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宗教与效率

——汪丁丁、叶航、冯刚三人对谈录

  汪:各位,我要先解释一下我们所主张的"对话"的缘起。我一直认为,把自己的思想写成文章或者专著,至少我个人感觉,容易自成体系、画地为牢。也就是说,学术专著甚至学术论文,都可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产物,因为你要自圆其说,不得不力求逻辑严谨地叙说。而"对话",即不同角度和不同观点的冲突展开,则是回到了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思维方式。那时候,文字刚发明,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口语思维的习惯,所以才会有柏拉图的那些著名的对话篇章。对话的优点在于,每一个关键词,每一个核心概念,都可以有多重意义的同时展开。对话的参与者们,在各自不同的生存困境中,对同一个核心概念或关键词,有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解释。不同的人从各个不同角度,互相批评,于是阐明了柏拉图所说的"理念",这样的方式更容易在思想上实行创新。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索和提倡比文字形式更适合学术思想进步的"对话的逻各斯"。

  今年我们在浙江大学开设了一个思想研究班,叫做"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思想研究班"。实际上,我们在研究班里无所不谈,宗旨是要突破文字的僵化,讲究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我想起在数学思想的历史上,法国有过一个著名的"布尔巴基小组"。这个小组在每次聚会的时候,由一个数学家介绍他自己的一篇最新学术论文,比如一共150页。从第一页开始讨论,然后大家批评,不合格的,就被撕掉,常常是讨论结束的时候,这150页的讲稿每一页都被批评了,没有一页合格,都被撕成了碎片。这就叫"布尔巴基精神",他们发表的论文,都是集体署名,叫做"布尔巴基"。许多读者一开始以为真有这么一位数学大师,名字叫"布尔巴基"。现代数学中的很多基本概念,到了今天,都已经按照布尔巴基小组的观点重写了,也就是说,数学界的主流接受了他们的看法。

  现在,叶航把他刚写好的一篇或半篇文章,按照布尔巴基的精神,供我们大家讨论,一页一页地撕。下面,我们请叶航老师开始讲。

  叶: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上帝、道德与效率"。我的思想是一贯的,我认为,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道德和宗教。主要从三个层面看待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道德和宗教的起源;第二个层面,从决策学的角度来看人们怎样选择道德行为和宗教行为;第三个层面,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看人们选择了某一道德行为或宗教行为后如何实施这一行为。我认为,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可以贯穿经济学的分析思路。今天主要想讲讲第一个层面,即如何用经济学或演进经济学的思想来分析道德和宗教的起源。

  先讲道德的起源。从猿到人进化的最初阶段,所有个体奉行的都是霍布斯的"丛林法则",人还没有脱离兽性。根据古人类学,这一阶段大约据今600至450万年。这一时期,地球的气候温暖、食物充沛,个体之间的生存竞争虽然严酷,但还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这是一个富庶的霍布斯"丛林世界",冲突只发生在偶尔出现的利益交集上。大约450万年前,地球进入了一次新的冰河期,夺取生存资源的斗争日趋残酷,"丛林法则"让所有个体都陷入了"囚徒困境"。这样的环境,反而有利于合作的出现。因为,单靠个体的力量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于是,一种有利于合作的精神或行为规则开始崛起。这是个体对自身的超越,是霍布斯"丛林法则"的自我否定。合作精神出现的途径可能有两个:第一,竞争的个体从家庭成员的关系中受到启发,把"亲缘利他"扩展到血亲以外;第二,纯粹的基因突变改变了生物行为,进而导致个体间的合作。总之,我们也许无法精确地描述这一"奇迹";但只要这个"奇迹"一旦发生,接下去的事情就容易多了。因为,对于这一时期生存来说,合作的法则肯定要比"丛林法则"更具效率。我把"进化"的机制理解为"环境对效率的选择",漫长的演进过程会于把任何更具效率的小概率事件变成一种历史的必然。在其后的人类进化史上,我们将看到合作的方式不断得以强化;终于到了那一天,我们可以把这种由进化而来的新的行为规则称之为"道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合作"或者"道德"导致了人的诞生。

  汪:先撕第一页,有三个问题,或者对你刚才话语的"补充说明"。

  第一,你使用"道德"这个概念的方式让我觉得你应当先把你所理解的"道德"定义清楚。刚才你的意思是说"道德是一种合作精神",但是这不够具体,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模式有利于合作?可能有很多行为模式,比如"公平游戏(fair-play)",这在动物世界中是很普遍的,这一"道德"概念当然可以用来支持你的看法。动物学家Bekoff(2001)发现,凡是食肉类动物都是一群群地出去捕猎,一群狼,一群豹子,这时候就需要建立"道德"--公平游戏的规则及其共识,即大伙捕到了食物,需要比较公平地在动物群体内部加以分配。这现象似乎很普遍,在猫科和犬类的动物社会里都可以见到。如果照你刚才说的意思,可能你应该把"道德"定义为"遵守公正游戏的规则的行为模式"。

  第二,事实上,到了冰川期降临的时候,如果仅仅按照血缘关系来维持人类合作,那么生活在一个洞穴的一群人(氏族),就不会与其他洞穴的人群建立合作关系,这样,他们往往就生存不下去了,因为经济的规模太小,不足以应付严寒时期。我们关心的是,在那些洞穴里,什么样的家族,能够突破了血缘关系的束缚,去建立更广义的道德观念从而与其他洞穴的人群合作呢?回答应当是:那些为了建立外族的合作关系而勇于反抗甚至破坏本族成员内部合作精神的部落。哈耶克在他的《致命的自负》中说过,人类有一种本能,即"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凡"非我族类",就觉得"其心必异"。人们一般不信任其他族群的人,只有少数氏族或者部落,偶然产生的杰出人物,反抗了家族内部合作的本能倾向,合作才扩展到了家族外部。在东非靠南的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几个洞穴,那里的文物表明,远古时,在这些洞穴之间曾建立过合作关系。考古学家发现了上千片非常小的由鸡蛋壳打磨出来的小圆片,中间有孔。按照当时的技术,一个男子必须经过非常艰苦若干小时,才能打磨那么一个完整的小圆片,因为旁边还出土了大量废弃的碎片。为什么他们要"浪费"宝贵的劳动力去打磨这些东西?当时还没有商品经济,没有货币,故考古学家最后认定,那是一些被当作"信物"的礼品,在洞穴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时候被送到其他洞穴里去。礼品,若要承当信用,就必须有足够的劳动价值包含在里面。

  第三,人类合作秩序的建立问题。按照艾克赛罗德的说法,建立合作秩序有很多种方法。例如,一个2×2的支付矩阵--例如两人两纯策略多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能够实现合作的均衡策略几乎有无穷多种。最常见的一种是"Tit for Tat"--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最关键的是,这并不是唯一的一种。例如,还有一种方式:你跟我合作,比方说,合作到现在已经有5天了,为了提醒你一旦背叛合作所可能遇到的惩罚,到了第六天,我主动背叛你一次,然后,下个星期一开始,我继续与你合作。这也是一种均衡的合作方式。所以,即便在最简单的2×2支付矩阵所定义的博弈中,也有几乎无穷多的合作解。赫施莱佛最近写过一篇论文论证这么一个思想--即可以有许多途径通往合作("there are many ways leading to cooperation")。那么,到底哪一个合作解最终形成了我们所讨论的社会秩序呢?由哪些合作均衡导致了你所讨论的道德行为模式呢?换句话说,你现在讨论的"道德"概念的内涵是怎样的?

  叶:凡是对个体理性的超越,包括合作、同情、利他主义、公正感、Tit for Tat等等,都包涵了最原初的道德。换句话说,能够使人们从"囚徒困境"中摆脱出来的所有行为,都具有最原初的道德意蕴。当然,随着文化的发展,道德的内涵又会不断增加新的内容。

  汪:如果这样定义道德,"个体理性"本身就成了问题。说到个体理性,如果是一次博弈的话,背叛对方是最优的。但是,如果重复博弈(足够多次),折现率不是很疯狂的时候,比如将来的1块钱,折现到今天是9毛5,而不是5毛钱(甚至5分钱),个体理性推出来的结果就是"合作"。

  叶:如果必须通过n次博弈、甚至无穷多次重复博弈,才能达到"合作"的结果,事实上就否定了合作,这正是纳什均衡的困境。如果任何合作都必须以对方的不背叛为前提,那么第一次合作、从而第n次合作就永远不可能出现。所以,第一次合作必须建立在敢于"牺牲"的基础上。对合作的双方来说,首先需要建立某种"无条件"的信任,即我相信你不会背叛我,你也相信我不会背叛你,而且我们都相信对方具有这种"相信"。只要建立了这种"共识",囚徒的困境就可以冲破,合作才成为可能。而这种"共识",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正是在人类进化和演进博弈的基础上产生上的。其实,在现有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每个人都存在着这种反纳什均衡或非纳什均衡的"共识",这已经被"最后通谍"的博弈实验所证明了。

  汪:我来解释一下所谓"最后通谍(Ultimatum)"实验,曾经有15个杰出的人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的跨学科学者--因为他们的领导者是桑塔菲研究所的,所以我把他们叫做"桑塔菲学派"的学者。他们历时10年,在地球上找了15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小型社会,包括原始土著民族、半开化的渔村、城市旁边的乡村、前计划体制瓦解后的城市等等,指导了许多次"最后通谍"实验。这种游戏是一次性的,即两人瓜分一笔诱惑性足够强烈从而受试者愿意当真参与游戏的钱财。这两个受试者,比如说,瓜分一块钱,由第一个人对第二个人提出自己的分配方案(offer),比如,"我给你5分,剩下的9毛5归我"。如果第二个人同意,那么他们就按这个方案瓜分由实验者给他们的那一块钱,其实是足够多的一份财富。如果第二个人觉得第一个人的方案"不公平"从而拒绝这一方案,那一块钱就被实验者收回,这两个人就一分钱也得不到。这样,第一个人实际上拥有相当的垄断权。按照经济人的理性假设,第二个人的理性选择是:哪怕只是拿到一分钱,也应当选择"同意"而不是选择"拒绝"。可是,大部分实验的结果表明,在几乎40%实验里,第一个人提出的方案是"对半分",也就是说,第一个人并不从自私角度出发,只给第二个人"一分钱",换句话说,公平原则主导了个体的选择。但因为是一次性博弈,所以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受试者的文化背景所导致的,许多主流的经济学家目前还在抵制这个实验的结论,他们找了很多理由来否定它。于是,实验者们把这个实验搬到全球许多不同的地方,但得到的实验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的否定。这15位学者在过去十年里写了很多文章,都是讨论这个实验及其主要结论的。

  事实上,除了那15个人专家,专家组还有第16个人,是田野调查的专家,我们相信这位专家的经验足以把我们外行所提出的可能影响实验的那些非理性因素都排除了。我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实验报告的一个比较次要的结论:对于那些脱离市场而存在,甚至连游牧部落都不是的、完全没有"市场意识"的群体,他们却大多具有"公平意识"。当然,这些地方也有经济学所说的理性行为,例如,第二个人只要能分到"两分钱"就选择"同意"。不过,这样的例子很少。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请叶航解释:大部分与有市场意识的受试者,比如阿拉伯游牧部落,他们的"市场评级"是2级的,或"中等程度",他们都有公平的意识,因为长期的市场交换要求培养人们的公平意识(即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的合作解),这是主流经济学家的解释。所以,这类实验并非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否定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叶:我认为"最后通牒"的博弈均衡并没有否证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所谓的理性是什么?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注意,这里讲的是个人的"效用",而不是个人的"利益"。二者的区别在于,效用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而利益则往往体现为某种客观的"收益"。如果承认效用只是某种主观的心理感受,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不同的偏好维度上来考虑每一个人的效用。比如,对具有道德偏好的人来说,信任别人、帮助别人就不一定违背自己的"理性",因为他可以从这一行为中感受到"良心"的满足,这就是道德行为给道德主体带来的效用。当然,从纯粹自利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具有道德意蕴的抉择看作是对"个体理性"的某种超越,或者是扬弃。事实上,这已经涉及到我一开始所讲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了,即人们为什么或怎样选择道德行为。我认为,这完全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得到说明,你只要给定"合作"或"道德"的偏好就"OK"了。"最后通牒"实验的意义在于,它用实证的方法证明了这种"偏好"的存在。但它没有说明这种"偏好"是怎样产生的,而我上面所说的,恰恰就是为了解释这种"偏好"是如何产生的。而这种解释,在我看来也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给出。因为"合作"比奉行"丛林法则"更有效率,能够为合作的双方带来"合作剩余";而进化则是环境对效率的选择,因此象"合作"、"公正"这样一些带有道德与效率双重意蕴的"共识"一旦产生,就会被自然和环境所选择,并逐步在群体中扩散开来。

  汪:那么,我觉得,你应当定义一下你所说的"效率"概念。

  叶:我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笑)。我很早就看过你的那篇文章,就是收录在《我思考的经济学》中的那篇质疑"效率"的文章。你的意思大概是,"成本"最核心的含义是"机会成本",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知道某一特定资源在其他所有领域可能获得的"收益",所以我们就无法确定该资源的"机会成本";进而,如果我们无法确定"机会成本"和"成本",我们就不能确定"效率"。我仔细想过你的这个批判,我认为你是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如果以局部均衡为前提,就不存在这样的矛盾,我们只要在n个已知的收付矩阵中来进行比较,就可以确定相对效率了。这很重要,因为对进化机制来说,恰恰不要求一般均衡而只要求局部均衡:给定任意的两个收付矩阵,生存效率较高的那个就具有遗传进化的优势。不是"最优",只有相对的"优"。因此,进化会呈现出路径依赖。

  汪:我想补充一点,你的说法跟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一致的。你说的"效率"是手段,这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达尔文认识到的,对环境的"适应性",适者生存,The fittest survive,环境所选择的,总是最适应环境的种群。不过,达尔文的理论被带入到经济学中时,社会学家总是批评演化经济学家为"目的论者",因为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大自然好像是有目的性地,即理性地进行了选择。在演化经济学的文献里,生物学家所说的"自然选择"被代之以"效率"。其实是经济学家们自己搞糊涂了,请他们去看看康德的《历史理性评判文集》吧。

  叶:是啊,我同意丁丁的判断,主流经济学在这里是有矛盾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主流经济学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在演进经济学家那里,"效率"与"自然选择"的矛盾就被进化机制统一在一个分析框架中了。而且,这个结论还可以得到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支持。丁丁介绍给我的那篇最新的考古学文章,事实上就证明了对人类的产生来说,合作比使用工具更重要。已经出土的最早的石器是250万年前的,但早在450万年前,两足猿扁平的脸部已经具有了重大的演进人类学的意义。按照美国的人类学家的解释,"四足猿"由于长有长脸和獠牙,不仅因为面部表情"狰狞",而且獠牙成为大打出"手"的方便武器,所以社会交往的效率很低;相比之下,脸部扁平的"两足猿" 的社会生活却和谐得多,更容易演绎出以"合作"为核心的社会交往模式。因此,在从猿到人的进化史上,石器的出现固然极端重要,但社会交往效率的提高似乎比石器的出现更加重要。

  这篇文章还提到一件重要的考古学发现,是在东非发掘出来的几千块经过精细打磨的蛋壳化石的碎片。据估算,以东非智人的能力,打磨这样一片蛋壳需要成年男性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对于这样一批"工艺品"的功能,美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安布鲁斯的解释是:为了"信誉",花费几个小时的宝贵劳动打磨一片这样的礼物,对由此来维系的社会交往效率来说,是非常合算的。

  汪:对不起,我得对你说的年代修正一下。"根人"的出现,大约在600万前;"手人"是在大约260万年前出现的。在这两者之间发生了什么,现在还是一个谜。最权威的考古人类学家,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克莱因(Richard Klein)提出了一个假说:在中间的那几百万年期间,四足猿从树上掉到地上--因为寒冷,树上没有东西吃了,形成了两个群体,一个始终是四足猿,它的基因变不过来,又因为吃水果,獠牙突出,脸是瘪且向前突出的,面目就显得很狰狞,这不利于社会交往--这是克莱因提出的一个重要假说;另一个群体是后来崛起的两足猿,他们原来是很弱小的猿类,因为上肢力量较弱,打不过人家四足猿,所以必须靠别的优势生存下来。两足猿抢不到水果吃,于是要找肉吃,这样,他们就必须围猎,结果建立了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吃肉,臼齿就变得比较发达,鄂骨粗大起来,脸就不再向前方突出,面部表情也比较温和,可以微笑了,这有利于彼此之间的交往,尤其有利于没有血缘关系的同类之间的交往。这一切都发生在"手人"出现之前,也发生在工具出现之前,后者大约是在200万年前。马克思说,工具造就了人。现在看来,这一看法需要商榷,因为在工具出现之前就有了人,是"手人"。按照严格的辩论形式,我说这是第一个对叶航的理论假设的支持。

  按照叶航的理论。他说的"环境",是指达尔文说的"生存竞争"的环境,那里的"选择"是"自然选择"。为什么叶航这么强调这是"偏好"从而区别于晋川说的"个体理性"呢?叶航所谓的"偏好",其实非常接近于康德所谓的"先验道德"--在康德那里,凡是考虑了功利的行为都不是道德行为,康德只承认"义务论(deotology)"的道德行为。叶航非要用"偏好"来代替康德的"先验道德",后者是康德的实践理性,它有纯粹理性的基础。那么,叶航所谓的"偏好"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对于群体选择来说,群体的基因所决定的偏好,可能是"获得性遗传",个体意识不到,也就是说,个体理性无法选择。那么,如何维持这类获得性遗传基础上的偏好呢?按照主流生物学家的看法,大自然其实只选择那些"自私的基因",怎么会选择那些"合作的基因"呢?我们不知道这里的机制是什么。例如,假如有一次基因突变,世界上突然产生了一个男同性恋者,他本能地帮助别人,自己不结婚。可是,怎么会在全世界都有了这样的人呢?这就是生物学家对于哈耶克那一类的主张群体选择理论的演进经济学家的最关键也是最致命的批评。

  叶:我同意你刚才对我的总结,在我看来,"偏好"完全可以顶替康德的"先验理性"。海撒尼对康德有一个批评,他说,"先验理性"恰恰是演进的结果。这个思路是和我一致的。

  冯:我不得不说话了。今天晚上我们到底是讨论合作,还是讨论道德?这两个不是一回事。

  叶:你暂且先把合作与道德当成一回事。

  冯:我根本不可能把合作当成道德。

  叶:你可以从文化角度来定义道德,但这样问题会很复杂,不妨先把合作当作道德。

  冯:既然这么复杂,为什么要把合作当作道德?我们干脆简单一点,就讲合作的产生,不要扯到道德上。讲合作、效率都可以,当我们一旦面对宗教,讲道德的时候,合作就要退其次。齿轮和齿轮是最合作的,那么是不是最道德?这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叶航把道德等同于合作,那么,我把道德理解为合作的副产品,你怎么驳倒我?

  叶:我不想驳倒你。康德说过,人有合作的天性。那么你看,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中,是不是有合作比没有合作更好一些?

  冯:很难说,如果说人类进化历史中处处表现出有合作比没有不合作好,那么今天就没有战争。

  叶:我讲合作,并没有讲人只能合作;人也有不合作的一面,人的选择是多元化的。

  冯:那么,你在强调合作的时候,是不是说合作远远优于其他的选择?

  叶:那倒未必。我始终认为,在演进经济学看来,"优"只是相对的,是局部均衡条件下的"优",不是一般均衡条件的"最优"。我只说,相对霍布斯丛林来说,有合作比没有合作要好。,

  冯:你不能这样定义,把合作定义道德,有了合作就有了道德。

  汪:康德的道德是义务论的,只要有利益的考虑,哪怕是捐钱,都不是道德。

  冯:在你这里,演进就是一个魔方,说也说不清楚。

  叶:我知道,就是进化论本身也很难得到确切的实证,但……

  冯:在逻辑上根本讲不通。

  叶:但如果不用进化论,你给我一个更好的理论来解释这个世界。

  冯:如果你这样说,我想跳到另外一个极端:一切都是随机的,突变的。

  叶:那是不是有自然选择?

  冯:没有选择,突变就决定了。好了,你继续说吧。

  叶:刚才我是为道德的存在找了一个效率的理由,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宗教问题。在我看来,宗教也是效率的产物。我们的祖先大约在250万年以前学会了使用工具,而学会"钻木取火"则是10万年以前的事。这些知识和技能虽然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但也使那些在"冰川期"确立起来的行为规则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既然无法独立生存会迫使个体间的合作,那么个体生存能力的强化就会反过来导致合作的涣散。最初的宗教意识也许纯粹是一种"超越死亡"的幻觉,但它却有益于抑制合作制度的崩溃。如果我们承认"合作"是一件具有效率的事件,那么当宗教意识有利于强化这种行为规则时,它就会伴随着效率的提高被自然选择。

  宗教的产生对人类的进化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和动物的差别在哪里?动物也知道合作,但动物动物既没有宗教也没有文化。尽管有些生物学家,比如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认为,某些动物的"仪式"具有"宗教"含义,但这只是一种拟人化的比喻。人类意义上的宗教,必然产生于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上,这是非常晚近的史实。所有的宗教禁异都与抑制个体私欲有关这一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宗教在强化人类道合作精神上的积极意义。道德意识的产生和宗教意识的产生其实可以看作是两种制度产品的互补,宗教是利用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永生的幻觉等原始情感来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感……

  汪:这个不用论证,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里有一个附录,就讲到这个。

  叶:是的。我认为,这就体现出宗教的力量。制度化的宗教不仅强化了人类的合作关系,而且还大大降低了人们的沟通成本。宗教的这种作用不但体现在经济活动上,而且还被人类滥用于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例如:审判布鲁诺的宗教法庭、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现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是打着宗教的幌子对异教徒实施残酷的杀戮。这是宗教的堕落,从而使宗教背离了它的初衷。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需要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来确保我们不会再一次陷入霍布斯的"丛林世界",这种制度安排就是更晚近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法律制度。宗教审判的衰落和司法制度的兴起其实是两种制度产品的替代,一如道德意识的产生和宗教意识的产生其实是两种制度产品的互补。在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看来,道德、宗教和法律都是效率的产物,这就是我今天讲的第一层意思。

  至于第二层意思,简单说,我认为一个人的偏好应该是多元化的;既有经济偏好,又有道德偏好,还有有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等等;那么,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中,在众多偏好之间就有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这种问题,主流经济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许多分析工具都可以用上去。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说,人们在做出选择时既要考虑偏好满足给自己带来的效用,还要考虑偏好实施使自己付出的成本。在经过一番权衡,人们会倾向于选择和实现那些效用与成本差距最大的偏好。

  第三个层次,是你选择了某个偏好以后,你如何来实施这一偏好,你的行为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取得均衡。显然,这也是主流经济学非常谙熟的领域,尽管对多元偏好和广义效用来说,情况可能会比较复杂。主要的困难在于,就像丁丁和我早就在浙大经济论坛上讨论过的那样,对道德偏好、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来说,它们的效用函数往往是凸的,即这一函数的二阶导数大于零,或者说它们是边际效用递增的。丁丁虽然不同意用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宗教和信仰,但他还是在一般意义上给出了均衡的存在不依赖于"凸性假设"的证明,这就是后来发表在《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上的论文,《互补性、概念塔与塔尔斯基不动点定理》。

  汪:是啊。尽管我认为凸性的效用函数可以取得均衡,但我认为有些东西仍然是无法用经济学工具来分析的。任何一个理论都必须自我批判,越是抽象,越是解释趋于无穷大世界的现象,就越危险从而越要求批判。任何科学,只要它还是科学的话,都应该有一个解释的边界。象宗教行为,你怎么分析啊?你认为灵魂可以出卖吗?你怎么出卖?灵魂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康德说的,要么你寸步不让,就象古代文人在悔过书上,一个字都不能写的,杀头了也不写,灵魂可以一点一点地出卖吗?这些东西的效用是不可微的,不可微的东西怎么拿数学工具来分析它?

  叶:是的。但灵魂能不能出卖,或者说宗教信仰会不会被抛弃,要做个案分析,因为这取决于行为主体的偏好强度。前几天我恰好在网上看了法国导演马克·贝松拍摄的最新版本的《圣女贞德》,就大为感动。在英国人的审判庭上,连同情贞德的红衣主教都劝说她,只要在悔过书上签一个字,就能使她免于死刑,但贞德选择的仍然是为了宗教信仰而献身。但即便这样,我认为仍然可以在前述的框架下分析贞德的行为。由于极其强烈的偏好,圣女贞德的宗教信仰只有在成本曲线趋于无穷大,即付出死亡代价的时候才能获得均衡。但并不是所有的教徒都会为自己的信仰选择殉难的,犹大对基督的背叛就是最精典的例子。

  当然这只是两个极端的案例,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可微"的宗教行为。比如每年农历6月14是观世音的生日,在杭州灵隐你会看到大批的香客,她们大多是来自省内或周边省份的贫穷农民,老太太特别多,全是来敬香的。你去灵隐大雄宝殿看一看就会知道,最起码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说明人不是只有经济偏好和物质偏好,这些老太太都很穷,为了省钱她们宁愿步行、宁愿喝自带的凉水、吃冰冷的烧饼,但她们往贡箱里投钱时却一点都不心疼,这是宗教偏好在起作用。第二,即便是宗教行为,你也可以可观察到的均衡状态,她仍了20块钱、甚至50块钱,但为什么不扔100块、1000块呢?因为再扔下去,边际成本就超过边际效用了。尽管她非常虔诚,但她仍要考虑生计问题。

  冯:我觉得你讲了半天,我给你用最简单的形式逻辑推导一下:从一个结果推出一个原因,然后再用这个原因去解释这个结果。我举个例子,进化论说,食肉类动物为什么两只眼睛长在前面,食草类动物为什么两只眼睛长在边上;因为食草类动物在吃草的时候要提防着些什么,所以渐渐眼睛就长在两边了;食肉类动物比较凶猛,专心盯着前面的猎物就可以了,眼睛往前往前就往前面去了。这是进化论的解释;社会学家试图到过来解释,因为它眼睛长在前面,所以它只能吃肉;因为它眼睛长在两边,所以它只能吃草。你说怎么办?这就是进化论的两大工具,循环论和目的论。这两个你给我解释完了,我就信服。

  叶:科学如果没有办法回答,那就看你信仰什么了。

  汪:在有信仰的人看来,咱们经济学家没有信仰。

  很高兴在座的诸位来参加我们的学术沙龙。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在此打住。今天我们看见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碰撞,虽然没有最终的结果,但思想的交锋和对话的逻各斯是最重要的。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谢谢大家。

  汪丁丁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教授

  叶 航、冯 刚系浙江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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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26日  1引言  我国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成共识。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涉及面较广,比如它涉及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外源融资包括亲友借款,信贷市场(包括民间借贷),资本市场,票据市场,商业信用,政府融资支持等等。此外还需要考虑一些相关环境、政策与机制,比如企业的社会信用环境、征信系统、信贷担保体系建设、监管、货币政策、产业政策问题等。本文主要集中于探讨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附带述及其他相关问题。  我国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成因多种多样,除了部分原因与企业本身特点有关之外,很大一部分成因与政府的……去看看

民间维权与中国宪政转型

2005年7月,广州市番禺区境内爆发了以太石村村民与当地政府及警察之间的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事件的起因是太石村村民因不满村委会的换届选举,遂通过司法程序要求村委会进行重新选举,并组织村民日夜守卫村委会财务室,以防当地政府部门人员进入肆意篡改账目,而且组成了以村民冯秋盛等为代表的普法宣传与维权运动团体。然而,冯秋盛等人的普法宣传行为却遭到了当地政府部门及警察的暴力干扰,并引发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暴力冲突是以地方政府派警察施暴为开始、以村民大量流血牺牲为结局的。此一事件被海外媒体披露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去看看

李慎之的三大贡献与三个局限

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被称为中国自由派领军人物的李慎之先生不久前去世了,海内外很多人写文章悼念他,称赞他在传播自由思想、强调说真话方面的贡献。作为一个去世前还享受中共副部级待遇的共产党员,李慎之的认真思考,追求自由,并勇敢地写出他所认识到的真实,的确难能可贵,表现了一个知识人的智慧和勇气。但在颂扬“伟大的思想家”、“圣人”、“一代先师”等悼词文潮过去之後,对一个曾在中国思想界颇为活跃的人物、一个对自由派知识份子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似乎也应该开始有一点客观的评价了。李慎之先生很推崇哈维尔倡导的“生活……去看看

哈耶克批判的前提性准备

《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收录了我近八年来为了研究人类社会秩序的型构及其正当性而撰写的有关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亦即以苏格兰道德哲学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典型代表──的十一篇研究性文字。这十一篇研究性文字乃是我在对哈耶克自由主义进行批判之前所做的八年作业。  早在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哈耶克思想已通过一些域外学者的引介而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那时我已开始阅读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andEconomicOrder)一书,此后又断断续续地研读了他的一些论著,但……去看看

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1期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m-Logit 模型检验了农民个体特征因素对其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干部利益假说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并不存在;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年龄的增长、个人收入的增加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并没有使农民放弃其对土地的占有;基于土地的保障功能和“恋土情结”,人均土地较少的农民倾向于通过土地调整来获得土地;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享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后,其土地调整倾向会显著降低。因此,要解决政府稳定土地承包权政策与农民偏……去看看

战略创新会改变企业竞争模式?

   2009/10/01
在二十一世纪,重大的新产品可能会来源于生物技术(生物制药、医学治疗护理的手段已经开始出现重大的革新)。但是,不管是那个行业,要实现产品的重大革新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往往由于资源的限制,更难以在产品创新上取得突破。所以说,在二十一世纪,战略创新将是企业生存与成长的关键,而它仅受限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勇气。   在过去20年内,涌现了一类新的商界明星—他们不是新产品的创造者,而是新战略的创造者。迈克·戴尔(戴尔电脑)、安尼塔·罗迪克(Body Shop化妆品连锁)和理查德·布兰森(维珍集团)并没有创造新的产品类……去看看

“民主”不只是一种形式

大致一个为人们所向往却又显得有点“陌生”的新的理念的兴起且成为发展共识,人们(包括一些官员、专家和普通百姓)的目光很容易偏重于似乎能够表现这种理念的诸多形式上,对其十分在乎并关注,而忽视了它的内容、实质和内涵。尽管这确实也是一种进步,但实质并非观念的彻底改变,也不能使原有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因而常常会产生出的结果“换汤不换药”、甚至应了一句“穿新衣的老样子”的老话,使这个新的理念仅仅成为了一种美丽的“包装”,让期盼的人大失所望、以至最后失去信心。 所谓“民主”,是决策科学化的必要前提,指的是“(广大人……去看看

诗人的历史感

“没有可穷竭的巨著,只有思维的僵化与读解的死亡。”——郑敏   这是一个热衷于创新的时代。但不幸的是,诗人们把创新错误地理解为创造新奇,以为诗歌也象电脑一样,奔腾三必然比奔腾二强, Pass 北岛的一代必然比北岛的一代强。于是,他们忙于引进国外的最新版本,忙于竖起大旗、发表宣言,把诗歌界变成了时装展示会。其实,正如艾略特所说,诗歌并不发展,只是变化,新产生的杰作并不能取消以前的杰作的地位,它们只是提供一种新的美,而未必是更高层次的美。艾略特取消不了莎士比亚,后现代取消不了荷马史诗,最先锋的汉诗也取消不了“昔我往矣,……去看看

精英与大众化:大学毕业生就业特征比较分析

原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4期  「英文标题」A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ployment between the Eliteand the Ordinary Graduates  「作者简介」罗三桂,广州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研究。广州510405  「内容提要」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化过渡,不仅仅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变化。本文以大学生就业特征为切入口,从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就业市场、就业结构和就业形式等四方面,对精英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大学毕业生就业……去看看

田野工作的价值与限度

内容摘要:本文以人类学中田野工作作为讨论的对象,从概念及其作为已经被众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所借用的研究方法入手,认为田野工作在社会科学学术理论的验证及破除意识形态霸权方面有着其客观的应用价值。这种价值当然也包括于其在政治学学科领域的应用。同时,本文还就其作为一种方法而具有的自身限度,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为主体的理解真实程度及田野的微观研究特色与理论的整体理解取向之间的张力存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田野工作;价值;限度  一、田野工作: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  田野工作(field work),即在……去看看

制海权与大国兴衰

文章来源:《中国军事科学》2004年第5期制海权[1],对中国人的现代化实践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本文从对近代以来大国兴衰成败的经验分析中,提出制海权之于主权国家,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向现代化转型中国家的进步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一、资本全球化与制海权理论的产生理论总是应时代需要而生。而催动制海权理论产生的是资本全球化及相应的资本多极化的历史运动。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确立了其在未来必将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资本全球化运动的源头地位。资本使一般产品转变为商品,使一般的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商品,这个支……去看看

中国思想和柏拉图哲学

摘要:作为西方哲学基石的柏拉图的理念是超验存在的纯粹形式,它的相对于具体事物的抽象性和绝对性与几何形式相同,而中国哲学的阴与阳理念却正是世间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性质,但却恰恰没有自身的绝对形式。形式的流变能赋予几何形式以具体的性质,但只有在思想中理念才能实现超越的统一,莫比乌斯带、克莱因瓶,和太极图之间存在着这种深刻的一致性,作为中国思想的道的变易的理念与柏拉图的理念形式在思想上的互补性揭示了中西文化更高层次的共同内涵。柏拉图 (Plato 427-347 BC.)或者说苏格拉底-柏拉图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里程碑,这正象……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