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吐露港畔的

我听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是在八十年代初,那时它的名称还是叫“大学服务中心”,当时国门初开,有关海外中国研究的讯息开始传入内地的高校,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海外赠阅交换的书刊中,我第一次知道,在香港有一个叫“大学服务中心”的研究机构,据说那是冷战时期美国为收集大陆资讯在六十年代初创办的,这时虽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但那些资料在介绍这个“中心”时,还留有一些神秘感。

1993年,我对“大学服务中心”的印象开始具体生动起来,这和我的一个外国学生有关。我在南京大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学生李比特(Pierre F. landry)是法属留尼汪人,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师从美国著名中国学家李侃如。当时他由我指导作“建国后江苏省干部的结构和来源”的研究,他多次和我谈起“大学服务中心”,为了完成这个题目,他去了香港中文大学许多次,在那儿的“大学服务中心”收集资料, 特别是地方志资料,于是我知道“大学服务中心”已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李比特只要说起“大学服务中心”,都会向我提到,他在 那里得到一个叫Jean的学者的很大的帮助,他建议我以后如有机会去“大学服务中心”,也应认识Jean。

1998年秋,我第一次应邀来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也是第一次来到“大学服务中心”。“中心”所在的中文大学中央区的田家炳楼,依山傍海,下方就是风景秀丽的吐露港,我发现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神秘色彩,就是一个收藏丰富,服务周到的资料收藏及学术交流机构。在这里,我认识了关信基教授,熊景明(她就是Jean)、还认识了郭小姐、Karen、Petty、阿梅等 “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这以后,只要我去香港或途径香港,我都要来“中心”,无因它由,就是“中心”使我难忘,不仅在于它的丰富的收藏,更因为这里的人——他们的热情,周到,细心,使得来访的学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一块令学人流连忘返,真正属于学者的“学术家园”。

“中心”的来访学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中心”,我又几次见到我过去的学生李比特,他现在已改名叫 “李磊”,已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了。和过去一样,李磊还是每年来“中心”,为他的新的研究查找资料。九十年代以来,“中心”加强了和内地学者和研究机构的联系,几年前,“大学服务中心”也正式改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中心”的负责人关教授、熊老师,以真诚、友善、热情的态度对待造访的每一个学者,不管是学界享有盛誉的名人,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后学,“中心”选择来访学者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她)的研究是否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他(她)的研究是否有真知灼见,而绝非以头衔和“名头”见人、待人。

以后我知道,关信基教授和Jean一直有一个想法,这就是“中心”要尽量为那些在内地边远地区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正因为有了这个想法,我在“中心”见到了做“青海省贫困地区能源替代研究”的朱华女士,她是她所在的青海省贫困地区研究中心第一个有机会来香港做学术交流的学者;我也看到专门研究农村女童问题,来自安徽省淮北煤炭学院的青年女教师小赵,显然,如果没有“中心”的支持,她们都难有机会前来香港中大研究。因为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这种现象:国外、海外的学术机构一般只会把目光投注到少数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和研究单位以及知名学者的身上,唯有关教授和Jean别具眼光,“中心”把关心和支持投向内陆,把机会慷慨提供给那些卓有成就,或具有研究潜力而资源又比较缺乏的内陆中青年学者。

“中心”的重要意义在于给来访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开放多元的交流平台,在午餐讨论会上,来自相同学科和不同学科的学者聚集一堂,共同分享交流学术研究的成果。只要能抽出时间,关信基教授都会主持讨论会,他的谦和、善良和对学术的尊重使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倍感亲切。有时Jean又会根据报告者的题目,邀请在该领域有研究的来访的学者做讨论会的主持人,沈志华和我都曾忝例主持人之位。中大的许多教授也经常来参加讨论会,香港其它大学的中外学者也会从不同的地方赶来参加讨论会,在会场,我也每次都看到来自内地大学,现在香港中大攻读博士生们。虽然与会者有时也会就某个问题发生颇为激烈的争论,但在关教授和Jean的智慧幽默的话语中,争论者都会“化干戈为玉帛”,因为大家都知道,发展学术的唯一途径就在于兼容并蓄。

在“中心”,讨论和交流并不限于午餐讨论会,Jean是“中心”讨论的灵魂,当新来访的学者到达“中心”后,她会把客人介绍给已在“中心”的研究同行,在她的影响下,“中心”的来访学者们都会打破学科界限,自然而然的讨论起各种学术问题,先来者也会自觉给新来者各种帮助。小葛——来自华南师大的葛新斌就曾担任过2003年春季来访学人的“班长”,他除了热情为大家服务,没有任何“特权”,每晚小葛都率领我们一行11人沿着雅礼宾馆去山下的大道,散步到吐露港的海边,我们听沈志华聊朝鲜战争,朱华谈青海农村情况, “邱县长”(江西师大的邱新友曾挂职江西某县副县长)说乡民自治,王志筌(河南前《法制世界》副主编,大学毕业后主动去西藏工作八年)说西藏和河南卢氏县那个腐败的杜二旦书记。。。。。。我们每晚天南海北的神聊虽无主题,但每个人都真切的关心着国家的发展,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对社会进步多少有一点帮助,也都由衷的感谢“中心”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好的交流和彼此学习的机会,让我们相聚在“中心”这个如此美妙的“学术共同体”。
“中心”创造的不仅是一种尊重学术的气氛,它更是一块提升人的心灵的人文净土。两年前的春天,SARS肆虐香江,最严重时中文大学宣布停课,诺大的校园一片冷清,在关教授和Jean的带领下,“中心”照常运转,一切如常,来访的学者们依然沉静地在做着研究。就在这样的日子里, 一个周末,Jean在“中心”安排了一次诗歌朗诵会,细心的她特别采拮了校园里几支怒放的野花摆放在桌上,在那天来参加朗诵会的人中,不仅有所有“中心”的访问学者,还有香港乐施会的朋友,诗人郑单衣和他的美国太太(也是诗人),刘淳,小何等一些中大的博士生也都来了。在王志筌朗读了他诗选中的一篇“哀农夫”(他也是诗人,出过一本诗集)后,每一个参加者都朗诵了自己喜爱的诗歌,最后,Jean带着大家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在人们精神低迷的日子里,《满江红》激昂的旋律激励起人们的信心和希望。

“中心”对人的关心和关怀体现在一切方面。当你来到“中心”,你不需为没有港币吃饭而担忧,Jean早已想到,她会事先做好一切财务申请事宜,访客到的当天,阿梅就会带你去校财务处领取生活费的支票并陪你去银行兑换成现金,她也会把涮洗干净的口杯送到你的研究室;有一次我在使用校园快照时出了麻烦,那机器吃下钱但不吐照片,我无意中和秘书郭小姐说起此事,没想到郭小姐很快和快照公司取得联系,一周后我就收到了快照公司寄来的退还25元港币的支票;而Petty和Karen在任何时候都是那么亲切友善,她们永远会不厌其烦的教我如何使用那台“高精尖”的复印机。在Jean的影响下,“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那么敬业,在他们的身上真正体现了“服务”的精神,而这一切又都是如此自然。

 由Jean组织的 “中心”每周六的郊游活动也给来访者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关教授特地买了一辆大的越野面包车做为私用车,为的是为多载一些学者去郊游;每次都来参加讨论会的萧今教授,也是开一辆面包车,多次专门来雅礼宾馆来接我和其他学者。有一次我不慎扭伤了脚,伤不重还能走,于是Jean就安排当日的活动不去爬山而是去看海,那天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其中有来自武汉,现已六十多岁的胡伯威先生,也有来自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年轻的董瑾,大伙儿三三两两,坐在海边听沈志华讲朝鲜停战问题,那种亲切随意而又充满人与人友善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几年,“中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心”把关注的目光更多集中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基层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研究,去年十月,“中心”主办了内地部分县乡长和“三农”问题研究者的对话。“中心”还有新的举措,这就是为年轻的研究生提供交流和互相切磋的便利,今年年初,来自内地,香港,台湾,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十一国和地区的66个博士生,在“中心”主办的的“当代中国研讨班”上交流论文,分享看法,听说“中心”以后每年都将会举办这样的讨论班。

“中心”使人温暖,使人留恋,我每次再来到“中心”,总能不期遇的和一些来访的老朋友见面,去年初,我在那儿见到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那次我停留时间较短,不能赶上已排好日期的张鸣的报告,请求Jean开一个特例,让张鸣先讲一次,Jean征求他的意见,张鸣慷慨允诺,我这就和大家一起,愉快的分享了他的有关“义和团和民族主义”的新见解。

一拨学者回去了,另一拨学者又来了,把他们连结在一起是对学术的追求,也是“中国”和学者对自己国家的爱和责任,这就是“中心”—一个新思想、新学术、新人生态度的孵化器,正是在这里,我感受到一种新的学术和生活的方式,这是远古“Academic”的声音在现实世界的回响,未曾料想,在红尘万丈,物欲功利横流的当下,在关教授和Jean的辛勤耕耘下,在“中心”,我竟然能找到那种只有在典籍中才能体会的“学术家园”的感觉!

能不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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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批评理论》第1期主编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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