天我会找着它的。事情也凑巧,在两年以后我军解放南京的时候,这位连长终于找到了这门炮,并立即安上那保存了两年的炮栓,参加战斗去了。

在通过黄泛区的第二天,部队来到了沙河北岸。本来,有些人看到我们已经通过了黄泛区,离敌人远些了,心想一定会让部队歇歇再走。可是刘邓的命令仍然是继续前进。他们说:背水作战,兵家所忌。”并命令司令部人员马上把道路调查好,限两个小时内将桥搭起,让部队通过。



我军渡过黄泛区和沙河以后,蒋介石这时才清醒过来,知道我军不是什么“流窜”,而是有计划地向大别山进军。在慌忙火急中,调了八十五师和十五师一个旅约三万人赶到汝河南岸,拦住我军的去路,企图来一个南北夹击,把我们“歼灭”在汝河一带。

我军先头部队是在23日到达汝河北岸的。南岸有一个大镇——汝南埠,驻有敌人地方部队,由于汝河的阻隔,使我们无法立即去消灭它。而河上的船只,早就被敌人移走和砸沉了。第二天,敌人八十五师和十五师一个旅先后赶到了,在河对岸数十里长的地带摆成一线,与我军隔河对峙。我们勇敢的战士们,就在敌人炮火轰击和飞机狂炸的情况下,运用木头、高粱秆等就便的器材,强行渡过汝河,从敌人手中夺取了第一个桥头堡——大雷庄。把第一个楔子塞进了敌人防守的南岸。我们另一支部队在河上游找来了几只船,冲过敌人重重封锁,把船只抢运到大雷庄附近,迅速地搭起一座浮桥,我军一个主力团渡过汝河南岸,和敌人展开了拉锯式的战斗。

这时候,刘邓首长,李达参谋长都到先头部队来了。邓政委劈头就对李参谋长讲:“打开地图,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李参谋长指着地图,把我军前后的敌情向大家讲了。他说:“从这些情况来看,敌人的企图是想拉住我军的主力,在汝河一带决战,想打扰我军进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

前线指挥所离河岸很近,敌人的炮弹前一个后一个地爆炸着。同志们一面听着李参谋长介绍情况,一面担心着首长们的安全。有的同志要刘邓首长进到屋子里去,他们似乎没有听见,只顾看地图。邓政委向大家扫了一眼,说:“情况就是这样,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给我们的战略任务。在最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站在一旁沉思的刘司令员也提高了嗓子接着说:“两军相逢勇者胜,你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这里打开一条路冲过去。”刘邓还再三地询问前线指挥员,兵力是怎样部署的,什么地方放了多少部队,预备队控制在什么地方?还提出了许多问题,甚至涉及到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人们虽然很焦急,可是他们却从容不迫,异常镇静。

刘邓在布置了战斗任务以后,准备随先头部队过河。前线指挥员担心首长们从这里走有危险,建议他们从东面友邻部队那边渡河,因为那边还没有发现大股敌人。可是邓政委干脆拒绝了:“不要管我们,你们打好仗就行。”刘邓在指挥作战的时候,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而对于自己的部队,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邓政委在前线布置任务以后,马上给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写了封信:“(一)各部门立即将机密文件全部烧毁,以免遗失;(二)桥头之阻敌已被我们压缩到村内了,直属队接第×纵队后尾渡河;不管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封锁,一定督促各单位跟上,求得迅速通过,以免前后接敌被迫作战;(三)预定宿营地在彭店一带,过河后到齐一 个单位即指定专人负责带走,免受空袭。”

他们正谈着,忽然来了情报,说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三 个师,已经和我们后卫部队打响了。情况真是急如星火,部队得马上行动。经过一场惨烈的战斗之后,前线两个旅的主力迅速地渡过了河南岸,占领了王庄、车恒庄等大小七八个村子,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边走边打,杀出了一条血路。战士们都记着“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誓言,一 个个像下山的老虎一般向敌人扑去。我们集中优势的兵力和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展开进攻,迫使敌人撤出一个村子又一 个村子。进攻的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会遭到这样惨重的打击,而不得不转为防御。

刘邓到了前卫团以后,纵队的首长就代替团的指挥,旅长团长一见刘邓前来,也很快跑到前面去指挥营连。保卫刘邓,每个人都是出于忠心和至诚。战士们看到刘邓和自己在一起,也是勇气百倍,觉得什么敌人都可以摧毁。

在火力封锁的地区,刘邓都是步行。我们的刘司令员,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大好,随着部队跑了十几里地,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后来部队把敌人抛在后面了,刘邓才骑上马,他们边走,还边和战士们谈着话。

下午一点多钟,部队到了预定的集结点——彭店。刘邓见了在前线指挥的干部们,一扫昨晚那种严肃紧张的气氛。刘司令员和颜悦色地对干部们说:“打得好!我们这次能够突出敌人的重围,主要靠我们向敌人采取坚决的进攻,向敌人薄弱的地方进攻,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防御,主动变成被动。打仗就是这样,在关键性的地方,要勇猛才能战胜敌人。敌人想把我们消灭在汝河两岸,但是在我们的勇猛面前,敌人的企图完全被粉碎了。”

邓政委接着说:“我们到大别山还有一道险关——淮河,你们稍微休息一下,就要派部队在明天拂晓前攻下息县,夺下淮河的渡口,准备渡河器材,使部队迅速进入大别山。

……”

正在谈着,听说野战军的直属部队也到了。刘邓马上跑到门口,见到干部就关心地问:“你们的人都来齐了吗?”刘邓和同志们虽然只有半天没有见面,但是好像一家人久别了又重逢似地,显得特别亲热和兴奋,邓政委提高嗓子对大家说:“同志们!离宿营地只有一里多路了,你们到地方后就赶快作饭吃;吃了饭烧点开水洗洗脚,争取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行动。”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同志们听了首长这几句话,感到十分温暖,身上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劲,几乎忘记了疲劳,步子越走越快了。

8月26日,我南下大军渡过了最后一道险关——淮河,插进到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当时,部队很快就流行了这样一首歌子:刘邓野战军真勇敢,渡河反攻鲁西大胜歼敌六七万,蒋介石正在手忙脚又乱,我们又挺进到大别山。

艰苦行军二十多天,

南渡淮河胜利控制了大别山,

大别山好比一把剑,

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

努力学会山地战,

发动群众咱们就能打胜仗,

同志们大家来比赛呀!

看谁是战斗英雄工作模范。

毛主席领导如明灯,

刘邓首长指挥就是指南,

同志们挺胸勇敢往前干,

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渡过淮河,部队很快就踏上了弯曲的坡道。我们上了大别山,欢乐的歌声立时就此起彼落唱了起来,仿佛人们把中原的风尘和连日连夜行军的劳累,一起丢在淮河北岸了。

大别山的8月,说不上是最美妙的季节,然而,那秀丽的景色已使战士们悄然入迷了。路边,开满不知名的野花;山坡的一面是茂密马尾松,另一面却是数不清层次的梯田。常言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一点也不假,这儿,就连山顶上也是水田连片,处处葱绿。村庄大都在高大的竹林掩荫之下。

在村头断墙上,可以隐约看到“打土豪、分田地”等大字标语。战士们、特别是亲历过鄂豫皖苏区斗争的老战士们,总是在这些经受了二十年风吹雨刷的标语前面停下来,看了又看,它们给人带来多少充满欢欣和血泪的回忆啊!

虽然,大别山是这样富庶、美丽,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掠夺,大别山的人民却生活在贫穷和悲伤中。

部队到了宿营地,分给刘邓休息的是一间窄小的房子。这一家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正在煮稀饭。刘邓走了一天了,路上什么也没有吃,警卫员想去找点稀饭给首长们吃,可是揭开锅一看,只有一点点菜稀饭。警卫员本来不想开口了,老太太会意,自动盛了小半碗端给刘司令员,说:“喝口稀的吧!

看,眼窝都塌下去了。唉!这大年纪还当兵!”刘司令员十分感动,一面接过那半碗稀饭,一面说:“老大娘,我们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又回来了。……”老太太低着头叹了一口气说:“这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啊!”

休息不到二十分钟,邓政委就派人去请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以及司政机关的部长处长等来研究任务,不一会,他们来了,邓政委讲了我军当前所处的情况和任务,他说:“我们已经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把蒋介石逼退了一条线。根据中央的命令,陈谢兵团已经在23日打过了黄河,向豫西伏牛山挺进,陈粟野战军也开始出动。现在蒋介石可真是捉襟见肘。”

“但是,敌人一定在我立脚未稳的时候,扭住我们打。不过敌人空子很大,可以抓住机会歼灭它。只要我们有思想准备,几个回合以后,我们一定能够站得住脚。当然,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政权没有建立以前,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加上北方人到南方,生活不习惯。摆在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战胜这些困难,并且要寻找机会,歼灭一定数量的敌人,并且使部队迅速实行战略展开,控制大别山广大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开辟新区的工作。部队本身要练习打山地战,做群众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为房子里很黑,刘司令员端着一盏煤油灯走到地图跟前,说:“你们看,我们现在处的地位是三山四河,三山就是大别山、泰山、伏牛山,四河就是长江、淮河、黄河、汉水。

我们解放了这个地区,并且把蒋介石的精锐歼灭在这里,就可以致敌人于死命。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蒋介石这个鹿,就要死在共产党之手。中国古代历史上,谁要得中国,谁就得控制中原。根据这种战略形势,蒋介石一定会在这里作最后挣扎,艰巨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大别山的斗争,是义无反顾的。部队要作好思想准备,提高斗志,不怕一切牺牲和困难,去歼灭敌人。”接着,刘司令员具体地规定了部队的任务,用两个纵队在大别山北部堵住敌人,寻找机会歼灭敌人,其余纵队就在皖西和鄂东地区实行战略展开,展开的基本内容就是歼灭敌人和发动群众。

刘邓的命令下达以后,各路纵队迅速向指定地区展开,不到一个月工夫,大别山的广大地区已为我军所控制。为了掩护展开,我另两个纵队在大别山以北,淮河以南地区扭住敌人,在光山、商城地区歼灭敌人一部。



果然,敌人倚仗三十三个旅的优势兵力,很快向我们实行“围剿”,企图在我们立足未稳的时候,利用我们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把我们“歼灭”或“困死”在大别山。

这时候,我们在全国战场上虽然是外线进攻,但在局部地区,我们却变成了内线防御;在战略上是前进了,但在战术、装备、供应等方面却后退了。部队一举一动都受到无后方作战的严重困难,要想和战争头一年在内线作战那样痛痛快快地歼灭敌人,是不容易办到的。同时,敌人除了向我军进行“围剿”以外,还从日本人冈村宁茨和美国人那里学来了什么“三网政策”(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制造无人区,煽动地主富农武装暴乱,威胁群众不敢接近我们。这一 切,确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困难。

在新县白雀园召开的各纵队首长的会议上,刘邓特别强调了增强斗志的问题。邓政委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这次行动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由于我们的进军,吸引了大量的敌人到中原方面,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敌人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而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不但保存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使我各路大军在山东、在苏北、在豫北、在晋南、在西北、在东北等地顺利地歼灭了大量敌人,解放了广大的地区,使全局都转入了攻势。在我们向南进军的时候,各个战场都主动地对敌人展开了进攻,对我们南进是一个直接的配合和支援,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的辛辛苦苦并不是白费的。可是有些人只看到自己的艰苦而看不到全国战局的变化,个别人甚至产生右倾情绪,不敢积极歼灭敌人,这是完全错误的……“过去山东陕北啃骨头,我们在冀鲁豫基本上吃肉,没有听到什么意见;现在人家开始吃点肉,我们在大别山啃啃骨头,就有意见了,这是什么思想方法?……”刘司令员总是爱用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的。他说:“我们有些同志眼光短浅,说什么‘我们一个连来的时候一百五十人,现在只有一 百二十人了,大别山能坚持才有鬼。’他们不想想:你要把钢刀插进人家的心脏,人家咬破你一点皮,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我们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宣了誓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现在我们具体地消灭蒋介石反革命,我们的手不要发抖啊!每个党员要秤一秤你这个共产党员是否足秤。”

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就有这个特点,几仗打不好,或者发生一些什么倾向,只要首长作几次报告,党内党外动员讨论一番,劲头马上就会起来,打几个漂亮胜仗。白雀园会议以后,一扫部队进入大别山以后某些人畏难怕苦的右倾情绪,各单位争取打胜仗的挑战竞赛运动,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首先一仗是在李家集、柳子岗,消灭了敌人五十二 师和新十七旅的一部分部队。接着在皖西消灭了敌人六十二 旅。打了这两仗以后,我军主力继续向长江沿岸推进,攻克了武穴、团风等重镇。当时蒋介石对我们的行动,又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我们要打过长江。这时候,敌人主力正在大别山北部“围剿”我们,到南面来的只有四十师和八十二旅。

蒋介石就命令他们迅速尾追和阻止我们过江。刘邓就在敌人的不意中,指挥部队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广济的高山铺地区把这股敌人全部消灭了。如果是在内线作战,当时消灭敌人一两个师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在大别山这种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也能整师整旅的消灭敌人,这就证明,只要我们正确地掌握毛主席的作战原则,抓紧战机,即使条件困难,我们是同样可以取得胜利的。



几个月的外线无后方作战,使我们遇到在物质供应上的很大的困难。打起仗来,伤兵没有地方安置。部队粮食菜蔬不能正常供应。山地穿鞋特别费,但无法找到那么多的鞋。眼看冬天快到了,部队棉衣还没有着落。

当时,穿不上棉衣对部队确是一个威胁。华北后方运不来,新区做不了。怎么办呢?刘邓号召部队自己动手做。但是让咱们这些拿枪杆子的人来缝棉衣,其“艰巨性”可说不亚于完成作战任务。从弹棉花、染布、剪裁、开领口直到最后缝成,好不简单!有的人愁的晚上睡不安,有的人被针扎得手上流血。但是经过二十来天的努力,全军每个人的棉衣总算是穿上了,虽然样式不是那么“正规”。我们刘司令员对指导部队缝棉衣也是极热心的。他看到战士们开不好领口,就说:“棉衣好做,领难开。你们把洋磁碗扣在开领口的地方,向棉衣背缝留出二公分,用铅笔画一道圈,这样开出的领口就好穿了。”说着,他就扣上洋磁碗画了一个圈给战士们看。

他还说:“缝荷包要勾针,线路要正要密要匀。锁扣眼要用倒线。”果然,战士们照他说的去做,就做得像样子了。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刘邓十分强调部队自觉地遵守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对部队中个别人员违犯纪律的行为十 分愤慨,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上右倾和丧失胜利信心的表现。他们不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干部战士们讲明遵守群众纪律的重要,而且每到一地亲自去检查纪律,发现问题马上追究和处理。对那些个别在打土豪和作战搜俘虏腰包而“发了洋财”的人,刘邓提出了三条处理原则,一是既往不咎,二是今后严格,三是把贪污果实拿出来作为具体转变的表示。由于这样做的结果,挽救了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使他们立即改正错误,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部队几乎天天行动,很少有时间休息。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刘邓总是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部队。当时部队粮食供应比较困难,要动员一些有马骑的干部用马驮粮食。邓政委首先“下马”,和干部战士一样,逢山爬山,见水涉水。有一次,我们翻过一座高山,一个战士走不动了,睡在地上叫也叫不起来。后来,这个战士看到刘司令员扶着手杖一步步走来了,他二话没有说,拔腿就往前跑。部队做棉衣,有的同志嫌这个布质量不好,那个布颜色难看。刘邓穿的什么呢?他们做棉衣的布,稀得和纱布差不多,外面连棉花都可以看见,颜色是用稻草灰染的。大家看见刘邓都穿这种衣服,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当时斗争紧张,部队分散,不容易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

刘邓就分头到各部队去了解情况,帮助下面解决具体困难。他们每到一个部队,都给干部们作报告,讲全国战局和大别山斗争的形势和任务,解释干部战士思想中的疑难问题。干部们看到刘邓工作那样繁忙而紧张,还经常跑到下面了解情况和作报告,首长们这种关心部属和深入细致的作风,对部队是一个良好的榜样。

在困难的斗争环境中,部队本身的团结、特别是干部之间的团结,是有决定的意义的。刘邓在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和军事指挥上的团结一致,又成为我们内部团结的核心和榜样。

刘邓在工作中遇事商量,力求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互相尊重,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刘司令员年纪大了,身体不大好,邓政委很关心和照顾他,自己亲自多处理一些事情。对中央的指示和作战计划,邓政委总是细心研究,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方案与刘司令员研究,作出决定。向中央的报告,都是他亲自起草。在作战的时候,大的计划部署下去了,邓政委就亲自守在电话机旁,彻夜不眠地指挥前线部队作战。邓政委负责部队中的党政工作,要用极大的精力领导开辟地方工作(他是中原局第一书记);而且在军事指挥上,又是刘司令员得力的助手。我们的刘司令员除了指挥作战以外,对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也是十分关心的。

刘邓本身的模范行动和他们许多有益的教导,成为我们当时坚持大别山斗争和解放中原的一股无形的力量。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大别山终于站稳了脚跟,实现了毛主席指出的最理想的前途。

1948年2月,刘邓率领的野战军,除了留下一部分继续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以外,主力北渡淮河,与陈粟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在中原会师,开始了真正的中原逐鹿之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三军主力转战江淮河汉,取得了解放洛阳、开封、郑州、襄樊、南阳等城市和中原广大地区的伟大胜利,粉碎了敌人在中原的所谓分区防御。这时候,全国各战场的战略进攻,也是如火如荼,蒋介石反动王朝正是面临总崩溃的前夜。为了作垂死的挣扎,蒋介石将他的主力迅速集中在徐州一线,准备孤注一掷地和我们决一死战。中原上空,战云密布。过了不久,中国革命战争决定性的战役——淮海战役开始了。

1959年8月写于北京

(选自《红旗飘飘》第13集P235—254,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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