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

——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原载《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

  一、引言

  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GDP总量翻两番的目标,中国经济需要在未来20年内,必须保持每年平均以7.2%的速度增长。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保持了连续40多年的高速增长,可谓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实现这个奇迹是有可能性的。例如,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香港等亚太国家和地区,自从步入高速经济增长快车道之后,一直保持了40年以上的快速增长。1960-2000年,韩国实现了7.9%的年平均GDP增长速度,香港实现了7.8%,新加坡实现了8.7%,泰国和马来西亚分别为7.1%和7.1%(见表1)。如果没有1998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打击,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增长速度可能更高。

  不过,日本经济增长经验提供了另外一个案例。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日本保持了25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起飞。此后,日本经济在80年代进入了泡沫经济时期,在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低迷增长时期。1960-2000年,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3%.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在1.5%左右。

  那么,究竟什么因素有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又有什么因素可能导致这种增长可持续性的丧失呢?除了国际环境、社会安定、体制效率等必要的宏观条件,以及诸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实质进步、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助于形成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Bloom et al.,2002)之外,人口发展因素也是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特别表现在年龄结构上面。

  例如,早期的日本和上述实现了高速、持续增长的东亚经济创造的所谓东亚奇迹,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赶超发达国家的成功事例。而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即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Bloometal.,1997;Williamson,1997)。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渠道来对经济增长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

  从劳动供给角度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与总人口增长在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存在着一定差异。在人口经济负担上升阶段(即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一般小于总人口增长。在人口经济负担处于下降阶段(即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一般大于总人口增长。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了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由于劳动分工能够带来规模效应,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将减弱了分工效应,总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随之下降。即使假定劳动力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供给数量相对减少也意味着总产出同比例下降。

  人口结构变化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条渠道(Kelly ,1973)。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了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应了代际更替关系。从个人生命周期来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

  从公共投资角度看,如果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则大幅度上升,减少了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随之下降。Peterson(1999)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1)医疗成本以惊人速度上升。由于老年人需要更多医疗保健,这将给年青一代带来庞大的医疗费用负担或者导致巨大的政府财政赤字。

  (2)不断扩大的养老费用支出,同样导致高额的保险费用或财政赤字。(3)不断上升的老年抚养比,导致经济不断恶化。(4)劳动力严重短缺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5)储蓄率下降(更少的年轻人储蓄,更多的老年人消耗他们的储蓄),导致投资减少。(6)从事工作的热情减少,或者改革阻力大导致经济缺乏活力。Feldstein (1995)利用跨国时间序列资料分析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减少了私人储蓄将近60%左右。

  人口转变通过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有些观点认为,人口老化降低了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速度,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诱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削弱了技术进步和灵活劳动力市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另外一些观点认为,劳动供给短缺将激励改进要素利用的技术创新,从而加速技术进步。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之上,认为经济政策选择将影响技术进步。与此相类似的观点是,人口老龄化将诱发重视物质资本投资向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转变,从而潜在地促进了生产率提高。从人口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来看,它确实对长期增长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欧盟和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率影响大约在0.5个百分点,对美国未来经济增长大约在0.25个百分点(Pench ,2000)。

  但是,人口转变只是一定阶段的人口过程,因此,它所带来的增长贡献也不是永久性的。

  例如,日本是人口转变完成最早,也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发达国家,一些研究认为,人口老化及其养老体制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增长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Hewitt,2003)。从表1可以看出,日本的抚养比最低,但随着人口老化,日本的抚养比呈现上升趋势。香港和新加坡的抚养比变化趋势与日本相似。中国的抚养比虽然略高于韩国,与泰国基本接近,但是,抚养比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不是很大。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标志着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一方面,迅速发生和较早来临的人口转变,导致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向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阶段的转变也较快发生,并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蔡昉,2004)。另一方面,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也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预计仅在本世纪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最低点为2013年的38.8%,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很可能未富先老(Jackson et al.,2004)。

  本文旨在实现三个目标:一是划定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红利”与“人口负担”的转折点,为分析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基础;二是分析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三是未来20年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变化以及相应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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