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与上海租界社会

  一 租界社会对流民的吸附力

  流民是流动人口的一种类型。在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下,他们最基本的特点是缺乏稳定而良好的住所,职业具有较强的临时性与不稳定性。对于城市来讲,离村农民是其主流。他们源于「移民」,进入城市社会后因未被完全容纳为其中一部分,遂成为城市社会的附属阶层。对于上海租界这个特殊的城市区域来说,流民是最低贱的阶层,所包含的人群十分复杂,既有完全失业的乞丐、盗贼,又有处于半失业或隐性失业状态下的各种苦力(如筑路工、码头工人、人力车夫、手工业者、帮工等)和一些以女性为主的服务性人群(如女佣、娼妓)。他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以离村农民为主要来源;二是工作生活具有流动性。

  近代农村衰落,使农民离村进入租界的数量相当庞大,但因流民本身的流动性和缺乏完善户籍登记制度,我们很难对其作出精确的统计,只能从一些侧面稍稍展现他们的概况。1930-1936年,上海失业、半失业人口达60-70万,占总人口的20%1;而租界人口则占上海人口的60%左右,由此可以想见租界中失业人口之多。位于租界边缘的棚户区更能反映流民队伍之庞大。1926年公共租界及毗连边缘地带即有棚户居民1.4万户。根据大统路蕃瓜弄棚户区202户的调查资料,16-45岁的劳动力404人,其中142人失业,占35.5%;184人拉人力车、三轮车或做流动小贩糊口,占46.04%;只有76人在工厂工作,占18.81% 2。表1是根据零星资料进行的统计,流民的状况由此可略见一斑。
  

  资料来源:
  (a) 苏智民、陈丽菲:《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页17。
  (b) 上海港史编写组:《上海港史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276。
  (c) 平襟亚:〈旧上海的娼妓〉,《旧上海的烟赌娼》(上海:百家出版社,1988),页159。这里所统计的仅是缴纳花捐的妓女。
  (d)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137。
  (e) 李次山编辑:〈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成衣业、理发业的雇工主要来自外地,他们的住宿由雇主解决,而白天工作的地方往往便是夜晚休息的地方。 

  研究流民形成的关键,在于上海租界社会对外来人口的吸附力。所谓吸附力,应是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承受力和附着力的合力。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城市化水平并不能以租界内「康庄如砥,车马交驰」的繁华外观来涵盖,而在于其城市特性和经济功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农村劳动力引力场的大小。从上海租界本身的经济发展来看,它的城市特性是典型依靠金融贸易带动的消费型城市;它的经济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房地产投资的宝地;二是沟通中外贸易的桥梁。所以,它给人的总体外观印象总是居住建筑与仓库货栈犬牙交错。曾经有人说,上海租界是「大班的城市」、「买卖的城市」,「它是为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而买卖则始终是它的主要特征」3。

  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说上海租界经济没有工业的成分。上海应该算作中国的工业中心,工业产值、工厂数几近全国的一半,而且这些工厂绝大部分设在租界内。据1914年出版的《上海指南》所载,当时主要的350余家工厂约有280余家座落在租界内,占总数的80%。此时,上海工人约有14-15万人,租界内便占了11-12万人4。这一时期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些数据的典型意义是可信的。然而与同一时期的华人人口相比,这11-12万工人仅占总人数62万的20%,即平均五个华人中只有一个能进工厂。同时,租界昂贵的地租严重地阻碍了工业发展。1909年,公共租界平均地价已达每亩4,603两,1911年更上升至8,281两5。这给离此较远的地区办厂带来了很大的便利。20年代以后,不论外商还是华商都把大量工厂设在地价较低的闸北、沪西地区,在那儿形成了新工业中心。所以,从整体上讲,贸易金融是租界经济的龙头。1894、1933、1936年分别占全国外贸总值的53.44%、53.87%、55.56%。1936年占国内埠际贸易的75.2%6。

  这种经济功能对劳动力的需求有特定的内涵。形象地讲,繁华的城市外观、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它对劳动力的需求无法相配,很难像工业发达地区一样形成庞大的劳动力需求市场。同时,从金融贸易发展的角度来讲,它一方面需要为中外贸易服务的「倚徒华洋之间的买办」和通事,他们基本上是来自广东的买办阶层,而这些工作是一般外来农村人口所不能胜任的;另一方面则需要辅助性的劳动力,主要包括为中外商人服务的佣人、车夫、船夫和其他苦役,以及聚散流通商品原料的运输工人。随着中外贸易日趋频繁,这个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亦不断扩张,它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非技术性,需要的是工人良好的体魄;二是需求量伸缩大,工作具有不稳定、流动的特点。

  显然,这种城市特性与经济功能能否与数量巨大的外来人口相适应,是理解上海租界流民问题的基础。这里不妨以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两种流民类型作一分析。从事这两种职业的人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外来人口为主;二是处于半失业状态。

  租界设置以后,外商沿租界黄埔江的岸线建造了许多码头,又在码头和租界内建造了仓库堆栈。「码头衔接,工人如蚁,上下货物之声,『邪许』不绝」7。早年在这里谋食的码头工人多为本地的失业农民、渔民和船民,但随着航运的增长、码头的扩建,到码头做工的逐渐以外来人口居多。据1918年的抽样调查,85名码头工人中,来自本地的有49名,来自外地农村的则有33名,各占总数的58%与39%。1937年,在被调查的271名工人中,来自本地的有10人,仅占4%;而来自外地农村的有233人,占86%。这些外来劳动力主要来自苏北、安徽、广东、宁波等地,他们每天半夜三更到码头领工票后才能进入码头工作,若拿不到工票就只能换个码头等候。一般情况下,他们一个月只能工作15-20天,少的甚至10天以下8。

  人力车是上海租界商业兴盛、生活奢迷的一种标志。1891年公共租界发放人力车执照32,681张,1901年已增至60,915张9。20年代人力车夫已增至6-8万人,1939年更达10万人10。这些人力车夫以「江北人为多,其次为山东人」。他们一般没有自己的车,多是向车行租用。当时人力车夫的数量,已经超出正常的需求。1916年,公共租界白天在中区和北区行驶的人力车每平方英里不少于300辆,有人指出:「人力车的增多与需求无关,而是与另一个因素即人力车夫每天能赖以生活的最低生活费用有关。一个人力车夫只要每天能挣到这么多的收入,他就会到人力车行去租车。」11他们的生活和码头工人一样痛苦不堪,每日只能维持两餐,以玉米粉、麸皮面、豆渣、菜皮充饥。他们住的不过是「租界边缘的草屋或小屋」,或是「最上等的住小客栈里床铺,出钱60文到百文,次等的睡在车子上面,再次等的睡在小菜场的地下」12。

  从上述两种流民类型的职业状况来说,他们的生活还不是完全无着,但仍不能将之归入稳定的城市市民阶层,顶多只能说他们是介乎失业游民与城市市民之间的流动性苦力阶层。至于那些以乞讨、偷窃、卖淫为生的外来农民,其流民色彩则更为浓烈。所以,流民问题产生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差异。在劳动力供求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农民离村入城的浪潮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半失业劳动者。流民属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停滞过剩人口,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因而,有人对此感叹不已:「从农村拥到城市的劳动者,都成了可怜的失业之群。所以,农村劳动力胡乱的拥进城市,一方面,使农村中失却生产的中坚份子──青年劳动力,而另一方面产生了大批的失业之群,这当然是人口变动的变态。」13这种感叹并没有涵盖问题的全部,只部分地反映了租界这个城市中的「特区」吸引农村人口的偏向。

  这种偏向不仅是指劳动力市场的狭隘性和特殊性,同时也包含了租界社会所特有的环境对农村劳动力的附着力。这种附着力大概不在于租界的繁华眩目或其所提供的优渥工价,因为繁华外观只对有钱华人有吸引力,劳动力供求比例失调亦不可能带来厚利,其最大动因在于租界社会特殊的城市辐射力。

  首先,租界较为安定的西方化社会环境和特有的城市经济功能,为离村农民拓宽了在城市就业的门路。上海租界不仅有工业,更有发达的金融贸易;其市政建设、高等华洋人的生活消费、娱乐享受都居于全国城市之冠,由此形成的职业种类繁多、潜力很大。上海法华乡农民流入租界后,即使进不了工厂,「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币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矣」14。租界工部局筑路一项就吸引大量劳动力,20年代,其中所提供的稳定「长工」名额有600人,而临时工的空缺则从几百人到数千人不等。在租界内为富贵人家服务的女佣有2,000人左右15,据载当时青浦农妇「贪上海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16。职业的多样性使离村农民无法对劳动力市场的承受力作出正确的判断,致令流动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这应该是造就城市流民的最大动力。

  其次,租界社会商业气氛浓烈,投机冒险的机会很多,离村农民除了因利益驱动而迁移至此,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冒险精神。在上海这个商业城市里,信息传递速度快、人际交往范围广、聚落开放程度高,人的创造性和潜力有充分发挥的机会。城市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寻求机会的意识,对离村农民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他们抱着与其在乡村贫困待毙,不如到城里碰碰运气的想法,促成了一股巨大的移民浪潮。川沙农民移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皆恃上海。夫以逼临上海之故,人口有余,则移之上海,职业无成,则求之上海」17。

  上述两个方面的结合,正是离村农民进入租界的外在因素。租界特殊的经济功能,又使他们不易「回流」。一方面,流民的职业选择有灵活性,难以形成完全的失业者,甚至连乞丐有时都可以找到临时工作。到了炒茶季节,丐头们「把这班乞丐找得来,做炒茶的生活。每家茶栈多的百人,少的三五十人」18。另一方面,举家离村的比例不小。据1932年的调查,安徽南部、北部,江苏南部、北部举家离村的分别占离村人口的46%、15%、31%、41% 19。在上海租界,有一半左右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是有家属的。由于这些人把城市作为自己生存繁衍的唯一选择,所以生活即使困苦,他们仍要勉力支撑。人力车夫的妻子往往去当女佣帮补家用,他们的小孩子有本领的卖花生、甘蔗等吃食,得钱糊口。有点力气的那怕未成年也要去拉车。这些就是流民队伍日益壮大的另一个因素,也是考察流民生存方式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二 流民与租界社会的融合程度

  流民在租界无疑是最下贱、最贫穷的阶层。「上海之表面酣歌醉舞也,其里面则啼饥号寒也」,形成了城市各阶层截然对立的城市化外观。然而,城市不同于单一的农业社会,它无疑是一个大熔炉。上海租界集文化、经济、交通、消费、社交中心于一身,它特有的兼容性(主要源于远离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轨道),为各阶层的萌动交汇提供了一个相互交融的社会舞台。

  在城市社会引力场的作用下,流民逐渐改变传统单一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内在潜力以适应环境。正如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斯所指出的:「大城市之所以有吸引人口的能力,部分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大城市生活的环境中找到他舒适的角落和施展自己抱负的天地。」20可是,中国近代社会浓厚的封建色彩以及城乡尖锐对立的基本形势,决定了流民无法在租界内与社会主流融洽共存;但因着经济利益的驱动,却又使他们在极其矛盾的状态下寻求与租界社会的融合,从而适应近代工商社会和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

  流民与其他移民类型相比较,他们最基本的特点是主体素质低下。在工商业迅速发展的社会里,他们从乡村带来的菲薄财力、低下的文化素质、缺乏进取的小农意识,使他们难以融入主流社会。面对生计压迫、环境冲击,他们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职业选择、生活伦理模式。

  流民最迫切关心的问题是他们的谋生之道。他们到租界后,丧失了传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也失去了稳定的财产、户籍和职业,他们只有在自己的阶层中寻求支持。农民只有迫切要求以次属关系来强化自己的择业手段,而这种次属关系则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流民在从事某一项苦力时,往往形成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的群体,这就是上海租界流民社会中的「帮」。这种「帮」与黑社会中的「帮」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如人力车夫90%属于青帮,但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某种行业的「帮」是自发形成的,没有严密的组织以及帮规,只是以「亲不亲故乡人」的传统观念来加强流民之间的协作,以谋求在新环境中的精神依托和相对的职业稳定。他们基本上不以犯罪为职业。表2罗列了一些流民职业中的帮别:
  

  「帮」的形式主要突出职业的地域色彩。非技术工人集中的行业大都采用包工制,雇主雇「帮」的头目为工头,工头则以同乡关系招雇工人,自成一系。这在码头工人中最为突出。各种不同工种分别由各「帮」把持,「肩运扛运大部分属苏北帮和湖北帮,轮帮多数是广东帮,而堆帮则以宁波帮为主」21。

  形式上,「帮」的封建色彩仍十分明显。首先,它虽然突破了以家庭和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形式,但却陷入另一种依附关系。如码头工人与工头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依附关系。工头不仅负责安排工人的工作,更抽取他们部分收入为基金,用以接济因病、因故不能工作的工人,扶助伤残,安葬死者。其次,「帮」亦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封建行会色彩,例如当时租界中流动性的木工约有23,000人,「他们各作,又有各作的小团体,多少都有一点行规。凡不入行的,总不许在上海工作」22。但这些「帮」无疑地迎合这样的现实:「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起作用的是非个人的、具有普遍性的机能而不是地位或特定关系的机能。」23城市的生产活动比小农经营进步之处在于其严密的人员组织,它需要集体意识。「帮」的基本团体意识是乡土观念,但在租界这样一个多质的社会里,乡土观念就衍化为互通信息、密切乡谊、介绍职业、济难互助,这对组织城市中可靠的劳动力、稳定社会秩序不无意义。所以,「帮」的封建性外观与城市近代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反映了农民在角色转换中的一个过渡形态。「帮」恰好不自觉地加强了流民的组织性,使他们逐渐摆脱农民身分,而渐成真正意义的工人阶级。

  此外,在流民阶层里,出于互助目的还有职业介绍以及为流民服务的行业,这又为流民提供更大的职业选择。据统计,20年代租界里有2,000家上下的「荐头店」,它们大都为农村妇女介绍家庭职业。随着流民阶层的壮大,为之服务的一些行业应运而生。如缝穷婆,她们服务的对象是工人、伙计、学徒,给他们缝袜底、补衣洞。其他还有修鞋、流动点心摊贩等。这些职业不仅加强流民阶层的适应能力,而且也是对单一乡村耕织生产方式的突破,开始了阶层内部的社会分工。

  谋求安身之道应是流民与租界社会融合的基础,但在租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社会里,流民耳濡目染、亲身体验,他们传统的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开始受到冲击,传统的儒家教化伦理在他们心中趋于淡化,代之而起的是以趋利、实用为特性的伦理观。西方社会的直接辐射和广泛的商业原则正在改变和替代传统的是非观、择业观,朴实无华的田野村夫形象不见了。上海租界的超常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了这种转变。租界中与流民有关的娼妓业的兴盛便是一个见证。

  上海被誉为「东方花都」,「十里洋场,钗光鬃影,几如过江之鲫」。租界初辟时,租界当局竟以开招税源为由公然应允妓院营业,开征「营业税」,捕房里特设管理妓女的「花捐班」。1906年前,花捐一直是租界当局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1865年法租界当局的预算收入为103,000两,其中花捐营业税收入为48,000两,占总收入的46.4%24。加之西方妓女所带来的影响,上海妓女卖淫日趋公开化。1864年,上海两个租界共有1万户华人,其中688户为妓馆。到二十世纪初年,租界华人的女性人口中竟有12.5%是娼妓25。然而,妓女中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如书寓、长三等都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她们公然出现社交场合,成为时髦的先导,很难归入流民阶层。只有低级妓女诸如花烟间妓女、钉棚妓女、野鸡等可以归入流民一类。她们充当妓女的原因,主要是农村破产、盲目流入城中,为生活所迫而操起皮肉生意。据1915年的上海《中华新报》载:租界的下等妓女主要来自苏州、扬州的农村,她们大都当「野鸡上青连阁,或做马路天使拉客」,而她们的服务对象中不少是流民。「花烟间一开,则肩挑负贩者误矣!吸烟一盒,不过百钱,抹胸捋肚,无所不为,若辈各租界皆有,惟十六浦为麇团之所。……乡民偶尔至此,稍为顾视,即拖入洞中,腰缠立罄。尝见东洋车夫(为此)捉襟见肘,磋乎。」26

  流民型的妓女及其与流民的交往,似乎表明传统美德在流民与租界社会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崩解。娼妓业的泛滥无疑对社会规范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20年代,中国社会学家易家钺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城市人口空前的集中,造成了与中国农村生活截然不同的环境。这种环境只是功利主义与堕落的中心,「城市是罪恶的代表」。这种「缺德的总和」,便是近代文明的全体27。这种观点代表了部分中国学者对西方型城市化所带来的道德沦丧的一种忧虑,也确实道出了城市环境如何影响离村农民的伦理观,但这无助于了解流民的生活实况。流民与娼妓业的关系,反映了西方式的商业、趋利原则对他们在职业选择和生产方式上的「扭曲」。妓女在租界社会并没有因本身的职业而受到大众排斥,她们可以按照一般市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当时所谓的「开花榜」,是市民生活中的乐趣和时髦。但流民沦为妓女,毕竟不是城市市民生活伦理中的自然表现,它的根本出发点仍是为了谋生,卖淫不过是她们滞留城市的一种职业选择。据调查,江苏省金坛县王母观村离村农妇入城,「其职业可怜的居多」28。此外,不少农村妇女是被人口贩子卖入租界,当时俗称「开条子」。20-30年代,上海有两个最大的贩卖妇女集团,即公共租界的尤阿根集团和法租界的任文桢集团,他们基本上以招工作为拐骗的手段。因此,娼妓只是农村妇女融入租界社会的非常态形式。

  至于流民本身涉足嫖娼,主要的原因似乎是生活方式的变化,但这与租界社会中流行的争趋奢华之风有多大的关连,倒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很明显的,流民这种享乐方式很难与富人们的奢华淫佚相提并论,因为这种「怪异不循理性之现象」与流民低下的经济地位难以相符。这里至少应该考虑到流民心理变化的层面,即是在租界奢华风气的影响下,他们从羡慕转而模仿。这种模仿并不单纯是追求奢靡、虚掷钱财,实际上也包含了他们对生活困苦的一种发泄,尤其是单身流民,寻欢作乐或许可以减缓生存的压力和弥补精神上的失落。池志澄在〈沪游梦影录〉中对此作了直接的描述:「人之沉迷而不返者不知凡几……荡检逾闲,倾财致命,问之其人,而其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而入其中者,或以情,或以愤,或以激,或以怜,则虽卑琐阘葺之夫,未有不慷慨毫招以自喜。」时人的记述应该更能客观反映这一心理现象。

  综上而观,流民在生存方式和生活伦理的变化表明这样的事实:他们虽然已经开始抛弃乡村的小农经济模式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但他们只能借用某些天然的形式生存,用扭曲的择业手段安身,用消极的心理态势去抗争。所以,流民从未溶入租界社会,而始终是主流社会的一个次生群落与衍生物。流民不可能完全转化成城市社会中新型的市民阶层,同时也不可能完全保存乡村社会中的田园气息。租界无疑是个多元异质社会,但它的殖民地性质不可能让聚集于此的移民都享受到自由、平等、民主的机会,实际上它像中国农村一样,形成了「从属」和「支配」性的层次结构。这是考察流民与租界社会融合程度的基础。

  三 流民:一个影响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因素

  租界社会的流民问题,实质上是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一个典型。它的主要症结在于城市的拉力显然小于农村的推力,造成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然而,这并不能涵盖流民与城市化的全部关系。我们若全面考察,流民问题至少体现了中国近代城市化道路上的几个问题。

  第一,流民是城市化的原动力之一。从上海租界来说,城市化有很大的移植成分,但本质上仍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这种转化包括了由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等要素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使乡村的劳动力向城市集中。流民实际上正是这种转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流民因其乡土文化背景和大体相似的职业流动性、低下的生活水准,长期以乡下人的形象在上海租界社会中出现,这样一个群体好像都市里的村庄。然而,流民无疑又是租界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创造者之一,他们以自己的辛劳和耐苦去流通商品、修路建楼、建立城市生活,而且也冲破传统农业社会的束缚,以求适应近代化的城市社会。

  第二,非工业化的城市化道路,使以人口压力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病过早出现。上海租界以金融贸易为其经济支柱,遏止了工业的发展,但工业化是形成城市强大拉力的必要基础。唯此,才能提高农村生产率,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城市人口,促进城市体系完善。表面上,上海租界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市面繁荣、经济发达、人口大增,但与之相伴的便是在城市中过早地形成滞留人口。城乡差别拉大加上农村人口大量流入,使人口压力一开始就成为不治之症。上海租界中黑社会猖獗,与此不无相关,使上海租界在城市化道路上付出了极大代价。

  第三,在租界这个特殊的社会里,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受到近代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冲击。这种转变的影响,可见于流民在职业选择、群体意识、生活伦理等方面已同单纯依附土地的农民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因为流民的社会地位低下和生活窘迫,致令他们在身分转化过程中发生扭曲和倒退:乡土观念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保护他们,相反只会束缚他们的手脚,阻断他们与社会的融合。封建行帮又使他们陷入另一种封建依附关系。娼妓泛滥部分地反映其主体素质低下、缺乏竞争意识。

  就整个租界社会来说,在充分西方化的背后仍有种种封建性的因素,因为它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华人,它的背后是广袤的小农经济海洋。这不单单是流民本身的问题,而且也是这种缺乏基础、移植式城市化道路的悲哀。

  注释
  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编:《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页49。
  2 同注1,页47。
  3 〔英〕霍塞(Ernest O. Hauser)著,纪明译:《出卖的上海滩》(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页193。
  4 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史研究》二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页123。
  5 〔美〕卜航济(F.L. Hawks Pott)著,岑德彰译:《上海租界略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页228。
  6 同注4,页47。
  7 黄苇:《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页177。
  8 上海港史编写组:《上海港史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275。
  9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页74。
  10 《上海市年鉴》(1937年),页26。
  11 同注9,页218。
  12 李次山编辑:〈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
  13 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37),页342。
  14 同注7,页336。
  15 同注12。
  16 同注7,页336。
  17 同注7,页338。
  18 同注12。
  19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8),页889。
  20 转引自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页149。
  21 同注8,页276。
  22 同注12。
  23 〔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赖萧尔(Edwin O. Reischauer)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页78。
  24 〔英〕马士(Hosea Ballou Morse)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页130。
  25 同注4,页131。
  26 池志澄:〈沪游梦影录〉,《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1期。
  27 《民铎》,第4卷,第5号。
  28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北京:三联书店,1958),页647。

  马陵合:198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92年获南开大学硕士,现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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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就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去看看

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

原载《比较》第48辑,中信出版社,2010年8月  前言  2005-2006年,我们在全国各地几十个不同规模城市进行了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调查。在此基础上,2007年作者发表了题为《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报告(见王小鲁,《比较》总第31辑,2007年7月出版,中信出版社。该课题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资助,于2007年完成)。在这个报告中,作者推算我国在2005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有4.8万亿元没有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中的隐性收入,主要发生在高收入阶层。作者认为这些隐性收入的大部分属于……去看看

两岸经济关系的演变、影响与展望

第四届「两岸远景论坛」两岸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二十多年来两岸经济关系的演变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发展密不可分。两岸经济关系的恢复与发展,是两岸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发展,促使两岸经济关系形成以产业梯次转移为主导的发展特征。目前,两岸经济关系已成为两岸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平台,推动了两岸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今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两岸经济转型将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关系向纵深发展,并对建立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机制提出更迫切的要求。  关键词:两岸经贸、……去看看

中国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

50年代初,新政权改造旧教育,重建教育体系的努力是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的:接管和改造旧学校,将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和教会学校,以及私立学校改为公立;改革旧学制,颁布新学制,将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实行全日制学校、干部学校、业余学校并举,扩大工农和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清理教师队伍,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主要在1952年进行的对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改造旧有的高等教育,构造了建国之后高等教育的模式和品质,对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这一模式已成为80年代以来中……去看看

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

提起当代东南亚的排华事件,人们会首先想到不久前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和愤怒谴责的印尼“五月暴乱”。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东南亚各国的排华事件便一直此伏彼起,柬埔寨华人在波尔布特集团统治下的遭遇更是一起鲜为人知的排华事件。    1975年前的柬埔寨华人   柬埔寨古称扶南、真腊或吴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早在中国南宋时期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商在此居留,称“唐人”或“新唐人”。   根据法国殖民当局1921年的人口调查,在1890年时,柬华侨人口有13万。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后期和二战后初期,出现过中国……去看看

对冲基金、金融市场与民族国家

关于 1997 年以来的东亚金融危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不少包含了很强的感情色彩,例如“阴谋论”的指责,或者“全球化”的渲染。本文的目的,只是想回到经济学的基本传统中去,用朴素的、古典的经济学方法去分析这一事件。这意味着,第一,本文认为这一事件中的所有当事人都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第二,这些行动的途径和结果却有可能不同;有些行动具有“以邻为壑”的性质,以损害他人的方式为自己牟利,有些行动则有着双赢的结果,当事各方皆大欢喜。   由于我们将不仅涉及一国内部的情况,也要涉及国与国的互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去看看

从农民负担问题看中国农村政治关系的变化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代中国中心)   农民负担居高不下近年来一直是令中国政府颇为头痛的问题。中央政府每年都要发出通知或指示,严禁各地擅自增加农民负担。但这种年复一年地三令五申恰恰说明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满意的成效。本文以田野调查的资料为基础,通过分析农民负担中上交国家,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部分各自占的份额及其历年的变化情况,试图弄清农民负担增加的主要来源在哪里,及其原因是什么。然後还要探讨这种现象的理论含义。  农民负担:个案研究  北村是江汉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子。全村441户,2330人,共有耕地2571……去看看

政府推动型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研究

摘要:党的十六大对国有企业改革赋予了新的指导思想,2002年11月国家八部委联合颁发的859号文件——这一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鼓励性政策,为国有大中型企业(集团)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一对国有职工身份进行转换并进行补偿的改革是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将涉及到一系列改革成本的支出。企业是否有能力支付改革的成本?政府应该提供怎样的支持?这直接关系到根本性改革的成败和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本文试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对国有企业根本性改革的政策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宏观和微观分……去看看

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变迁

目录  一、现代教育的兴起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2、基本学制和学校制度  3、多元化教育格局  4、新教育的推进  5、对新教育的批评  6、党化教育  二、新中国前30年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  1、1949年前的“根据地教育”  2、新中国教育制度的重建  3、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4、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冲突  三、80年代以来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变化  1、校长负责制:受挫的政治体制改革  2、下放教育管理权  3、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从“分级办学”到“以县为主”  4、基础教育:重点学校……去看看

信用卡:天使还是魔鬼

最近十几年,像快餐、好莱坞和篮球一样,另一种美国式文化——借债文化,正以疾风之势席卷全球。从东京喧闹的街头,到耶路撒冷老街,年轻一代最煊的事情之一,就是作一个“卡族”,在百货公司和精品店,掏出花花绿绿的各种信用卡,无所顾忌地刷,然后购回昂贵的时髦商品。至于信用卡上欠的债,以后挣钱再还就是。   年轻,债务无所谓  有资料显示,与节俭的父辈们相比,今天世界各地的年轻消费者,大多对债务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对美国信用卡公司来说,无异于发现了新大陆,它们纷纷把目光从接近饱和的美国国内市场投向海外,希望世界各地的年轻……去看看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科学”

政治理论界有一个广为人知并被广泛认可的看法,即亚里士多德乃政治学之父,或不如说乃政治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有一本经典著作就叫《政治学》,说他是政治学之父,乃在于这本书第一次以“论文”的形式表述了政治学所涉及的许多重要主题;而之前的柏拉图,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则仅仅以“对话”的形式在众多的话题中牵涉到政治问题,至少从传世的作品来讲,柏拉图没有一篇专门的政治学“论文”。看来,写作的形式意义重大。准确点说,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论文”其实是他的学生们整理的“课堂笔记”,但因为出自亚里士多德,或者经过亚里士多德……去看看

城市低保标准仅够维持低保对象的温饱

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物价,尤其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价格涨幅过大,2005年上半年许多城市的地方政府相继调高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简称"低保标准")。新一轮的调标行动缓解了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困难,公众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使现行低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成为全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  我国的低保标准是否能够达到保障低保对象最起码的生活水准的目标?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的问题,因为实际情况要比一般的理解复杂得多。  本文尝试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