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户籍制度:城市的耻辱(下)

  2005-04-30

  ·保障

  户籍背后的东西比较麻烦,关键是户籍背后比如社会保障、上学、就业等压力较大,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与当地财政体制有高度相关性,具体到户籍本身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严重。

  □让劳动者平等就业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都阳

  ■本报记者陈宏伟实习生廖晖

  中国经济时报:你能不能确认,劳动力更自由的流动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

  都阳:这是可以肯定的。世界银行和我们所都做过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同。

  有个判断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20%-25%是由于劳动力自由流动而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所致。

  中国经济时报:反过来看,如果取消户籍制度,将会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都阳:这很难做定量研究。但美国一位经济学家曾提出过他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取消现行户籍制度,从而使劳动力充分自由地流动,每年将额外带动中国经济两到三个百分点的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应当说,户籍制度肯定不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惟一原因。那么,现行户籍制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呢?

  都阳:在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所有因素中,户籍制度是个主要因素。比如,在城市,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主要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这些人流向正规部门就非常困难。

  中国经济时报:就业机会也意味着相应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

  都阳:是的。按道理说,衡量一个人能不能获得就业机会的惟一标准,就是他有没有相应的能力,而不是其他制度性的因素。

  中国经济时报:户籍制度本身也许无所谓好坏,重要的是附着在户籍上的种种不公平待遇。

  都阳:这就是所谓的户籍识别功能,它的存在,对于推进整个福利体制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地区一体化都是障碍。也正因为如此,谈到有关改革思路时,我认为,不宜简单地取消户籍制度,而应当通过一系列配套工作,逐渐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东西。反过来说,如果识别功能本身不取消,即使取消户籍制度,也不过是换个别的什么称呼而已,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你具体的改革建议是什么?

  都阳: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二是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三是加强对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公共服务,四是缩小城乡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户籍制度就是逐步剥离其身份识别功能?

  都阳:可以这么理解。户籍制度是产生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基石。户籍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但到目前为止,其识别城乡身份的功能仍然存在,并且成为其他政策和制度安排的主要依据。在城乡之间发展差距仍然很大的情况下,由于城市地方政府可以根据现行的户籍制度明确划分城乡和区域,也就为它提供了保护本地人的基本凭证。从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衍生出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城乡分割体制。

  中国经济时报: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标准是什么?

  都阳:两个个人条件相同,但城乡身份不同的人,如果在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这两个方面可以获得相同的待遇,那么,就可以基本断定城乡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然而,根据我们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的研究,很多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型城市,在劳动力市场准入方面对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外来人口有很多限制。一些城市,现在仍然存在根据户籍制度决定工作岗位的现象。同时,外来人口的身份,也使得他们在工资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出现同工不同酬的情况。

  中国经济时报:这方面,北京这些年变化好像比较明显。

  都阳:至少在规定上,北京逐渐淡化、取消了就业歧视。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出台这方面法规,明确规定不得以户籍、性别、年龄等内容,歧视任何劳动者,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公平。

  中国经济时报:你觉得应当如何加强对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公共服务,或者说,作为一个体系,这些服务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都阳:主要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义务教育、劳动关系、权益维护等方面。由于城市的公共服务部门没有将农村劳动力正式纳入服务对象,因此,农村劳动力在以上几个方面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这也不利于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中国经济时报:也许有人会将这些看成是城市的负担。

  都阳:所以,缩小城乡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也很重要。虽然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城市居民享受了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主要的保障基础仍然是土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所能提供的保障水平已经非常有限。于是,城乡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也逐渐成为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制约因素。

  中国经济时报: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赖于大量的公共资源,因此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怕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都阳:可以采取城乡统筹、循序渐进的办法逐步实现。

  中国经济时报:切入点在哪里?

  都阳:应该从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起。从目前来看,已经具备在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的条件。国家多年来对农村地区投入大量的扶贫资金,扶贫开发在初期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随着农村贫困性质的演变,有必要将农村扶贫的财政投入转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可以在不增加财政负担的情况下,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中国经济时报:在城市工作的农村人,还是得纳入城市保障范围吧?

  都阳:农村劳动力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仅仅可以视作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就业保障。而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工作,应视为城市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也是城乡劳动力市场衔接的重要群体。由于这些劳动力是生产性较强的群体,将他们纳入失业和医疗保险的范围,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也会充实失业和医疗保险账户。

  都阳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

  □因为户口而改行

  ——一个会计专业大学毕业生的求职经历

  ■本报记者杨婷

  徐峰现在是一家通信公司的销售,游刃于各种客户之间,经常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匆忙而充实,他很享受这种感觉。“如果不是求职的挫折,也许我正在另一个方向前行,就错过了这种生活。”他对记者说。

  徐峰2002年毕业于某政法大学会计学院会计系,女朋友考上了北京某校的研究生,他于是到北京来求职。

  “我原本的想法是找一个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因为其它的工作我根本没有经验,想都没想。”徐峰说,“当时并不知道北京求职的状况,也许是过于高估自己的力量,也许是爱情的冲动,当时我对在北京的生活是充满了希望的。我准备花两个月时间找到一份让自己满意的工作。”

  徐峰拿着毕业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学校的各种奖章及实习单位的证明信心十足地来到北京。徐峰的第一次求职是应聘一家保险经纪公司。他对这次经历记忆犹新:他在人才招聘会上看到了一家保险经纪公司的招聘信息,对应聘者的主要要求是: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持有会计上岗证及会计师证书;熟悉国家及北京市各项财经税务法规政策。另外一条是:北京市户口。

  “当时人特别多,我看见这家公司的招聘台上已收了厚厚的一沓简历。我想如果我不给招聘的人留个印象,可能成功的机会不大。于是我挤到台前问一个招聘负责人我有会计从业资格证,还是名校毕业,有工作经验,能否谈谈?也许是我的那份自信打动了他,他让我到招聘台内去谈。我拿出我的简历还有一些证书,对方很感兴趣,他问了一些专业的东西,我也能侃侃而谈。而后他也讲了一些公司的情况,可以说,当时双方对彼此的情况都比较满意。

  最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的户口在哪?我就说在武汉。那个负责人显出比较惋惜的表情说:“我们要求有北京市户口‘,我很吃惊问他原因,他只回答’工作起来会减少麻烦‘,他所指的麻烦不外乎是安全性。这些我也能理解,但是还是希望他能考虑一下录用我。他说让我等通知。”

  “当时心里觉得蛮难受的,不仅仅是因为被录用的机率很小,还因为感觉到了一点被排斥的感觉,有点伤自尊吧。”徐峰说。

  让徐峰意外的是,过了几天那家保险经纪公司还真打电话给他了。徐峰满怀信心地去面试,面试他的是部门主管。“那主管对我的条件很满意,在聊的时候他问我现在住在哪,我就回答住在某校的招待所。他说没有固定住址吗?我就说工作安定下来就去租呗。他犹豫了一下又问:你能不能让你有本市户口的亲人或朋友给你作个担保?我在大脑里极快地搜索了一下,居然没有符合这样条件的朋友。但我还是回答,我可以去努力一下。”

  徐峰和女朋友赶紧在朋友圈子里找担保人,徐峰女朋友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在北京已落了户,他们借租房子的名义和这个亲戚联系上了。“那个亲戚住在郊区,交通很不方便。当时我们想,哪怕出点高价住在他房子里,让他作个担保也行啊。而且我们就住在他家,他心里也有个底。”

  但是让徐峰失望的是,这个亲戚并没有答应他作担保的要求。原因是:“做会计可不比其它行业,你如果拿着巨款跑了,你是外地人,跑哪去都成,公司找不到你,我得赔呢。”

  “在短时间内也没有其他人作担保,所以这件事就黄了。”徐峰说。

  第一次求职失败后,徐峰在找工作的时候,就专找招聘条件上没注明要“北京市户口”的公司投简历。但结果都一样,面试后再无下文。

  “很多一起来北京找工作的同学都打道回府了,不少是同系的同学。原因第一是被北京伤透了心,一纸户口令,就让我们踏不进京城,好象是无形的城墙一样。第二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学生能有多少钱在北京跑?手上的钱紧巴巴的,最多撑三个月。我还是条件好点的,我有个姐姐,能给我点支持。我早从女友学校的招待所搬出来了,住到学校附近的小区地下室和几个同学一起住着。我那时是五个月找不到工作了,如果不是我女朋友在北京,我肯定早回武汉了。我在学校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自尊心极强,我想我不能随便找个工作,不然真没脸对家里人说,但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和马路边上的民工没两样,甚至更差。”徐峰说。

  “走过这段时期我总结了当时的心理,觉得人在连续极度困窘的情况下,自信心会受到严重摧残,自尊、自信荡然无存,会出现自卑,懦弱,胆怯,恐慌,对社会失去信任感。我甚至对北京产生了恐慌,我对我女朋友说,如果不是你在这,我再也不想到这个地方来了。她当时就哭了。以后幸亏有个朋友帮忙。”

  徐峰在北京偶然联系上了一个朋友,那已是他到北京半年了。这个朋友介绍他一家公司应聘,这个公司的老板与这个朋友是好友,公司也正需要会计,听了他的情况以后,这个老板说“不是我不信任你,我不信任你也信任带你来的朋友,但是你也知道财会的重要性,掌握着公司的大量秘密,更主要的是全部资金从财会手上过。如果你一时糊涂,拿着钱跑了,或是把有关资料给了对手公司,我不就整个傻了吗?”最后这个老板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先让他在公司工作着,工资发正式员工的一半,等有好的机会再向他推荐。

  “事实上,这个老板给了我那个朋友个面子,让我先在那里混着。不过这个老板也仗义,真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这也是我接触IT行业的开始。当时我想,我他妈的不做会计了,我改行不行吗?我也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一直努力,现在做得还不错。比较来看,我还是喜欢现在的生活状态。”

  “我也打听了一些朋友,现在大多数单位不要求会计有北京市户口,但一部分单位还是要。也许是我当时的运气不好,碰到的尽是要求户口的。我觉得很疑惑,”徐峰对记者说,“可以说是疑惑,也可以说是不满,这是为什么?难道说,有北京市户口的人就比外地人值得信任?会计有了北京市户口,就能避免一些风险?我觉得公司如果真要出现会计卷款潜逃的现象,不是一个‘本市户口’所能避免的。”

  □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之变

  ■杨婷

  3月25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宣布《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废止。这部实施了近10年、对于外来人口存在诸多歧视的法律,终于退出历史舞台。此举被称为第四次户籍改革的开始,它意味着对外地来京人员在务工、就业、经商、房屋租赁、卫生防疫等方面的限制被取消,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与市民平等的待遇。

  《条例》的废止不仅会影响北京市劳动力市场,很可能带来一场全国性对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改革。

  在未废止之前,进京务工人员需要什么样的证件?需付出多少成本?

  首先外地人员进京务工,需要在来京之前持本人身份证和其他必要的外出证明,在本人户口所在地的劳动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外出登记,并领取可以证明获得外出就业权利的《外出人员流动就业登记卡》,然后由准备招用外来进京人员的用工单位凭借此卡,向北京市劳动保障部门办理《北京市外来人员就业证》。“证”、“卡”合在一起生效,才能成为在京就业的合法务工证件。

  进京后外地来京务工人员进京后凭“三证一卡”才能务工:《暂住证》、《北京市外来人员就业证》和15周岁至49周岁的外地进京务工妇女应办理的《婚育证》。“一卡”是《外出人员流动就业登记卡》。

  办理这些证件需要多少费用?一、要在户口所在省(市、区)办理流动人口证,每年缴纳管理服务费50元~80元。二、要申领暂住证,工本费每本5元。三、由雇用单位代办就业证,工本费每本5元,每年缴纳管理服务费180元。四、在工作所在地卫生部门办理健康证,每年需花费40元~50元。五、育龄妇女需花5元钱办理婚育证。六、如果所从事工种要求具有一定技术资格,外来工还必须接受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办证费为每证4元。以上证件办齐后,进京务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300元。

  进京务工者在办齐这些证件后,到北京了还面临着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因为政策限制无法进入某些行业或职业的问题,同时还要承受精神层面的歧视,这些无形的门槛更是增加了外来人员进京务工的难度。

  1995年是北京市政府对外来劳动力政策进入严格控制时期。当时国有企业实行劳动制度改革,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就业的双重压力,考虑到维护北京社会治安和缓解城市基础设施压力等因素,北京市政府一方面安排下岗员工再就业,一方面对进京务工人员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如限制单位录用劳动力数量,加强证件管理,强化工种和岗位限制,从而限制外来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1995年4月14日北京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严格加强对外来劳动力来京务工的限制。《条例》禁止外地劳动力进入的工种达100多个,涉及金融、保险、邮政、房地产、广告等行业。

  有资料显示:1998年,北京规定的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和工种有34个;1999年详细规定了北京市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共8个,职业共计4大类,12个中类,35个小类,103个细类。持有北京市户口的工人似乎可以对工作先进行“择优选用”,外来工从事的基本上都是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险、毒活儿,如垃圾清运工、尸体接运工、农艺工等体力型工种。纵观对外地务工人员管理条例,其核心点是:对本市户口与外地户口的区别管理。

  现在《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为什么废止呢?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周继东表示:《条例》的废止,更符合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和国家的政策保持了一致,适应了行政许可法,也更适合北京作为开放性城市的需要。有专家说“《条例》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变迁和所发挥功能的缺失是其废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条例》废止后政府如何管理外来进京人员?会不会拆了门槛而竖篱笆?有专家表示希望《条例》的废止能在全国引发“开篇效应”,改革不能走回头路。要适应经济发展剔除不合时宜的规定,而不是“废旧立新”来约束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应制定相适应的规定,以保证外来的劳动力在宪法、法律框架下,平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力。

  《条例》的废止给政府带来了新课题:在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如何控制人口规模?如何对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进行管理和引导?如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公正?

  《条例》的废止拆除了有形的门槛,从理论上让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市民同等待遇更近了一步,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如何使外来务工人员平等参与城市建设,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还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更完善的法律制度。

  □城市户籍与社保:“真空”对“真空”

  ■本报记者唐福勇实习记者耿幸华

  在《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片子中,美国绿卡对于移民生活的重要性已经诠释得毛发毕现,而在如今的中国,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所不同的只是没有国界的阻挡,取而代之的是区域界线或城乡界线。所不同的只是地域身份的不同,但不同的地域身份在社会保障方面或许给了流动的外来人口一片真空地带。

  事实上,在中国,人们对于社会保障有着千奇百怪的独特理解。对于农民来说,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就业,你有土地的保障;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你没有工作,还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但对于如今已经流动和转移出来的上亿外来人口而言,社会保障就象一个真空地带。或许因为你有固定的工作和单位,享受了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但这些保障制度在你真正遇到并要用时,一系列的麻烦与不平等的待遇便会展现出来。

  “真空”个案之一

  小董本身是个城市人,但自从三年前来到北京工作生活后,这个城市居民身份在北京就形同虚设了,到目前为止,他也没觉得自己与所谓的城市或农村外出人员或农民工有什么不同。尽管他享有着许多农民工没有得到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尽管他有着固定的工作、固定的住处、相对固定的收入,但他始终没法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自己不能是自己买的车法律上的主人;因为没有北京户口,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便远离而去,即使在银行住房信贷也享受着非北京市民的待遇;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考虑到未来子女在上学就业等各方面的不平等,至今仍单身一人。

  事实上,象小董这样的人群在北京有着上百万,他们的生活质量甚至在许多北京人的生活之上,但因为户籍的限制,小董的档案一直留在地方原单位,养老保险每年也是交在地方,北京的所在单位还建议他将医疗保险也在地方交,这让小董明显感觉到一种城市居民的边缘化甚至真空感。生活工作在北京,医疗保险如果真在地方交,哪天有个病痛灾害,还得千里迢迢叫家乡人来或者回到地方按不知道什么比例、规则去享受所谓的医疗保险。

  这就是当前中国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各自为政的“真空”地带。

  在这种状态下,户籍缺失下的城市社会保障在名义上与事实上是隔离的。这种各自真空的情形显然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延续下去。

  “小马拉大车”终会

  因车上东西太多而拉不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小马拉大车”,意思是户籍制度背负的东西太多,尤其是社保这一方面,“大车”上装着越来越沉重的外来人口的住房、保险、就业等保障体系,对许多人而言目前是一个真空,但对于运行的城市或国家来说,却重愈泰山。

  回顾“小马拉大车”的历史,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安排逐渐弱化,特别是一些生活必需品市场自由化及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开放,使得传统体制下限制人口流动的一些因素所起到的作用日益降低。一些大中城市纷纷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户籍制度改革尝试,虽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但在户籍改革方面石家庄、广州等城市已起步。

  在这方面,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却稍显迟缓,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与相应落后的体制脱节,户籍作为现时一种身份地域的象征随之成了矛盾和争论的焦点。

  有人说,户籍无形的表征给人们带来了身份上的歧视,有了本地人和外地人之称;也有人认为这种地域性的差别阻碍了劳动力的有效流动和社会治安的不便管理,市场经济要求资源(劳动力)由市场自行配置调节,旨在强调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管理人口的户籍制度与此要求相对滞后。在北京、上海,这一切似乎表现得更为激烈,错在户籍吗?至少在人们眼中是这样。然而越来越多的专家指出错不在户籍,户籍本身并没有问题,矛盾的焦点和解决主要是户籍背后的东西(社会保障、就业、上学等)。

  据统计,北京实际居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达到了1524.4万人。截至2004年12月初,全市共有户籍人口1159.5万人??每年外地来京入户约16万人。另外,据公安机关统计,目前全市暂住3日以上在公安机关办理暂住证登记手续的流动人口已达到364.9万人。如此庞大的人群,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长期居住在北京,实际与理论的脱离引发矛盾,户籍的争论推动了其在不断改革,但具体到社会保障,似乎问题更多一些。

  具体而言,与流动人口相关的社保主要是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住房保障。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而社会救助主要表现为面向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需要通过单位或个人缴费才能够获得资格。

  从养老保险看,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主要包括: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实现部分基金积累,探索基金保值增值办法;将基础养老金水平与职工参保缴费年限更紧密联系;统一、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缴费办法等。实际上,养老保险难以覆盖到流动人口,不仅是因为这些人口灵活就业的特点,也来自于当前现收现付体制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得缴费主体缺乏信心。

  在社会救助体系方面,在目前中国也仍是地区性的,对于城市低收入人口,包括新迁移人口一旦由于种种原因丧失获取收入的能力,其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却仅仅限于本地户口的当地人享有。

  住房方面,我国城市实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廉租住房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其中经济适用房政策在全国大面积铺开,从1998年到2003年,经济适用住房竣工面积已经达到达4.77亿平方米,虽然理论上经济适用住房的租售价格以保本微利为原则,并实行申请、审核和公示制度,强调公开透明,严格监督管理。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廉租房,其适用对象都是本城市、具有户籍的低收入人口。具体到北京,无北京户口的外地人均不能购买经济适用房。

  户籍突破有如蜀道难

  2002年至今,北京户籍改革之所以行进缓慢,专家们认为,一是因为从理论上讲,该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而现行的改革是由公安一个部门在做,二是户籍改革是城乡及城市间利益和资源的重新分配,也是部门之间的一次权力重组,配套改革须先行。相关的政策也要及时跟上,靠公安部门单方面的改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一视同仁,不分地区、不分户口性质,才能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只有各方面的配套措施跟上了,户籍制度改革才能取得实效。

  以北京为例,北京因其首都的特殊地位,吸引各方人才齐聚于此,与其他城市相比优势很多,但北京也难逃同为中国一个城市的定位,现实与制度的脱节在此愈演激烈,矛盾冲击演化成媒体一次又一次披露和人们的争论,但未曾触及深层制度改革及配套体系的不完善,只能让看似改革的改革缓慢进行。

  现行的户籍制度是中国短缺经济和计划经济作用的结果。短缺经济是一大原因,在短缺经济时期,中国走的是高就业、低工资、低福利的路,高就业是第一大前提,城市的钱就这么多,首先解决现有城市人口的问题,然后再考虑外来人口的问题。因而外来人口的社保真空是在所难免的,现在能做的就是直面户籍背后这些东西,一步一步地建立相应的配套体系,然后逐渐完善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因户籍带来的不公平和歧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阵痛。

  从政府目前的财力和各类社会保障的不同特点来看,政府直接筹资并提供给流动人口的,除廉租房和子女平等就学权利外,只能够依据各地情况制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在失业、医疗、养老金等需要缴费才有资格享有的社会保险安排上,则应该严格根据是否缴费来决定是否得到保障,政府所能做的是在解决“老人”问题的基础上,推动覆盖面扩大以及财政许可条件下的有限补贴。

  □从事保险业却没有安全感

  ■本报记者夏金彪

  “流动人口之家”网站在北京的外来人口中很有名,它是有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主办的。在网站开办之初,设置了主要针对北京东城区外来人口的答疑栏目,该网站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已经渐渐成为北京外来人口寻求相关政策的一个网上窗口。

  记者就是在这个网站上认识张月英(化名)的。

  “我们家两代人都生活在北京,目前,我公公、婆婆总算都已经落户北京,而我和我的老公还在为此奋斗,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主要的是为了4岁的孩子,”她谈到孩子有些黯然,20岁就从河南来京闯荡,10年的在京生活磨砺了她的性格,似乎已经习惯了各种挫折。

  从刚来北京时的电梯工做起,直到现在保险公司的业务主管,作为一个外地人,她承受了比一个北京人更多的艰辛,“我做保险有7年多,我们保险公司为别人提供安全保障,消除别人的后顾之忧,而我自己却没有安全感。”

  两代人为落户北京而奋斗

  现在我的一家人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因为我和我老公的户口都不在北京,这就意味着不可能买经济适用房,由于外地人,存在着住房贷款方面的困难,因而买商品房对我们来说,还不能承受。

  我的公公和婆婆都是重庆万州县人,也算青梅竹马吧。我公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来北京当兵,退伍后,军转工户口转入北京市,总算结束两地分居的日子,但婆婆的户口一直没能解决。婆婆只能在家做家庭妇女,那是他们还年轻,身体也很好,公公也有公费医疗,有个头痛脑热的,公公在单位拿点药也就对付了。当时也没想太多,但等到他们儿子的出生,在给孩子上户口的时候,才意识到,孩子的户籍只能随母亲,这样孩子的户籍只好又落在了原籍:重庆万州。

  说到这儿,张女士叹了一口气,“前几年实行了户籍政策改革,但对我的公公、婆婆来说太晚了。”前几年,户籍政策开始改革,孩子出生的户籍由原来的必须随母亲,改革为孩子户籍可以随母亲,也可以随父亲。“如果当时的政策允许孩子可以随父亲的户籍,那么公公、婆婆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丈夫,就可以是北京户口,这样我们的孩子出生后,也可以随他父亲的户籍,孩子的户籍也就落在了北京。”不过这只是张女士美好的假设,现实却难以改变。

  公公想让儿子走自己走过的路来改变儿子的命运。儿子也参了军,但是今非昔比,要进入北京的门槛越来越高,退伍后,他们的儿子户籍又退回到原籍:重庆万州。

  “我和他们的儿子是在北京认识的,后来成为我的丈夫,他现在在一家私营的厨柜公司做设计工作。”张女士告诉记者,“面对户籍制度,我们无能为力,只寄希望于多挣点钱。毕竟现在是市场经济,钱还是能解决如孩子上学的赞助费等一部分问题。”2002年,婆婆终于落户北京,根据户籍的有关政策,办理夫妻投靠入户的条件是:投靠人年满45周岁,且结婚时间满10年。婆婆满足了这些条件,可这时对他们一家人来说,婆婆的落户北京已经失去了太大的意义。

  从事保险业我却没有安全感

  虽然,婆婆有了北京户口,但年龄已经过了45岁,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也已经超过了办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障三险的年龄了。去年,婆婆得了妇科疾病,进行了子宫全切除手术,花了9千多元,全是自费,家里的一点存款也被用完了。“现在已经为婆婆办了住院和其他的一些保险,我还为老公、孩子也办了相关保险,每年大约要交两万多的保险金。”

  “我想花钱来买安全感,”张女士有点无可奈何地说,“我始终意识到我们是外乡人”。张女士20岁高中毕业来北京投奔亲戚,最早的时候做起了电梯工,后来又换过多个工作,期间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了大学本科课程。1998年时,赶上了保险。“当时保险很难做,人们也不知道什么是保险,北京本地人不愿意去做推销保险的业务员。”

  “我和我老公都没有三险,我自己的公司给我上了商业保险进行了一点优惠。”据张女士介绍,根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发的《关于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社会保险费征缴有关规定的通知》的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不管理职工档案为由,不参加社会保险,不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但其实,很多单位,特别是私企都很少缴纳。我和我老公的单位也没有给我们缴纳,“但我们也不敢提什么要求,毕业现在人多,工作难找,再说我们还算外地人,工作就更难找,一些工作明确规定,必须要北京户口。”

  张女士告诉记者,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北京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茁壮成长。“可是,我发现孩子一出生这种户籍的歧视就存在了。去年,北京出台了儿童住院互助金的相关政策,每位中小学生、婴幼儿每年只要交50元钱,每学年度最高可享受8万元的住院医疗保障,但必须要是北京的孩子。”由于不是北京户口,张女士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北京的小孩享受各种优惠条件,而自己的小孩被排除在外,“看来只能给孩子上商业保险,但孩子的商业保险特别贵。贵也要上,自己苦一点,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象其他的北京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

  □在自己的房子里“暂住”

  ■本报记者谢光飞实习生李肖璨

  暂住证剥夺房屋所有权

  安居才能乐业,外地人为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包括与本地人一样纳税,但他们在北京安家购房时却受到户口问题的困扰。虽然现在外地人可以凭身份证、暂住证购买商品房,不必再交纳千分之三的办理费,但购买经济适用房却是政策所不准许的。

  由于经济适用房被减免了多项税费并对开发利润实行严格控制,因此价格相对较低,北京市政策规定经济适用房只能面向具有北京市户口的低收入人群出售。然而,外地人还是能通过不同途径来购买经济适用房,很多人出钱,以一个自己信得过的、有北京户口的人名购买经济适用房,双方签订协议明确该房的所有人为这个外地人。

  北京市律师协会房地产与建筑工程专业委员会律师秦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外地人是通过朋友、亲戚买的经济适用房,房产证上写的是北京户口持有者的名字,这样有可能带来一些产权之争。他认为外地人不能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政策是一种地域歧视,外地人在北京工作,创造财富,交纳税费,与本地人承担了同样的义务,为何享受不到同样的权利?

  他说,在自己的房子里“暂住”的情况非常普遍,也很荒谬。从法律上来讲,所谓的暂住就意味着是房主的居住权随时会被剥夺,这样公民虽然拥有房屋的产权,但他们的居住权和财产权仍然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购房者的房屋所有权被暂住证给剥夺了。

  有恒产却难有恒心

  在报社工作的乔先生用朋友的户口在北京昌平区天通苑买了经济适用房。他告诉记者,与这个朋友虽为挚交,他还是不得不慎重行事。因为他身边有这样的例子:他的一个朋友用别人的身份证买了一套房子,开始相安无事,后来被借身份证的那个人同妻子离了婚,妻子有权分享一半的房产,麻烦事由此而来。碰到讲道理的事情还能协商公平解决,碰到不讲道理的或者双方反目成仇,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只能自认倒霉。

  现在,乔先生的房子仍然挂着朋友的名字,乔先生开玩笑地说,现在不能和朋友闹别扭,不然他一生气,房子就成他的了。乔先生的愿望就是赶快过户,使房子真正属于自己。

  在某家杂志社工作的周先生是重庆人,夫人是山东的,有个4岁的女儿。周先生在北京买的是商品房,但是有了房子并不意味着有了北京人的感觉,因为户口问题仍然解决不了。

  “我们现在是在自己家里暂住的外地人。”周先生说。“在北京,老婆、孩子、房子都有了,也算是一个幸福的家。但是没有北京户口,心里总是不踏实。我们还是在北京漂着!”无奈之中周先生表示,“北京这地方很怪,其他地方买房能不给解决户口吗?我买了房子,有了恒产,我也有恒心在北京待下去,每月交的个人所得税也超过普通的北京市民,为什么不能给我户口呢?”

  为了户口,周先生想了很多办法,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办理《工作居住证》上,“虽然我的条件符合办理这个证,但是还是很难,单位也没有开始办。不管怎么样,我要去试试,孩子上学问题迫在眉睫了。”夫妻俩把孩子送到小区的私立幼儿园上学,一个月要付一千多元,而在公立幼儿园,一个月也就几百元,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公办幼儿园不接收。

  工作居住证功能是否落实

  同为外地人的陈先生在北京崇文区广渠门有一套自己高价买的商品房,但是户口问题仍然给他带来了不便。

  陈先生1993年来到北京,辛苦干了六、七年后,事业稳定下来,2000年,在亚运村工作的他,以当时的财力,看中了天通苑的一套经济适用房,陈先生先用朋友的北京户口买了它,在购房后20天就办了过户手续,因为是借用朋友的户口,按揭购房比较麻烦,陈先生一次性付清了房款。

  2003年,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政策出台后,陈先生的单位在第一批办理的单位之列,给他办了工作居住证。按照政策,拥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居民可以享受北京市市民待遇。虽然有了被称为北京绿卡的工作居住证,但接下来的情况并不像陈先生想象得那样简单。

  2004年,陈先生准备把经济适用房买掉,再购买一套商品房。但当他拿着工作居住证来到售楼处时,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听说过这种证件。“那个售楼工作人员说,‘你给我这个没用,你有暂住证吗?把那个带过来。’我当时反复跟他解释这个证件比暂住证还有用,后来那个人说去问问这个证能不能买房。”陈先生对记者说,一些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也不知道有工作居住证这回事,反而要我来解释。

  工作居住证的效力同样在买车时打了折。陈先生在贷款买车时,销售商在贷款条件上不认同工作居住证的效力,他贷款买车的愿望被搁浅了。

  据了解,像陈先生一样拥有工作居住证的人都很关心它的功能是否能落到实处。陈先生对记者说??“有了工作居住证,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方便,但是,工作居住证应该实现当初出台政策时承诺的功能,要让更多的办事人员了解它,我们才能更方便。办理工作居住证时说是三年后转成北京市户口,我们是第一批办理工作居住证的,到现在快三年了,怎么还没有一点儿要转办户口的迹象?当时居住证出台的时候媒体还都报道了一下,但现在悄无声息了,一个政策要贯彻下去才好。”

  □关键是解决户籍背后的东西

  ——访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

  ■本报记者唐福勇实习记者耿幸华

  中国经济时报:从中国国情看,您觉得中国户籍制度与现在个人、家庭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紧密联系程度究竟有多大?

  莫荣:其实户籍背后的东西比较麻烦,关键是户籍背后比如社会保障、上学、就业等压力较大,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与当地财政体制有高度相关性,具体到户籍本身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严重。

  中国经济时报:您怎么看待当前体制状态下现存的个人、家庭和社会保障体系?

  莫荣:这一块儿批评的声音是比较厉害的,户籍是这样的,存在一种缺失状态,但实际情况更多的是当地的资源可能不够,涉及到上学问题即当地教育资源不够,是一个挑战。流动就业障碍相对较小,国家也在不断制定政策予以配合,从社保角度来看,可能问题就会多一些,比如当地的户口和将来流动以后户口的转移就存在问题,创业就必须要有当地户口,现在北京的一些工种还是没有对外地人开放。

  中国经济时报:进一步清晰的解释呢?

  莫荣:主要是当地现有的资金愿不愿意把所有的(保险)扩进来,愿意包括进去的话风险就有保障。就低保来说,主要是针对当地人,这里就有一个户口限制,没有户口就不管你。

  中国经济时报:这种不平等的状态所出现的矛盾在激化?

  莫荣:对。户口本身其实没什么问题,我们想要改革户籍,但改了以后呢?我们现在还没有系统的应对举措。打个比方,北京的低保金比较高,来北京没问题,创业什么都可以,但若纯粹享受低保,政府还没有好的配套设施。

  中国经济时报:事实上,这种门槛的存在其实已经很清晰了,据统计,北京400多万流动人口中大多数就是长期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这部分人的问题在哪呢?

  莫荣:“住”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给他一个户口解决不了住房,或者说给一个城市户口收回他的农村土地,很多人可能就不愿意,没有多少现实意义。要解决背后的东西,主要是农民来了之后能住下来,住下来第一个条件就是工作,工作现在相对来说障碍较小,有了工作之后第二就会要求享受公共服务,第三就是平等。现在的房价对农民工来说是不敢想象的,即使是知识工薪阶层也存在很多苦闷??因而,首要是解决住的问题。曾出现所谓的浙江村、新疆村等,后来演变成城市居民出售自己的旧房子,第三个路子就是政府有没有建造一些比较便宜的房子提供给他们,住的问题解决不了,没有人会愿意要一个城市户口。这一点在广东比较明显,打工仔不要城市户口而选择农村户口。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石家庄、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都可以放开户口限制,而北京、上海却不能或相对滞后呢?

  莫荣:这两个城市我们可以感觉到,它们在逐步放开。现在北京对一些比高学历、贡献的就可以进来,将来也会逐步低门槛。

  中国经济时报:其他城市放开之后事情看起来并无想象中那么复杂,北京上海放开之后会不会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呢?

  莫荣: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判断。对于一个公共资源比较多的城市,肯定也存在一个人口规模问题,即使在美国也有很多限制,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能不能住下。

  中国经济时报:也有很多人住下了,但还是不能享受到平等待遇。

  莫荣:大家都讲享受国民待遇,但具体到我国现状、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等,资源有限,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劳动力,只能说无法满足这种需求。

  中国经济时报: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五年或十年),许多人最终还是没有被接受而选择回去(原籍),您怎么看?

  莫荣:回去?回哪去?当地政府愿不愿接受?对农民工来说,呆不下去自然会回去,耕者有其田,用土地换户口,他们不一定能在城市生活下去。算这样一笔账,农民工工资1000元,要养活一家老小,一般的房子也要十几万吧,房子住下来对他们来说是不敢想象的,让他们失去土地取得户籍,呆不下再回去,回到哪去?对于有城市户口在各地之间流动的人群,这种城市之间差异如何转变是应该优先解决的,存在一个“平衡”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户籍制度未来改革需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莫荣:说白了是当前和长远的问题。当前的问题主要是失地农民的社保、收入问题。其实户口很简单,一换就行了,主要是户口背后这些东西如何来协调使之和谐、合理。其次就是长期在城市的知识分子、老板、农民工,倡导将户籍制度开放,让城市接受他们,让他们有归属感。

  长远问题就是解决户口背后的东西。由于当地资源设置没有考虑流动人口,应该考虑发动市场资源来协调这些不平衡。

  另外,户籍制度当前解决得是不尽人意的,主要是背后背负的东西太多,解决这个问题我最担心的是“住不下来”。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多长时间?

  莫荣:我希望很快(笑),虽然现实很严峻。

  ·团聚

  夫妻两地分居和小孩上学问题并不止中国有,其他国家同样有,但是横亘在人们面前的户籍制度却不折不扣地构成了“中国特色”,从农村娶媳妇到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户口,成了几十年来中国人最顽固的话题之一。

  □户籍制度何时摘掉“排外”帽子

  买房还要办暂住证

  ■本报记者王小霞

  “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租住着一套舒适的房子,但由于是‘外地人’,警察却经常在晚上敲门检查。”在一家时装公司工作的刘芳受不了租房住时被频频检查的现状,决定自己买套房。

  但是,“外地人在北京不能购买经济适用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相对很难,而且即使买了房仍然要办暂住证,只能‘暂住在自己的家里’。”在买房的过程中,刘芳更是难堪的发现,自己这个“外地人”要想象北京人一样正常的生活,一切竟然那么难!

  “借身份”买经济适用房

  4月26日,记者随同一个购房律师团前去回龙观小区调解一起因购买经济适用房而发生的纠纷。胡瑞老家在武汉,目前在北京一家网络公司工作,2003年借好朋友刘凯的北京户口购买了回龙观小区一套经济适用房。谁知事隔一年以后,刘凯以自己是户主为由要胡瑞把房子还给他。胡瑞认为房子是自己出资买的,装修也是自己装的,而且当初讲好了是“借北京户口”买房结婚,刘凯没理由要回房子。而刘凯眼看北京房价越涨越高,自己也要成家立业,并且户主是自己的名字,所以坚决要回房子。双方各有各的道理,就各自请了律师准备将对方诉上法庭。

  “这一切难道都因为我是个外地人。”在调解现场,胡瑞无奈地询问律师,为什么经济适用房不卖给在北京扎根的外地人呢?

  经过调查记者发现,类似的案件在京城房地产市场比比皆是。据报道,为了规避“外地人不得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规定,张女士借用同事刘某的“北京人”身份,购买了北京天通苑小区的一套住房。不料,刘某妻子以“未经其同意”为由出面争夺这套房子的所有权。最后,北京市一中院终审认定,规避法律的行为无效,该房产权归刘某夫妇所有。

  法院审理后认定,刘某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相关的房屋所有证书均为合法取得。虽然张女士主张购房款及相关费用全部由其支付,但不能改变房屋原始所有权性质。

  显然,即便外地人“借”到了户口,花钱买的房子仍然是别人的,没有任何法律保障。

  买房后仍“暂住北京”

  北京某房地产媒体的记者林力2003年在东边买了一套商品房,由于是外地户口,所以在买房的时候还要办理暂住证,但一想到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还是跑来跑去的办理了买房所需的各种手续。美滋滋住进新房刚刚一年,社区却要求林力去办理暂住证,理由是林力是外地人。

  接到通知后林力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而且还有不动产投资,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但也不至于还要办理暂住证。难道买了房后自己只是‘暂住北京’、‘暂住在自己的家’,这是什么道理啊?”

  据了解,目前北京的外来人口约为500万人以上,而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在2003年公布的数据表明,当时购买北京商品房的外地人已占四成以上,相信时至今日,这一比例应该会更高。“而在近一半的购房军团中,与林力一样,需要办理暂住证、需要为北京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却无法像北京人一样享受到应该享受的社会待遇。”一位法律工作者表示,暂住证在某种时候也在伤害着在北京奋斗的外地人。

  暂住证制度是否合理?

  买房定居了还要办理暂住证显然不合乎法理。北京市政协委员李慧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房屋所有权证是房屋所有权的合法证件,因而持有房屋所有权证的外地来京人员应依法享有长期居住权,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如果依法享有长期居住权,但又要凭着房屋所有权证去办暂住证,实际就是对房屋所有权人长期居住权的限制,就是剥夺房屋所有权人长期居住权的做法,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嫌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外地来京人员在北京买了房,那么房子所在地即其“经常居住地”就应被视作是“住所”,那他也就应当相应地获得住所所在地的户籍。因此,购买房屋后依然要办理暂住证,是与法律规定相悖之举。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兵在谈到户籍制度时感慨道:户口不应成为利益的凭证。暂住证制度,如果它的功能仅仅是一种登记制度,大家意见也不会太大。问题是在户口上附加了太多的利益,把它和就业、买房、福利等挂钩,比如小孩上学,北京户口一个待遇,暂住人口另一种待遇。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秦兵律师告诉记者,户口制度把中国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保护了地域歧视,这种制度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暂住证制度也有违反法律嫌疑,至少是不能满足《行政许可法》的规定。

  改革户籍制度刻不容缓

  “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何等滑稽而无奈的事实。这样一种暂住证与户籍制度,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地人来城市缴纳赋税,承担一切户籍人的义务,但却剥夺他们与缴纳赋税相对应的一切福利返还。

  “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合理的情况,与我们国家经济不平衡、财政体系不规范有非常大的关系。”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告诉记者,目前,中国的城市投资主要侧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这样的大城市,而一些真正需要发展的中小城市,甚至更小的城市没有或者很少得到政府财政投资和支持,造成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小城市人想挤进大城市来寻求发展。

  胡星斗认为,暂住证、户籍限制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改革不规范的财政投资体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国家把财政投资更多的投向大城市,致使小城市得到资金非常困难。现在,很多小城市都在流行“跑部前进”、人情关系。而如果国家财政投资能更多的照顾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得好了,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届时外地人愿不愿来北京或者上海还不一定。小城市消费低、交通不拥护、空气更新鲜,外地人为什么还要来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史柏年教授认为,一个理性的外地人进入北京,完全要考虑到他在北京有没有生活的手段,能不能找到工作。如果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一个理性的外地人则会选择离开北京。

  “一个好的财政体制,应该是扶弱的体制,而不是扶优的体制。”胡星斗说,城乡差距、二元制户籍制度、对外地人的歧视,这都说明我们的户籍制度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户籍改革:团聚天理所向

  ■本报记者傅旭明实习生唐彦也

  历史的切片

  “我们的丈夫是人,可我们是‘鬼’!”。上个世纪90年代末,来自河北农村的王美,在北京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1996年的大年三十,是王美终生难忘的日子。

  她与相恋多年的男友决定结婚了,小伙子是个在皇城根下长大的北京人。

  但还是这一天,王美成了这个国家的“黑户”。为了回北京办理结婚手续,王美把户口从老家村里迁了出来。她和丈夫的想法很简单:嫁给了北京人,还可能回老家生活吗?!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

  “北京这边说了,人嫁过来可以,户口过来不可以。”之后不久,王美的身份证也过期了,于是她就彻底“黑”了。

  王美孩子出生了,王美和丈夫抱着新生儿来到北京居住地的派出所上户口遭到拒绝,“孩子的爷爷奶奶在北京,孩子的爸爸妈妈也在北京,孩子以后也不可能回农村了,为什么不给他上户口?”

  对方告诉他们,为了保证北京稳定有序的发展,必须限制外来人口。

  因为这样一句话,成就了千千万万个“王美”。据有关部门保守估计,当年中国人户分离的城镇“黑户”居民达1.05亿人,其中仅北京市就有82万人。这些生活在城市的“黑户”中,相当一部分是嫁给城市男性的农村妇女,北京人给这个群体取了一个直白的名字:“外嫁京”。而且因为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以后,公安部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规定新生婴儿随母落户。这些“外嫁京”的下一代也将别无选择的“黑”下去。

  一缕匆匆掠过的阳光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志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户籍制度有了松动的迹象。

  当有人欣喜万分地前往户籍管理部门咨询时,却兜头迎来一盆冷水:“谁说的?报纸电视有权管户口吗?”。很多地方并没有按公安部的规定执行,中央的精神到了地方再次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从理论上讲,此时政策的变迁为孩子户口随父开辟了两条道路。

  一条是间接的,就是妻子调京。然而,这条路的门槛对普通人来说并不容易跨。因为目前解决调京人员只限于“北京市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和“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工作的人员”等“特殊人群”,附加条件诸如“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存档时间满1年的人员”、“具有硕士学位或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且存档时间满2年的人员”、“在京一方年满30岁、存档时间满5年、其配偶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且系北京市急需的人员”等等。

  达不到以上要求的,只能利用新生儿可以随父的新办法,直接把孩子户口挂在父亲户口上,但尽管公安部有规定,这种可能当时尚只存在于理论中。

  而北京市为解决“外嫁京”的户籍问题适时出台了“行之有效”的政策。该政策为:女方年满45周岁且是农业户口的,可以将户口迁入北京。粗略算一下:如果按女性正常婚育年龄为23周岁算,一位45周岁的“外嫁京”的子女年龄至少在20周岁———他(她)不仅已经失去了接受家庭、学校教育与就业的最佳时机,而且那时已是成年人的他(她)已经丧失了随母迁户的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漂在北京的人们为了下一代的将来,万般无奈下不得不八仙过海。有人通过各种关系把户口落在北京当地人家里,有人想办法请医院开证明说爱人病重,必须调京照料,更有绝的,花点钱到郊区找找关系,因为郊区死了人不需要马上销户,然后把自己的名字顶上。

  户籍一小步,中国一大步

  夫妻两地分居和小孩上学问题并不止中国有,其他国家同样有,但是横亘在人们面前的户籍制度却不折不扣地构成了“中国特色”,从农村娶媳妇到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户口,成了几十年来中国人最顽固的话题之一。

  然而,并不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40年不变如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终于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

  2003年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孙明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中指出,有的地方规定夫妻两地分居若干年后才能迁户口,这种做法确实不够人道,正在研究取消这样的限制,至少是除了特大城市,其他的中小城市能做到的就不要这样。

  他认为,夫妻分居的绝大部分人,事实上都已经生活在一起,不再是两地分居,取消了限制以后,也不会过多增加城市的负担。

  同时,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鲍遂献也承认,虽然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政策,但“这项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

  他表示,老百姓从出生到死亡一辈子与户籍打交道,但是我们国家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这个计划经济下是严格控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特别是向大城市流动。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是放开大城市的户口迁移的问题,下一步将逐步改革。

  从高层的言论中,可以感觉到户籍制度改革的坚冰到了逐渐消融的前夜。

  此后好消息不断传来,2003年8月,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宣布了新的新生儿申报户口政策,新生儿终于可以监护人自选户口随父随母,原户口随母,未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可以改随父在京入户……

  尽管,这项新政策还有诸如“被投靠人必须有合法的住房”等许多不合理的附加条件;尽管新政策出台不久,就传出“北京崇文区分局在办理未婚先孕所生的新生儿随户入户时要求做亲子鉴定”的新闻;但毕竟是前进了一步,新规定公布后不到半个月就有19名新生儿和未成年人领到了北京户口。

  没有人期望一夜之间改变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户籍制度,也没有人期望一夜之间就克服中国具体国情所带来的种种阻力,但这并不能成为延宕改革的借口,改革注定要发生,因为亲人团聚是人性天理。

  □亲人团聚不在国家权力范围

  ■肖雪慧

  我国大城市,尤其作为首都的北京对没有本地户口的人格外苛刻。北京通过户口管制树起的层层壁垒,带给外地人无穷无尽的麻烦和困扰。有亲历者自述,“没户口的人没有月票,如果存折丢了,虽然可以挂失,却必须由北京居民陪同并出示身份证,才能将里面的钱取出;没户口的人还不能买经济适用房;孩子户口更是个大问题,上学需要大笔赞助费。”凡此种种,是每个常住北京但入不了京户的人都会经历的。最荒唐的是,一些人即使已经在北京买了房,户口管制壁垒使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也还得办理暂住证。这一切怪现象,恐怕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所有这些怪现象都源自现行户籍制度既违宪又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两大要害问题。一是对居住和迁徙自由的限制。这种自由或者说权利,应是政府权力止步之处,在我国当代却成了政府权力涉足最深之处。

  二是贯穿着“人有差等”的等级原则。由户籍制度划出的等级差别不仅在城乡之间,还广泛存在于“京城”与其他城市、大城市与中等城市之间。

  对等级关系的强化,即使近年在放开户籍管制中仍然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继续着。北京入户条件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2001年,北京出台新政策,外地投资者连续3年每年纳税达80万元人民币,或近3年纳税总额达到300万元,可办理进京户口。另还有务工数量等引导性条件,比如城区私企安排本地工达到100人,或者本地工占总职工人数90%以上,符合条件者可给予办理私营企业法人代表、配偶及子女共计3个进京户口指标。该政策要求的高昂纳税额意味着外地人中只有富豪可以入户北京;而这位富豪要想家庭团聚而不受夫妻子女分离之苦,还得符合诸如解决北京人口就业人数达百人之类其他一揽子附加条件。

  说到家庭团聚,夫妻双方如果有一方户口在京,另一方要想来京,这位有幸拥有北京户口的人就不得不跟户口管制的等级原则遭遇上了:双方必须干部编制、在京一方必须中级以上职称。这些附加条件令大多数人不得不断了进京团聚的念头。如果有京户的是一位父亲,虽然有子女户口随父的政策,但要想接未成年子女来京,同样有附加条件使这一政策对大多数人来说有名无实,因为,这位有北京户口的父亲必须要能出示房产证,就是说,如果父亲靠租房住,未成年子女就无法获准到父亲身边,得到父亲照顾。

  附加在解决这两大基本人道问题上的所有这些条件,无一不体现着赤裸裸的和极端复杂的等级原则:吃皇粮的高于自己创业或就职于私企、外企的;吃皇粮者被纳入所谓干部编制的高于工人;已在干部编制的还得分个职称高下。而一个房产证附加条件则一下就排斥了许多不富裕的人。

  然而,夫妻共同生活也好,未成年孩子对父母的需要也罢,古往今来在任何社会体制下,哪怕等级最森严的制度下,都不分等级、贫富,是属于所有人的天然权利,根本不在国家权力范围之内。现时代,人权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各国儿童的权利更是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至今给这样一些天然权利设置障碍,而且所有发明出来使人最基本的人伦关系横遭阻碍的附加条件无不体现着和强化着“人有差等”的原则,不能不说是整个社会的耻辱。

  我不否认,每个城市对人口的容纳都是有限的。但是,解决之道不是设置种种限制,更不是按等级原则决定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取舍。这些做法只会酝酿出更深刻的社会问题。在世界上那些建立了健全市场经济秩序的国家,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对人口有充分的调节能力。这个事实为我国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不过,由于使我国城市如今深感压力的农村人口大批涌入,根子在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上的极端不平等,解决问题恐怕得先从这个源头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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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合部」应当是公安部门发明的一个辞汇,用来说明特定地方治安的复杂性和管理上的困难。在我眼中,它就是一个社会学的词语,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在这里遭遇,打了一场拉锯战。如果借用气象学的词语来表示,「城乡结合部」就像两种气团形成的锋面,那是一种既能带来梅雨,又使人感到闷郁的天气。  1993年,我来到C市的城堡工作。城堡刚刚挂牌,C市也刚刚撤县设市。在此之前,我在P市已经工作了一年多,见识了许多牛B哄哄的农民企业家、暴发户。他们不是那种朴实的、呆头呆脑的农民,从公社时期的不务正业的游民、偷渡客到……去看看

中国立法的非正式性及其政治功能

《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2期总(第77期)  在西方的政治传统中,立法始终是政治剧场中最尖刻、最有份量和挑战性的角色。而此种意义上的立法对中国社会几乎完全是异质的东西,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来的立法实践尤添了诸多混乱。所有企图模仿西方或另起炉灶的立法努力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当时统治者的各种烙印,并屈从于统治势力的权威之下。1949年之后西方的现代法治理念和制度在大陆遭到拒斥[1],同时依靠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和意识形态重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立法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习用的表达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去看看

反思当前中国“民本主义”的扩张

“民本主义”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为先贤学理上的经典概括;郑燮(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是士大夫民本情怀的代表佳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则是民众对仁政廉吏的渴求。凡此种种,表明中国“民本主义”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均十分丰厚。   大行其道的“民本主义”  自清末以来,“民本主义”受到西方民主主义的冲刷,“民本”的话语体系逐步为“民主”的话语体系所取代。在中共历史上,共产党人似乎从未明确拒斥过“民本主义”。毛泽东时代的“全心全意为……去看看

近代以来的中国宪政思想

题 目:近代以来的中国宪政思想  主讲人:王人博 教授  主持人:齐海滨 教授  组织:近代法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齐海滨教授:  大家晚上好,我们的讲座现在开始。开始之前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在座的肯定有很多非法律专业的同学——就是不是法学院的,非法学专业的同学能不能请举一下手我看一下?这么多啊,我不能说几乎都是,但绝大多数是,谢谢你们!这让我太吃惊了,(对王老师)王老师你今天可是责任重大呀!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人王人博教授。  王老师是山东莱西人,是1958年生,刚刚过知天命之年。1979年进入西南……去看看

中部复兴:中国第五增长极

   2009/10/01
2003年党中央提出了振兴东北,构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的发展战略,以中央政府的决心和东北地区良好的发展条件,东北腾飞应指日可待。同时,大家都在思考,东北起飞后,下一个开发重点在哪里?第五增长极什么时候启动?要解决什么问题?从哪里着手?我们认为,下一个开发重点或者说第五增长极,应该是以中部为主体的农业主产区,重点是解决农民问题。如果说第四增长极是为了解决老工业基地和下岗职工的问题,那么第五增长极就是为了解决传统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三农”问题)。我们在此粗浅地提出第五增长极的理论问题和基本思路,抛砖引玉,供各位参考……去看看

缺钙的“大专辩论”

“大专辩论”已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在校内,班有班的辩论,系有系的辩论,校有校的辩论;在校外,有一个或数个省的辩论,还有全国性的辩论乃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国际大专辩论。以至于连一向视时间为金钱的电视传媒也不惜拿出大量的时段来播放辩论的实况。真可谓神州处处闻辩声了。  “大专辩论”应该表现的是大学生们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思考,是对社会、民众前途、命运的关注。但今日的“大专辩论”据理力争的却是“先成家后立业”还是“先立业后成家”、是“成功的影视作品是否应该拍续集”、是“足球比赛引进电脑裁判利大于弊”或……去看看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内容提要】 作者提出3 个观点:第一,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可能的,因为社会科学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第二,中国学派有着可以汲取营养的三大思想渊源: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的实践;近现代革命思想和实践;改革开放思想和实践。第三,中国学派产生不仅可能,而且必然。150 多年来,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最大问题是认同困境。现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重大的社会转型、深刻的观念变化使我们第一次开始比较成功地解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围绕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根本性辩论……去看看

批判者的异同:考克斯与后现代主义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期【内容提要】 考克斯与后现代理论都属于批判理论,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挑战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反对其给定的概念,追求人类解放。双方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考克斯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并在这一基础上寻求世界秩序的重构;而后现代理论的基础是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所依据的语言哲学,后现代理论反对任何重构的努力,认为任何重构的努力只会带来新专制与新束缚。【关键词】 考克斯;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在众多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西……去看看

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之路

[内容提要]  科学逻辑作为一门思维科学,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必然起着重大的作用。然而,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却极少受到人们的重视,以致在历史及现实中产生了种种悲剧。本文就科学逻辑在行政决策中的应用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关键词]  行政决策 科学逻辑 程序化[正文]一、问题的引入  迄今为止,每每谈到科学逻辑的应用问题,人们往往只是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如果综观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该早于自然科学。自从人类社会形成起,人们就开始了对社会的研究,社会科学就应运而生了;而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则诞生于近代工……去看看

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的教育政策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5期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教育,如果根据有关部门公布的除教育投入之外的统计数据,可以说得上是处于快速发展之中。然而90年代也是我国教育领域问题暴露最尖锐时期。由于一国教育的成败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既深且广、至关紧要,在回顾这十年的教育时,我以为与其陶醉于真实性大可怀疑的统计数据,不如认真总结问题,正视被教育发展的表象所掩盖的危机,以便寻求对策。  90年代教育暴露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例如,高考制度、应试教育、院校兼并中刮起的浮夸风……但最严重的是相互关联和影响的三大问题:教育……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