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华工宣队诸问题述评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1期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1968年7月底进驻清华大学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的重大事件之一,并且标志着文革初期的重大转折。本文结合清华工宣队的个案情况,评述下列有关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背景

  1967年4月,清华大学文革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兵团总部(团派)和四一四串联会(四派),两派围绕着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如何看待文革中暂时失落的广大干部和如何从事文革运动等,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并于次年4月下旬开始了长达百日的大武斗,造成了人员的大量伤亡和财产的重大损失。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的、数万名工人组成的宣传队进驻清华,旨在制止大武斗。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此决定的团派,拼命抵抗工宣队的进驻,在十多个小时里,打死5名工人,打伤731名工人和解放军官兵。这一事件直接震动了中共中央最高层。毛泽东于7月28日凌晨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批评了造反派激进学生的武斗及抵抗,从而一举扭转了高校文革群众运动的方向。

  以“七·二七事件”为界线,表明了1968年文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全国性的群众武斗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完全超出了毛泽东的意料,完全有可能从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失控的危险,已到了必须遏制和结束这种武斗的时候了。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又一次发表了在文革中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声音的“两报一刊”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出“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次日,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向全国发出学习此社论的通知。《文汇报》1月12日还发表了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历数派性“十大罪状”。《人民日报》1月16日刊登了《以毛主席最新批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一文的编者按语。看来,1968年似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力图结束群众派性以及群众分裂的一年。

  因为,从1967年春开始,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群众的派别大武斗此起彼伏,绵延不断。所有这些武斗不仅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害,而且充分显示出了文革群众运动的诸多矛盾和弊端。更有可能的是,这些群众大武斗使文革走入了其难以意料的群众性“内战”。1968年春夏,已到了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必须从文革全局来加以遏制和结束群众大武斗的危机关头。从同年7月3日毛泽东签署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到7月24日还是毛泽东签署批发的由上述四大部门关于制止陕西省武斗的布告,再到7月27日毛泽东以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的实际行动(“七·二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中共中央基本上遏制住了全国群众武斗迅猛发展的态势,并且由此给文革群众运动注入了某种致命性的因素。

  到了1968年春秋,文革群众运动已是千疮百孔、元气殆尽,仿佛已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因为,文革发动群众运动所必然经历或进行的武斗从根本上销蚀了文革群众运动的基础,并使文革群众运动走上了自我异化的不归之路。虽然1968年文革的焦点依然是群众性的问题,但是到了“七·二七事件”之后,群众性问题从文革大局中渐渐淡出。进入1969年,在文革后来的八年里,文革群众运动已不能与文革头两三年里相提并论。文革群众运动在“七·二七事件”达到了顶点之际,也就是其走向全面衰败之时。在此意义上,“七·二七事件”是文革群众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七·二七事件”直接促使截至到1968年夏秋还依然存在和艰难发展的文革群众组织的衰落或消解。文革群众组织到了此时大有离心“无产阶级司令部”之虞。由“七·二七事件”所引发的对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所谓“多中心论”的批判和整肃,是给文革群众组织的致命一击。到1968年底至1969年初,全国大多数地区和单位的群众组织寿终正寝。

  这主要是因为工宣队进入清华校内,向团派有关人员宣传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时,团派有关人员拒绝停止武斗和交出武器等,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有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们只听蒯司令的!”这些人员怀疑毛泽东这一指示的可靠性,从他们内心来讲,即使有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他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听从。这种有悖于毛泽东个人崇高权威的所谓“多中心论”自然要受到否定和讨伐。《人民日报》1968年8月5日发表的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两周年的社论,道出了“多中心论”的实质及危险: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唯一领导的核心……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仍旧是无中心。这种思想如果听任下去,而不加以纠正,就会走到脱离以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道路上去。

  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最新指示,都要坚决照办,彻底执行。理解的执行,暂时的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要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显而易见,在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文革群众及组织与毛泽东的关系必须始终以毛泽东为中心。8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日报》的《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社论的编者按中强调:批判“多中心论”关系到“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人民日报》的上述社论,不仅是对以团派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激进群众与毛泽东的互动关系的一个总结,还体现了毛泽东本人把这种互动关系加以转化。而这种转化恰恰来自上述群众愈发不可收拾或难以驾驭的大武斗,这种转化还使上述互动关系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几乎是质的改变,即毛泽东已不相信他昔日所发动的并且所依靠的上述群众,结束了那种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文革初期无序的运作模式。毛泽东不但给几乎所有高校的文革群众派出了直接领导者,而且至少还把教育界的造反派群众当成了文革对象。这一点最主要地表现在毛泽东派出工宣队接管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全国所有高校文革运动领导权的做法上。

  在向清华大学派出工宣队的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对教育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领导小组。进入8月以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加速进行教育界等领域的文革转折,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8月5日,毛泽东把巴基斯坦朋友赠给他的芒果转送给清华工宣队,以示慰问。8月15日,毛泽东还接见了该工宣队的代表。这些举动给整个工宣队以极大的鼓励。8月25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该通知说:“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已到。”(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161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决定向全国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全国教育界的文革。到8月底,北京的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宣队。到1968年底,不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或教育部门,而且中国科学院、文化艺术单位或部门及出版社,甚至还有一些军事院校,都进驻了工宣队。

  1968年8月,毛泽东发出了“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指示,这意味着他把工人阶级置于知识分子之上的领导阶级,并且表明他把整个知识分子列入了文革的对象。这不仅直接由于“七·二七事件”给教育界的文革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而且通过清华大学等高校的武斗,使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已不能依靠教育界的激进造反派来“完成”教育界的文革任务。根据清华大学这个典型,毛泽东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163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到了1968年8月,毛泽东已使文革的对象不仅包括1949年前学成和1966年前学成的所谓旧知识分子以及所谓走资派,而且演变扩大为文革初期曾作为文革先锋的红卫兵学生及青年知识分子。

  根据清华“七·二七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毛泽东指示姚文元写出“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根据毛泽东的两段重要指示,姚文元于8月22日给毛泽东送去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一文,并附言说:“……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毛泽东对姚文元的文章做了三次认真细致的修改,把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从此以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作为“毛主席最新指示”被大加引用。8月25日,《红旗》杂志第2期(次日,《人民日报》转载)发表了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作为文革的头号笔杆子,姚文元对毛泽东的文革新战略做了详细的发挥和阐释。

  姚文元先是做了一番警告: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畅通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论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对此,姚文元还煞有介事地拿前北京市委的所谓“独立王国”为教训。毛泽东在审阅到此时加写了下面这段话:“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姚文元不点名地以清华大学文革两派的分裂及武斗为事例,总结道:“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上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163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言外之意。以青年激进学生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已不能适应文革或者完成文革任务了。

  进而,针对一些抵触工宣队进驻高校的论调,姚文元进行了驳斥,指出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姚文元厉言惧色而又不点名地对文革新形势下的“蒯大富式的人物”大加斥责:“那种把工人当成‘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163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紧接着,毛泽东加写了下面这段话:“有些自己宣布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己。”(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姚文元的此文是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清华文革两派对立和武斗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表态,是对“七·二七事件”所带来的文革战略转折举措的总结。此文已表明,“无产阶级司令部”已不信任“蒯式人物”之类的“革命知识分子”了,这种人物曾几何时因反对文革伊始的工作组而被提携重用,而如今却因反对工宣队而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所恼怒和遗弃。

  姚文元的文章表达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文革战略新转折的历史性断定:“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地方,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这段话同样是毛泽东加写进去的。姚文元只不过转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定:工人阶级不但要到学校,而且要“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164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因而,在1968年年底,几乎各界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文革的对象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二、作用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仿佛被由毛泽东派出的工宣队送上了“黄泉之路”。至少从形式上讲,“井冈山兵团”的最后消解不是以清华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任何势力及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工宣队来“操办”(即执行)和完成的。工宣队代表并体现了某种结束高校文革群众组织的历史命运的“必然性”。

  当时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在7月底8月初还被冠名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8月下旬后就改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在人们的口头和有关文献中被简称为“工宣队”。7月27日,这支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时拥有3万多人,进入8月初之后迅速减至5147人。工人宣传队总指挥当时由8341部队(即中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荣温担任,另有其他八人担任副总指挥。1972年后成为清华大学第一、二号人物的迟群、谢静宜当时只不过是工宣队指挥部的成员。8月初,在这支工宣队中,军代表约有105人,他们主要来自8341部队、北京卫戍区有关部队和海军有关部队等。工宣队指挥部下设五个组:政工组、秘书组、联络组、办事组、接待组。工宣队下辖八个团(直属团、一至七团),分驻清华校本部、基础课和十二个系。

  工宣队的作用大致上有四点:一是迅速、有力地制止和结束了武斗;二是逐渐恢复并稳定了学校的相对正常的生活秩序;三是自1968年8月起以后的文革岁月里,充当了清华大学的领导力量;四是直接实行了对知识分子群体的领导、监督、改造和管理。

  工宣队以惨重的牺牲制止了清华两派的冲突,结束了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两派对峙状态,特别是结束了长达百日的两派大武斗。无疑,没有工宣队的介入,清华两派的冲突还会造成更多更大的伤亡。尽管清华两派当时在大武斗中基本处地相持胶着状态,但是如何打破僵局,最为重要的是如何结束武斗,两派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都不可能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更不用说付出行之有效的步骤了。仅仅通过清华两派或是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收拾由百日大武斗造成的“烂摊子”,都无法使清华文革摆脱大武斗的魔影而走出大武斗的困境。

  这里,笔者个人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反问和猜测:为什么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派出了工宣队进驻清华,而不是根据当时比较流行的做法派出清一色的解放军部队对清华实行军事管制呢?在我看来,派出以中共中央警卫部队代表担任领导的工宣队进驻清华的动因除了制止清华武斗之外还在于:一是突出工宣队来自毛泽东决策的权威性;二是使工宣队介入清华武斗之际,尽力避免直接的武力冲突和减小流血牺牲;三是通过清华这个“样板”,给结束北京众多高校乃至全国众多高校此起彼伏的武斗以某种“宣示”;四是在首都地区,在清华大学这所中国高等学府地带,派驻以工人群众为骨干的工宣队总比派驻解放军部队要更为稳健和合理;五是从后果来看,派驻工宣队则直接就与高等院校日后的“教育革命”的开展和进行衔接起来。

  工宣队当时的作用多少有些类似于文革中的解放军的“三支”“两军”措施,它们都是由于文革所带来的众多单位和地区的混乱与动荡,而由外部力量直接介入,多多少少缓解了不同群众派别的冲突,制止了武斗。这种作用是一种由文革发展而来的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还是一种文革的矛盾和荒谬所固有的“悖论”?

  制止了清华两派的武斗,工宣队也就“终止”了两派的“政治生命”,结束了清华文革以清华造反派群众为主体的初期历史。工宣队掀开了清华文革史上新的一页。在此意义上,工宣队逐步结束了清华文革头两年那种动荡、混乱的状态,告别了那种血与火的武斗局面,开始恢复清华相对稳定和相对和平的秩序。恰恰是这一点,却为清华的任何派别及任何人所不能做到的。显而易见,工宣队的力量来自毛泽东的决策,至少从形式上讲,工宣队不负毛泽东所赋予的使命,以一天多的时间和惨重的牺牲完成了清华文革的转折。

  团派以武力抵抗工宣队的进驻,在造成了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震怒的同时,也从根本上表明了:无论是团派,还是四派,推而广之,包括全国文革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都已失去了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性,都已到了非被淘汰出局不可的地步。文革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在文革大局中已渐渐失去其“主角”的地位和功能,而直接完成这种转换的正是工宣队本身。

  今天看来,工宣队进驻清华,对于文革全局来说(当然对清华文革来说也是如此),是先有“事实”,后有渐现出其意义和影响的“经验”,这一点在工宣队7月27日进驻清华与毛泽东8月所颁布、采取的一系列文革举措之间的互动中得以证明。实际上,在文革历史中,特别是在文革初期历史中,往往没有什么“经验”可循,也没有什么“先例”可鉴。既然“事实”创造出“经验”,并且总是先于“经验”,那么对于文革广大群众或文革参与者而言,文革常常显示出不可想象、令当事者们被动无为的状态。至少从决定并实施派出工宣队的时刻,上至毛泽东,下至广大工宣队队员本人,更不用说高校的造反派群众及其代表,都没有想到工宣队会给文革的进程带来如此重大的作用,并给教育界等领域的文革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工宣队进驻清华后,在当时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并且在清华大学党委会没有重新建立之前,行使着清华大学领导权力机构的全部职能。而在工宣队作为清华惟一领导权力机构的时期,几乎是非清华人充当了清华的领导者。直至“四人帮”被粉碎之际,工宣队都在清华占据主导地位。在许多年里,清华大学有关文件题头和署名,都是以清华大学党委会、革委会、工宣队三者并列的形式出现的,工宣队的作用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无数事实证明,文革中的清华广大教职工对工宣队的感情、评价和态度意味着甚至直接等同于对文革的感情、评价和态度。

  工宣队的任务、宗旨和目的在清华工宣队一份纪念毛泽东1968年“七·二七”指示一周年的材料中又一次得到了说明,这份题为《高举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伟大红旗,为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而斗争》的文章强调:“实践证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文化教育阵地领导权的斗争,始终围绕着争夺知识分子群众问题展开的一场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在一定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占领文化教育阵地,就是占领广大知识分子群众。”因而,工人阶级就要“以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砸烂旧的教育制度,彻底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由此可见,工宣队在彻底砸烂所谓旧清华这一点上与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激进群众何其相似乃尔!工宣队要彻底砸烂旧清华的理由是:“清华大学是美帝国主义在一九一九年(应为1911年——笔者注)用‘庚子赔款’筹建起来的,历年在这里为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国民党反动派培养了不少奴才、走卒和反动文人。解放后……教育制度基本上是英美和苏修一套大杂烩,学校里有‘这个系,那个系,就是和工农兵没有关系’。课堂上,‘讲这个定理,讲那个定理,就是不讲革命的道理。’”因此,“无产阶级教育大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思想大革命,是一场最深刻、最广泛触及每个知识分子的方向、道路和世界观的大革命”。工宣队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文革是不可能靠知识分子来进行到底的。在工宣队看来,知识分子对于文革来说是一个“负数”!

  三、地位

  初看起来,毛泽东派出工宣队与1966年6月初刘少奇等派出工作组有着惊人的相似,即在形式上都是从上层、从外部来领导某一单位(或部门)的文革,都是力图对文革的群众运动加以有序而又有力的管理或制约。但是,二者却有内容或本质上的差别。刘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组是突出以往行之有效的党的上级垂直领导的传统,旨在把文革群众运动纳入党所指定的轨道上来运行。毛泽东派出的工宣队,既是他对难以驾驭并且很有可能势大失控的群众运动的无奈,又是他对他曾借此发动、依此成势的文革群众运动的某种自我否定。派出工宣队恰恰是文革进入了一个危机关头、毛泽东本人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决策,它直接影响乃至改变了文革初期的历史进程。这一点既表明了毛泽东本人被动地应付群众运动所造成的群众武斗局势,更表明毛泽东本人在他与文革群众运动的互动关系中相对地受制于群众。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做法直接动摇以致逐渐消蚀了作为文革初期主力或支柱的群众运动及造反派的基础,使得文革的中后期多多少少地游离了文革初期群众运动主题或主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派出工宣队是对教育界等领域的文革群众运动的某种“收场”。然而,相对于工作组在清华等高校只是呆了五十余天,工宣队在包括清华在内的众多高校里一待就是七八年。工宣队的问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告结束,但它却使得清华大学乃至整个教育领域大伤元气。

  工宣队的地位和权威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这种地位的确立,使工宣队不同于文革中进行“军事管制”的军事组织,也不同于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文教组织,而是由所谓来自非教育领域的人员所组成的管理教育的政治组织。这种权威的赋予,使文革中、后期的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育领域的知识分子,面对的“顶头上司”往往就是工宣队的“领导”和“改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以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像工宣队这样一支直接从事“管理”知识分子和专门进行“改造”知识分子的社会集体,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工宣队这种“专司”“管理”知识分子的特定职能集体,的确是文革的“独创”之一。

  实际上,工宣队的发展和演变证明它自身不是由普通工人组成的、以工人群众为中坚的集体。从进入清华开始的3万多工人队伍,到一个月后迅速减至为上千人,再到1975年至1976年之际仅剩有70余人,工宣队已演变为一个准官僚的(或曰准科层的:quasi-bureaucracy )职能机构。如前所述,清华工宣队是由来自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警卫部队的解放军干部所领导,其组成人员大都来自一些工厂、机关和解放军其他部队的干部,他们担任了清华众多部门的领导人或负责人,往往出现的是以工宣队人员为清华各级权力机构的主要领导人,而由原清华干部担任副职或下属人员的局面。这使自1968年夏末秋初至1976年底执掌清华大学领导权力的主要人物已不是清华大学自己培养和造就出来的干部。这一点也给清华整个文革注入了更为令人瞩目关切的非清华特色和内涵,即促使清华文革的形势和进程更加密切地与清华之外或清华之上的文革相攸关。1973年底至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和1976年的批邓运动,都证明了清华工宣队在整个文革大局中的非凡地位和特殊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工宣队是文革教育领域的一面棱镜。透过它,既可折射出文革初期教育领域的群众运动及造反派的变数、命运、走向和归宿,又可凸现出文革中后期教育领域的诸多矛盾、分层、危机和整合。工宣队作为中国社会的独特的典型组织和典型个案,人们至今对它的研究远远不够。

  四、评价

  毛泽东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又一次扭转了清华文革的方向,再次使清华成为一个对全国文革发展具有示范性意义的事例。工宣队进驻清华之后,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细胞”——单位之一,其文革的典型性和深刻性又一次超出其他所有单位而独领“风骚”。

  文革时期,工宣队进驻高等院校是被当成社会主义或者文革的“新生事物”之一而大加肯定和颂扬的。工宣队成为文革时期“教育革命”的主要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样一支领导队伍,文革的“教育革命”不仅在范围和程度上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教育变革,更主要的是它作为全社会性的一种强制运动,带有浓厚的空想内涵和深重的偏执特色。

  工宣队领导和实施的“教育革命”体制大致上开始于1970年。这一体制集中体现在工宣队进驻清华两年所总结、概括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中。此文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并在《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上发表,可谓文革“教育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范文。

  工宣队领导和实施的“教育革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左”倾教育政策的一个极端,也是极“左”教育政策的大暴露,它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所谓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教育革命”乃至学校一切工作的领导权,而在清华,这就意味着自诩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和“化身”的工宣队是清华大学至高无上的领导者;二是对原有教师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以工人、学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是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所谓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实际上大大削弱了基础教学,阻碍了科研,而一味片面从事生产;四是招收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工农兵人员为学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使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学员与工宣队一起成为学校的主体,而广大教师则动辄得咎,成为“教育革命”改造的对象;五是大破“买办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这种教材往往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传单式的东西;六是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而这种方法往往不过是文革大批判的变种。

  “教育革命”是文革所进行的一场时间最久、范围最广和规模最大的乌托邦实践,清华大学成为这一乌托邦实践的主要基地。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证明:工宣队所领导和实施的“教育革命”是一场反知识、反科学、反理性和反现代化的运动。它以打乱正常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秩序、整治知识分子、制造师生关系对立等为其主要内容,不仅使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长期的阻碍和破坏,而且给广大知识分子造成沉重的身心摧残和迫害。

  工宣队进驻清华,当时主要面对的知识分子之一是60届至65届六届大学生。工宣队自1968年8月之后着手重新“整合”那些曾为清华文革初期主力的青年学生。工宣队开始以举办多种学习班、学军、学农、学工等方式来“再教育”和“改造”这些青年学生。昔日被视为文革“天兵天将”及“革命小将”的青年学生道出了此时的几多心酸苦楚:“(我们)革命小将是认不完的罪,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他们还用当时畅销的自行车品牌来描述不同人的状况和心绪:“军代表是‘无敌’牌,工宣队是‘凤凰’牌,教师们是‘永久’牌,而我们是‘飞鸽’牌。”1968年底至1969年初,根据上级的指示,工宣队使在校的60届至63届四届学生一起“毕业”,分配工作(但仍有数百名学生因政治问题及文革中的表现问题被暂缓分配),致使清华在校学生一下子减少一大半,而暂时在校的64、65届两届学生则以进农场、部队、工厂等多种方式进行“锻炼”和“改造”,最终于1970年夏季“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其中有数百名留校担任不同工作)。这样,工宣队逐年分批地把“留校停课搞文革数年”的上万名大学生分配出清华。昔日一代教育体制的大学生生活宣告结束,占居清华知识分子大多数的青年学生告别了他们自己曾叱咤风云甚至扭转文革形势的母校,真正成为接受工农兵群众的“再教育”而“被改造”的对象。

  从1968年底开始,工宣队在清华也开始了此时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一运动同样在清华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当中形成了“人人排队、层层摸底”的政治高压局面。这一运动通过“清理”人们的出身、身份、立场和表现等等而力图实现文革对全社会成员的高度“整治”。工宣队在此时所实行的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带来了多起个人自杀或自杀未遂事件。在清华整个文革时期所谓“非正常死亡”的48人案例中,几乎有1/3是在工宣队领导和实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发生的。工宣队把清华的这一运动“经验”加以整理,炮制出《清华大学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报告》一文,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广,把它作为当时北京所谓“六厂二校”的经验之一,转发全国,树立为文革“斗、批、改”的一个典型。所谓“再教育”是指清华工宣队对清华校内的数十名文革所打倒的上至国家主席下至若干省、市、区领导人和解放军有关高级将领的子女而采取的措施,工宣队迫使这些子女中的许多人与其父母亲“划清”界线、“皈依”文革,即所谓走上自我革命的道路。“给出路”是指对以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等教授为代表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人物实行批判和“养起来”的政策,以致使那些过去学术上有造诣、有成就的老知识分子们在深受压力和改造的同时,感到有“出路”。清华工宣队所炮制出的这两条“经验”,尤其是后一条,在当时为其他高校工宣队所纷纷仿效。一时间,清华工宣队成为全国不同类型学校形形色色的工宣队中的“排头兵”。

  1969年5月至10月,清华工宣队先后组织了5批2821名清华教职工开赴江西南昌市南昌县鲤鱼洲,工宣队在那里开办了一所“清华大学试验农场”。该地区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由于水田劳动和防洪,教职员工染上血吸虫病当年确诊者就有747人,怀疑待查者达1111人,次年患者突破千人。以后多年,直至1997年,清华大学医疗保健部门还要对昔日的吸血虫病患者进行复查和不断的治疗。“在江西鲤鱼洲清华大学试验农场,劳动被当成对知识分子的惩罚。只有对工宣队表现得俯首贴耳才算改造好了,完全是一种奴化式的改造”(注:贺黎、杨健采写:《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告白)第6~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70年代初,工宣队主要利用“两个估计”的政策来对待广大知识分子及教师。“两个估计”出笼于1971年8月批发全国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所指:一是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教师队伍包括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据这种“两个估计”,工宣队始终对广大知识分子及教师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始终以主宰者的身份凌驾于广大知识分子及教师的头上。清华广大教师与这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进行了多方面的、长期的斗争。这一斗争不仅是广大教师与工宣队之间的对立,也是广大教师对整个文革的一种抵触。遭受歧视的广大教师把“两个估计”称之为工宣队强加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紧箍咒”,称之为文革压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政治大山”。“两个估计”是工宣队整治、迫害广大知识分子的一条大棒,它集中体现了包括工宣队在内的极“左”势力和极“左”思潮对广大知识分子的仇视甚至恐惧的心理。

  从进驻清华起至1976年10月,工宣队几乎是每逢较大的政治运动及政治斗争,就必须提起和强化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改造。从这一时期取代了原来清华校刊《新清华》而改为《清华战报》上面的许多文章中可以看出,工宣队与广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是何等的深刻、尖锐和难以化解。曾几何时,在工宣队看来,知识分子是不应该有什么好日子过的。一位工宣队头目在一次会议讲话中说:“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舒畅了,那么什么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后来,这一讲话发表时被改成了“广大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思想平静了,感到舒舒服服了,就要检查自己是不是走上了回头路了”(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载《清华战报》1973年11月8日第77期。),这赤裸裸地道出了工宣队乃至文革以广大知识分子为“敌”的心态。

  到了文革后期,清华工宣队也不是铁板一块。来自不同部门和单位甚至来自不同职业的工宣队某些成员由于已有的权力和利益不同而逐渐产生隔阂与分化。工宣队负责人柳一安、惠宪钧和吕方正对1973年就成为清华工宣队头号人物兼清华“第一把手”迟群的骄横跋扈作风和恶劣品质日益不满,他们遂决定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清华问题以及迟群这位“通天人物”的错误。他们联合在文革前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而文革时期是工宣队最早推出的所谓“被解放了的干部代表”刘冰(依然担任原职),经过多次修改、讨论,两次联名写信经邓小平转交毛泽东,力图把迟群从清华“搬掉”。由上述四人写信给毛泽东而引起的毛泽东错误地批评了邓小平及写信者,并最终带来了全国性的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不过,文革这场最后运动恰恰表明了文革已进入了穷途末路。然而,有一点必须指出,工宣队内部领导成员(当时也是清华领导成员)的分化和分裂是导致工宣队走向衰落直至文革濒于破产的一个值得切实注意和深入研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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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 一九九八年八月号第四十八期  据说,大跃进运动中名噪一时的河南省省长、后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信阳事件」批判会议上承认:「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1958 年风云一时的吴芝圃,曾提出「跃进的哲学」,是当时的「左王」;但大跃进失败以后至今天,他一直受到河南人民的唾骂。一  1957 年反右倾、水利化开河南大跃进先河  1957 年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然而, 8 月的省五次全会上,省长吴芝圃突然指……去看看

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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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

公民享有的权利包括基本人权、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基本人权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民事权利是某些没有公民权的人(如永久定居者)也同样享有的,公民特有的权利主要是政治权利。正是享有政治权利使一个人成为公民。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利主要是选举权,也实实在在的通过选举行为得到落实。公民不等于选民,但如果不是选民,便不可能是真正的公民。  美国是资格最老的现代民主国家之一,已经有数百年选举的历史,然而,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选举中,低投票率的问题(多年徘徊在50%左右的水平)、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得不到平等的代表、参与意……去看看

回儒恩怨

【作者介绍】陈奎德,1946年生于江苏南京市。1985年获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嗣后留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1988年1月,陈奎德应聘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并任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1989年起,历任美国波士顿学院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民主中国》杂志主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人文学部协调人,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兼执行主席。本文原载《民主中国》第27期(95年5月号)“中国回民与本土伊斯兰文化”专辑。本站转引自“国风”书院访客专栏。  自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出人意表地,在世界范围内突然涌现了三……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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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上海开埠160周年。上海这个城市,她的历史并不长,比较起西安、北京、南京来说是个年轻的城市。但如果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来说,上海却是最典型的一个城市。有一个说法,如果你要研究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要去西安;要研究五百年的历史,就去北京;而研究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就要来上海。  上海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全球化的背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海在2010年要举办世博会,走向世界,上海的历史文化传统里又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成为上海发展的重要渊源呢?上海这一轮的发展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国外有个评论家,把上海这一轮发展的经验归结……去看看

中国法理学界的“立法者与阐释者”

作者简介:喻中,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已经出版的个人学术作品主要有:《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为市场立法》《权力制约的中国语境》《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即将出版的个人著作还有:《论授权性规则--以"可以"一词为视角》《寻隐者说:一个法律人的手记》等等。  一、鲍曼关于"立法者与阐释者"的划分  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Bauman, Z.)在他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有一个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二元划分:现代的立法者与后现代的阐释者。在鲍曼看来,这种分类之所以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实在是因……去看看

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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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年终考核”制度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我国高校开始搞教师“年终考核”。相信原始想法是在教改的新形势下加强对教师管理,以“奖勤罚懒”。1990年代起,这套制度渐趋成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所谓教师工作的“量化”。相关文件称,“量化管理”所据的精神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稳定教学秩序,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文件还强调:“那是高校科学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必须加强领导……统一认识……学年结束前,院系要核算各个教师的工作量……存入教师业务档案,作为工作安排、……去看看

农村劳动力外出收入转移对家庭的微观效应:一个三重改善

(重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重庆400047)  摘要: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是农户为了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规避家庭经营风险而作出的理性选择,所以,利他的外出劳动力把一部分收入通过家庭内部重新分配的方式寄回或直接带回乡村,而这种外出收入的转移将有效改善家庭的福利、消费以及投资状况即产生三重微观效应:福利效应、消费效应以及投资效应。  关键词:外出收入;福利效应;消费效应;投资效应  传统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会对农户收入的增长、福利状况以及农业产出产生负面影响,形成比较严重的社会现象——“993861”部队(指只有老人、妇……去看看

公社制度终结后的浙北农村政治与经济

如果我们把70年代中期的公社看成是当时农村社会的存在方式,那么,改革开放就是对这种存在方式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它使农村由公社向村落传统复归,浙北农村发展就起始于对公社制度的否定。但是,复归是有限的,农村没有退回到传统的村落中;否定是局部的,公社的很多东西溶入到新的体制中,并给农村的发展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农村因而超越了传统的循环,现代化有了崭新的起点。一土地与农民  土地问题是农村社会中最重要、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构成农村社会的一对基本关系,它制约着其他各种关系,甚至影响着农民的情……去看看

解读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

在皮埃尔·布迪厄的众多作品中,《国家精英》可能是最为费解,最具矛盾性的,无疑这些原因给国外读者带来了许多困惑。它的矛盾性体现在:第一,它引用的实证材料的性质与范围全部源自法国本土,然而其分析的意图与所达到的深度却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第二,这是一部深深烙上了布迪厄社会学风格的作品,所有的问题全部被具体材料实证化、数据化了,但是一种强有力的理论框架又赋予了它鲜活的生命力,并使它置于本世纪末有关权力、文化和理性讨论的漩涡之中。  《国家精英》以《区隔》[1]为基础,并在诸多方面作了伸展。它旨在研究发达国家中社……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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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语言论题   所谓私有语言论题,指的是维特根斯坦关于不可能有私有语言的论证。这个论题在《哲学研究》里占有大量篇幅,集中的讨论从243节到315节。但其前其后的很多段落也与这一论题直接相关。   维特根斯坦是这样讲到私有语言的:"这种语言的语词指称只有讲话人能够知道的东西;指称他的直接的、私有的感觉。因此另一个人无法理解这种语言。"〔243节〕私有语言不是只被某一个人使用和理解的语言,而是只能被一个人使用和理解的语言。极难破解的密码、一个小种族的最后一个传人所说的语言,这些都不是私有语言。有人主张……去看看

满堂喝彩背后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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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通市乡镇政务公开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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