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暗杀李宗仁的阴谋

1948年11月间,我在昆明担任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时,突然接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给我一 份急电,叫我把云南省站的职务交给副站长皮绍晋代理,立刻赴南京另有任用。我从昆明飞到上海后即转乘火车往南京,他特派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到车站接我,并送我去玄武门到傅厚岗那条马路上的保密局外宾招待所诚庐休息。这个地方当时是保密局专门用来作为中统局、宪兵司令部、国防部二厅等特务机关首脑开会用的,偶尔招待过美国情报人员。平日一般外勤省站负责人去南京,多半招待住安乐酒店或保密局开设的珠江饭店,这次却例外地让我住入诚庐。我对这种招待感到奇怪,便问成希超叫我到南京有什么事?他也弄不清,只听说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等我去做。

当天下午我正准备去见毛人凤时,他却先到诚庐找我,只简单说明这次是由蒋介石指定叫我到南京主持刺杀李宗仁的工作。这个工作,原来是毛人凤叫保密局主管暗杀等类工作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来主持,并进行了一些布置,后来蒋介石知道叶翔之是文人出身,一向主持内勤工作,连手枪都不会用,便决定调我去担任这一项任务。毛人凤说了这几句话之后便邀我一同上车去见蒋介石。

我们从下午3点等到5点多钟,蒋介石才抽出时间接见了我们。他这次谈话态度非常和蔼,很亲切地问了我云南站的工作情况和我的家庭情况,最后才问到我知不知道这次调我到南京的新任务。我说毛局长已告诉了我。他便说明决定叫我主持这项工作是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他当时还说共产党是迟早可以打败的,而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处理,所以决定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统一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还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所以能打胜仗,而我们却有两个三个敌人,几方面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他一再说明这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我绝对不能泄漏,要我从速布置好以后,只等他一决定行动时,便要绝对能完成使命。末了,他还举出荆轲刺秦王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来鼓励我,并把我过去愿意冒险到解放区去寻找戴笠失事的飞机之事,提出来赞扬。听口气,好像叫我为了完成他这一任务,连性命也要在所不惜。我在辞出时也坚决表示,为了不辜负他的期望,任何牺牲都能办到。他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同志,他工作上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第二天上午我到保密局,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和叶翔之与我共四个人进行商量,连副局长徐志道都没有参加。当时决定担任这一任务的单位叫“特别行动组”,进行的办法分为两部分,一是担任暗杀,一是防止李宗仁离开南京。同时决定对其他几个桂系头目也采取同样办法来对付。布置方面由我与叶翔之亲自协商办理,会后由毛人凤分别通知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应尽量满足需要。

一星期以后,这个组便作了以下的具体部署:暗杀李宗仁的工作由我主持,毛人凤选派了秦景川、王汉文两个人作为我的助手。秦一向在军统看守所中担任杀人的工作,枪法准确,也很沉着。王为东北惯匪,从小干杀人越货勾当,能以手枪射落空中飞鸟。我在军统中也一向是有名的神枪手。李宗仁当时住在傅厚岗后面,他汽车进出转弯时速度很慢,从两面同时射击很有把握。为了侦察他的行动,便在马路通向他住宅的转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子,一面可掩护侦察,一 面可以在决定行动时利用这里多站几个人不易被发觉。这个地方是由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特务吴德厚负责。

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我们又分别派人在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一条小街上开设一家小杂货店为掩护,如发现李到机场乘飞机就立刻报告毛人凤,通知空军,准备用战斗机在空中将李的座机击毁。当时桂系军队有一部分在安徽,为了防止李等乘火车走,便在江南铁路车站附近买了一个小木房子,派人摆设香烟摊,监视行动。此外,在汤山附近通杭州的公路上,我们也派了两个人开设一家小饭馆,担任监视。另外还在白崇禧的住宅对门,我们也开了一家小酒馆,白的卫士成天在这家酒馆里饮酒聊天,对监视白的行动很方便。

当时只有监视甘介侯比较困难,他住的街道名称我现在记不清楚,只记得附近不易找掩护,而由特务摆上一个流动香烟摊。毛人凤拨给特别行动组两部速度最高的小车,准备在李宗仁坐火车或汽车离开南京时,可以追到半路上去进行狙击。

这个行动组最紧张的时候是1949年1月中旬,那时蒋介石正在考虑是暂时退休交给李宗仁来代理还是把李宗仁暗杀后自己继续干下去,因为在淮海战役蒋介石的精锐全部被歼灭后,李宗仁还拥有一部分桂系武力,正在趁机进行逼宫的把戏。在那一段时间中,毛人凤天天叮嘱我做好一切准备,以便蒋介石一下命令就动手。当时我和秦景川、王汉文每人都准备好两支手枪,弹头内都注入最猛烈的毒药,只要射中身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引起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吴德厚开设的旧书摊上也准备好一支手提机枪和几颗炸弹,作为掩护和加强行动的用途。毛人凤怕李宗仁在那几天不出来,又叫我在李的住宅附近进行勘察,以便蒋介石命令下来后立即执行。

我也作了一番布置。

直到1月20日,毛人凤才找我去,叫我马上结束这个组的工作,把所有担任监视的人交给人事处另外安置,只叫我把秦景川、王汉文、吴德厚三个人带回昆明去,准备必要时再为蒋介石去刺杀他所想要杀掉的人。到了1949年9月,毛人凤在昆明见到我的时候,还一再提起这件事。他说蒋介石时常后悔没有在那个时候动手,而留下这一祸根来捣乱。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6册P188—18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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