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或文革小组)是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成立的特殊机构。从1966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到中共九大后逐步消亡,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权力。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成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代表。本文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沿革、运作方式及其存废原因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一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为解决与中央一线领导的矛盾采取非常措施的结果,也是意识形态领域“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设想。

  1.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分歧的产物。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后,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央一线领导与毛泽东存在不同看法,由此不断加剧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及与他们的分歧。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八届十中全会,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一些中央部门及其领导人受到批判。1964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两个独立王国”。在起草《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开始表面化。到1966年,毛泽东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在中央其他常委中,周恩来、陈云因为对经济形势的不同看法受到批评,陈云不再参与中央重大决策,朱德年事已高,唯有林彪不遗余力地鼓吹个人崇拜。在中央书记处里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或反党集团的成员;国家计委成了“独立王国”,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等成为“阎王殿”。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①就像他1970年会见斯诺时所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②为了改变与中央一线领导意见分歧中的不利局面,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毛泽东决定设立中央文革小组这样一个组织。

  2.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非程序性控制中央权力的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党内大部分人尤其是上层领导“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很难通过开会讨论或沟通协调等正常程序加以解决。在毛泽东看来,为了夺取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③。于是,毛泽东采取激烈的非正常程序,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的威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这个“独立王国”。

  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规定,各级文革小组应由群众选举产生。但设立中央文革小组这样事关党的领导体制变动的大事情,毛泽东事先没有征求其他领导人意见,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而成员的确认,不是他个人决定,就是作为组长的陈伯达从这些人与毛泽东的关系、思想认识是否一致等方面来考虑的,或是江青直接插手的结果。这既反映了当时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也表现出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不信任。

  3.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要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说:“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但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④从60年代初起,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界的不满逐渐发展。1963年至1965年间,根据他的批示,在文艺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批判,并逐渐扩大到学术界。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试图控制这种紧张的局面,但1965年11月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掀起更大范围的批判浪潮。对于该文,中央书记处采取审慎态度,北京各大报刊在十多天后才加以转载。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由此错误地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为了对文化批判进行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64年7月便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等人组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针对日益升级的文化批判,1966年2月,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会后整理的“二月提纲”,试图把文化领域的争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但是,“二月提纲”的指导思想和其中许多提法,与毛泽东的想法不符。根据提纲精神,中宣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并指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⑤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⑥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彻底解决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问题。他原本希望通过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然而五人小组不仅没有贯彻他的思想,却成为他进行文化革命的障碍。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本来想对学术批判加以引导,但由于与毛泽东的设想有所背离,反而加剧了毛泽东对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的不满。因此,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提出修改意见后,报送在杭州的毛泽东。这就是“五一六通知”初稿。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常委扩大会,初步通过通知稿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时,毛泽东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央文件起草小组⑦,名义是给常委扩大会准备文件,实际上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通知稿进行修改,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而在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央通知稿中再次强调“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思想。

  4.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是“左”倾思想严重发展的结果。在五六十年代反对党内所谓右倾倾向斗争中,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不断发展。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论战,使已经产生的“左”倾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增加了反修防修的紧迫感。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当时党内许多人并不理解。毛泽东需要借助一种力量,证明这场“革命”的必要性。而这种力量必须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能够听从毛泽东的指挥,再也不能搞成“独立王国”;其次,熟悉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能够舞文弄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开局面;再次,能够认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跟上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最后,要具有很大的能量,敢于同党内老干部“作斗争”,而其他中央领导要么支持,要么无力反对。在与苏共公开论战中,陈伯达、康生及其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凭借其对党内政策的阐释和撰写批判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其中一些年轻的“理论家”,如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崭露头角。而由于“左”倾批判文章受到压制,他们对中央一线领导也十分不满,认为这是“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⑧加上他们在毛泽东等领导人身边时间较长,善于察言观色。由于以上原因,在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时,这些人就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并被赋予“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向所谓“旧”文化部门开战。

  二

  1966年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除了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决定停止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外,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不久,除了毛泽东和林彪,其他人都无权过问它的工作。在运动初期,党中央的职能机关几乎全被撤销,毛泽东就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驾驭全局。它的设置,初步完成“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准备,严重打乱了中央正常的领导秩序。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又影响了文革小组的命运。与此发展进程相联系,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为中央文革小组初创阶段,它充当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参谋秘书机构。

  说初创,是因为:第一,小组成立伊始,没有人特别重视。在中央文革小组许多成员观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参谋秘书班子,甚至是归刘少奇、邓小平领导。因此,它没有办公机构,反映情况靠《光明日报》的内部简报。第二,小组成立之初,对怎样开展运动没有提出措施。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指导运动发展,各中央机构还在发挥一定程度作用。但到6月下旬,江青从上海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文革小组要积极活动,支持“造反派”,直接去看大字报,不要让原来的机构控制运动。这样,陈伯达、康生等才比较重视小组的工作。

  作为参谋秘书机构,中央文革小组一方面向毛泽东反映文化教育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方面负责重要文件、报刊社论的起草,并支持造反派斗争大批老干部。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它与中央一线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在它的挑动下,学生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增多。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连续几天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工作组问题。康生、陈伯达都提出不派或撤出工作组,但被中央一线领导否决。陈伯达报告了在上海的江青,江青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7月中旬,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由于对小组的现状不满意,就开始抓小组建设。她首先抓了机构建设,成立办公室。她还找人和总政商量,调100名团以上政工干部筹办《快报》。这就是文革记者站的前身。这些人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记者的名义,到各地了解情况,向毛泽东和常委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其次,江青还抓了制度建设,建立小组全体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这时刘少奇主持的怀仁堂会议只是讨论一般性问题,实质性问题都逐渐由中央文革小组解决。

  此时的中央文革小组还只是“文化大革命”的执行机构,组织很不健全,地位也不稳定,它在运动中的一些极端做法时常遭到中央一线领导乃至社会各界的抵制。而“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展,又难以令毛泽东满意。问题的关键是中央一线领导还在发挥作用,毛泽东决心对“文化大革命”再作发动,并赋予中央文革更大的权力。

  第二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底,党的各级组织(野战军中的除外)相继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

  7月18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他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后,指出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在他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领导运动的方法问题,而且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他提出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名义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参加起草。

  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展的转折点,这表现在:第一,小组成员列席会议并分别参加各组活动,还得到毛泽东、林彪的高度赞扬。毛泽东称赞: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而他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指责中央一线领导。林彪接见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你们作战斗员,进行全国的大战斗,任务很大。”第二,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还规定各级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⑩。第三,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一线领导逐渐“靠边站”,而林彪、中央文革一些人则扶摇直上。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而林彪列为第二名,并成为唯一的副主席。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一跃而为政治局常委。全会不久,江青成为中央文革代理组长,列入中央领导人的行列。这些措施不仅从组织上保证“文化大革命”决定的执行,而且大大加强了文革小组的权力。全会闭幕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相继遭到诬陷和迫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很大部分权力,逐渐被文革小组掌握,原来由刘、邓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集体不复存在。由于职能的扩大和地位的上升,文革小组从有关单位调来一些人充实机构。在小组内部,江青一人当家,作为组长的陈伯达要听命于她。

  这次全会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渐成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而这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的。首先,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几乎全被冲垮,党的基层组织停止活动。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主要通过中央几个领导人以及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讲话和中央文件、报刊社论的精神来体现。其次,11月,中央发出《工业十条》和《农村十条》,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部署,把运动扩展到工厂和农村,文革小组的权力随之延伸到基层。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更加倚重文革小组。1966年国庆节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谈话,指出“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的。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参加者都是文革小组的成员。毛泽东讲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想法,并和大家举杯同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1)。凡此种种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力量。

  中央文革小组不断煽动夺权带来各级党组织停止活动的混乱局面,导致社会上出现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潮流。1966年12月份,在北京大中学校出现猛烈抨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标语,提出“踢开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等口号,结果触怒了中央文革一些人。他们下令逮捕写大字报、大标语的人,以此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容置疑的权威。

  第三阶段,从1967年初到年底,中央文革小组相继代替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

  首先,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前往上海策划夺权。陈丕显、曹荻秋被打倒,上海党政大权落入由张春桥等操纵的“造反派”手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发去贺电,肯定上海夺权。这是第一次把中央下属的一个机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发文,使之一跃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之一。从此,中央文革小组就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后患无穷。

  其次,中央文革小组在夺权的浪潮下,打倒一大批党的老干部,夺了中央书记处的权。1月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捏造罪名,宣布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将他突然打倒,陶铸分管的文教口包括中宣部、文化部以及各大新闻单位由文革小组分管,中央书记处彻底停止了工作。毛泽东不久指出:“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他原来有这个意思,这时等于肯定了既成事实。但文革小组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做法,毛泽东不是十分满意。他指出文革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请示报告制度。2月初,他批评打倒陶铸这件事“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要求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中央文革小组一度失势。

  再次,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制造“二月逆流”,打倒其他大部分政治局成员,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由于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在怀仁堂会议上批评文革小组并对“文化大革命”置疑的态度严重不满,毛泽东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在1967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等人进行批判。林彪、江青等借机掀起“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各级领导干部,并诬蔑这场正义抗争是“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代替。

  与中央文革小组地位变化相联系,它的组织机构也得到充实,其办公室改成办事组并有所健全,还相继成立了文艺组、理论组、宣传组、档案组等职能机构,充实了记者站。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并不满足。他们打着“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的旗号,公然向周恩来夺权。江青当面指责周恩来:“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12)他们散布“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13)等论调,把斗争矛头指向国务院。他们还变本加厉地煽动群众组织之间无休止的争斗,妄图染指中央的军事权和外交权。1967年7月22日,江青发表讲话表示赞成“文攻武卫”的口号。7月底,文革小组主持起草《红旗》杂志社论过程中,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8月7日,王力在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时,鼓动造反派“动一动”外交部的领导班子,并支持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

  中央文革小组不断煽动极左思潮,毫无收敛,令毛泽东实在难以容忍。他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尽快稳定局势的意见,决定将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第四阶段,1968年初到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中央文革小组通过筹备党的九大,进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权力达到顶峰。同时,文革小组仅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五人,他们的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其命运走到了尽头。

  196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这标志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任免地方领导干部的大权。因为在此前成立的省级革委会,都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均以党、政、军和中央文革联名批准。为进一步全面掌握中央权力,1968年3月下旬,林彪与中央文革小组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武装冲击中央文革”、“阴谋夺取空军大权”,宣布撤销三人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并取代杨成武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并通过进一步打击叶剑英等军委领导,控制了军队的权力。

  在这个阶段,中央文革小组逐步成为九大的筹备机构。早在1967年秋,毛泽东便就九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要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些调查。这年11月,文革小组以群众要求的名义整理出一份通报,发向全国。其主要内容为:要把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写入九大党纲;要大力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把“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绝隐患”(14)。这些内容实际成为准备九大的指导思想,也表达了文革小组企图通过合法形式安排人员、夺取更大权力的目的。

  在扫除各种后患、羽翼渐丰后,中央文革小组开始花更大精力准备九大的工作。首先是政治报告的起草。1969年初,毛泽东把起草报告的工作交给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由于相互间矛盾,陈伯达抛开其他二人,自己组织人员写了一个稿子。但是陈伯达没有按时完成,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报告稿出来后,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

  其次是党章的修改。毛泽东把起草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上海方面。1967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的经验,组织党章修改小组和群众性的讨论,提出修改党章的方案。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章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同时,康生在北京组织一批人突击研究党纲党章问题,对九大党章内容提出具体设想。

  第三,筹备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1968年10月举行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为九大定下政治基调;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结论,为九大作了政治和组织准备;称赞中央文革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5),为小组成员进入新一届中央制造舆论。

  第四,控制九大代表的选举。八届十二中全会规定,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是“充分民主协商,高度集中”(16),这实际上抛弃了传统的民主选举原则。因此,许多九大代表不是通过正常选举产生的。他们或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共同决定,或由上级部门指定。文革小组支持的许多造反派头头成为九大代表,而许多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被剥夺了代表权。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在开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座的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左侧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新文革”成员,毛泽东右侧是周恩来等“旧政府”成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十分积极,在讨论报告过程中分别到各组进行“辅导”和“帮助”。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暗中争夺,都试图将自己的亲信塞入中央委员会,为把持中央领导机构作准备。在选举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许多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的帮派亲信大量充塞其中。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叶群、吴法宪、黄永胜、谢富治等成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占据了政治局的半壁江山。会议没有再设立中央书记处。这样,通过筹备九大,中央文革小组不仅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合法化,还拼命把自己的成员安排进中央领导层。

  三

  九届一中全会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停止活动。虽然全会后也曾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行文,但是次数极少。1969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的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中,还有拟保留中央文革的内容,毛泽东也批示“原则同意”(17)。但是,文革小组终究没有保留下来。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它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想法有关。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组织措施之一,它也基本上贯彻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意图。“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年后,出现了新的情况。毛泽东在1967年7月的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他还几次说过,要尽快把老同志解脱出来,以便他们被选为九大代表或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后他又讲过结束“文化大革命”、召开九大问题。到1968年9月,各地的夺权全部结束,地方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起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18)。从1969年开始,特别是党的九大前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制定新的宪法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等问题,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而且他认为这样做是可能的。

  中央文革小组是靠打倒老干部起家的,这些极端分子在制造“天下大乱”、浑水摸鱼方面能量很大,而收拾混乱局面,发展经济和实现“天下大治”就要靠周恩来等人。而且,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随着权力上升,内部矛盾越来越多。继续存在下去只能是无休止的斗争。1969年3月,在讨论九大文件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19)这是他第一次明确地说“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党的九大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20),大会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圆满地实现了毛主席‘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号召”(21)。与此相联系,中央文革小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二,毛泽东希望恢复党的组织,依靠新组建的中央政治局等机构进行工作。1967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供征求意见用)》等文件中,就有恢复党组织的内容。在九大党章修改过程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党章草案中规定“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在审阅时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22),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1969年3月,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大会准备工作时又说,报告上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23)。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夺权阶段逐渐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并参与中央日常工作,完成了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任务。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许多“造反派”头头也进入最高领导机构。这样,毛泽东整党建党的思想,以及把各项工作纳入正轨的愿望有了新的组织保障。因此,九大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九大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进行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

  第三,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后,毛泽东试图对江青等人的权力加以约束。九大前,毛泽东就在一封要求选江青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政治局常委兼中组部部长的来信上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召开九大时,毛泽东几次提出“不准江青进入政治局”(24)。江青等人不听劝阻,拼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但是,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中央的重大活动还是周恩来主持。江青不甘心自己的空头政治局委员头衔,九大一结束,她就要把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还要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而毛泽东看到文件后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掉了,认为不妥。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令他们失去一个重要阵地。江青后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毛泽东指出:“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25)。对于这伙人,毛泽东直到逝世也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他们。由于对自身处境不如意,不甘寂寞的江青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议论他们的各种阴谋,继续兴风作浪,加上因造反起家、在九大上进入中央的王洪文,逐渐结成“四人帮”,发展自己的势力,攫取更多的权力。

  中央文革小组是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想严重发展的结果,是以个人崇拜和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弊端长期积累的产物。它的存在及其恶劣行径违反了党章,损害党的威信,扰乱了人们的思想,给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破坏和恶劣影响。这是“文化大革命”最为沉痛的教训之一,也是我们应该深入总结和认真汲取的。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②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④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

  ⑤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06页。

  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06页。

  ⑦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组长为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刘志坚,顾问康生,由于陈伯达、康生在杭州开会,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工作实际上由江青主持。

  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1页。

  ⑩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75页。

  (1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62页。

  (12)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13)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14)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636~637页。

  (15)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221页。

  (16)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1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07、308页。

  (18)《人民日报》,1968年9月7日。

  (1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47页。

  (20)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311页。

  (21)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333页。

  (2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56~1557页。

  (2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43页。

  (24)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

  (25)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44页。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西方现代自由与中国古典传统

自由主义业已成为汉语学术界的论说热点。但是,任何论说热点都难以避免逻辑检验与历史清理的双重理论要求。在前者,论者需要对论述的逻辑自恰性作出保障;在后者,论者需要对论说的历史源流加以梳理。考虑到汉语语境的自由主义论说还处于理论输入的状态,因而其理论自恰性不是一个自我担保的问题,而是由西方的原创理论家负责的事情。所以,自由主义论说的历史清理变得格外重要:这既是由于汉语自由主义论说对西方理论源流的辨识,关系到理论引介的可靠性;也是由于汉语自由主义论说对自身理论源流的了解,关系到这一论述如何处理好引入理论……去看看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

◆ 一、导 言 1.1  这里所说的中近期,指的是未来十年。作为自然时间标志转换的“世纪之交”,就将发生在未来这十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我们同时也面临着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转折:从长时段说,在整个二十世纪,经历了上半个世纪的动荡和革命,下半个世纪的探索、迷途和改革,非常规化的时代即将结束,而进入一个常规化的时代;而就眼下而言,改革中屡次被推迟的那些最棘手的问题,则必须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被面对,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一系列社会与政治制度安排需要在这个时段开始建设。可以说,未来的十年,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所要经历……去看看

全方位扩大开放对工业发展战略的挑战

原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战略虽然已经在不断开放中经历了很大的演变,并且继续在扩大开放中推进这种战略转变也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但是,加入WTO 所引起的大推进式的、全方位的扩大开放,毕竟大大地加快了这个进程,缩小了我们进行战略选择及相应时序安排的空间,因而从不同方面对我国的工业发展战略带来了新的挑战。工业发展战略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但从加入WTO 后所带来的影响或变化看,我们在这里要专门分析的,主要是工业的对外贸易战略、利用外资战略和产业结构战略面临的新挑战。  一……去看看

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作者简介」周业安(1968-),安徽绩溪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制度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市场化改革带来了经济领域的分权,在既定的政府管理体制下,这种分权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由于垂直化行政管理架构和资源流动性的限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良性增长,保护性策略和掠夺型策略可能被选择,从而增加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经济增长。合理的分权和促进资源流动的政策将有助于改变不利的竞……去看看

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钟摆现象”的解释

   2010/09/06
原载《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内容摘要: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先进城务工,后返乡务农(务工)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钟摆现象.西方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存在钟摆现象,因此所建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并没有涉及该问题。然而,国内学者大多是借用西方劳动力转移理论来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因此对该问题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建立农户进城务工净收益及其储蓄现值模型、在乡务农(务工)净收益及其储蓄现值模型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钟摆现象.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钟摆现象;预期城乡净收……去看看

一天·百年·千载

2000年4 月21日,星期五,很普通的一天,但对儿子却有特别的意义:这天幼儿园要组织小朋友到香满楼奶牛场和天河公园春游。头天晚上,我调好了闹钟。本来家里有一台兼有报时和时间显示功能的收音机,为免停电误事,就加了双保险。   早晨六点,各种声音一齐响起来,立即起床,洗漱。我和妻子用三笑牌牙刷和黑妹护齿康牙膏,儿子用的是孩儿面大王幼儿护齿牙膏,牙刷小一号。洗漱完毕,收拾好各自的物品,出门,下楼,坐进单位的交通车。六点半,汽车准时发动。   儿子上的是一家机关的幼儿园。七点我们就到了那里,先到机关的食堂吃早餐。儿子要了三个蛋……去看看

盛行口号的时代

我高中毕业于1974年夏天,那是个口号盛行的时代,而且最时髦的口号以引用毛主席的语录为主。当时同学之间“毕业赠言”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号是毛主席的一段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这是我收到最多的“毕业赠言”。我便也随大流,依葫芦画瓢回赠我的同学一段毛主席最新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的另一个同学于是赠送我一段更具火药味的毛主席语录:“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就对等回赠一段更为严肃的“最高指示” :“领导我……去看看

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国家与农民对于村干部选举和村庄的公共事务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考虑,在此背后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村庄政治"的区分。农民对村庄政治关注的直接结果是使农民的日常交往行动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从而使村庄政治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交融,出现"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现象。而且,恰恰是因为村庄政治的存在,农村妇女才可以像男村民一样,通过日常交往去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并得到村落社区的承认和肯定。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这样的视角去关注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从而发现村庄政治背景下农村妇女公共参与……去看看

哈耶克批判的前提性准备

《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收录了我近八年来为了研究人类社会秩序的型构及其正当性而撰写的有关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亦即以苏格兰道德哲学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典型代表──的十一篇研究性文字。这十一篇研究性文字乃是我在对哈耶克自由主义进行批判之前所做的八年作业。  早在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哈耶克思想已通过一些域外学者的引介而在中国学界颇具影响。那时我已开始阅读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andEconomicOrder)一书,此后又断断续续地研读了他的一些论著,但……去看看

幽默与药

1、  现代汉语的“幽默”,是林语堂先生以现成的古词,对英文“humour”所作的音译,有“风趣”、“谐趣”、“诙谐风格”等意。古词“幽默”大概最早见于屈原的《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系“寂静无声”之意。屈子创作《怀沙》时,正当悲伤绝望、“怀抱沙石以自沉”的前夕,那心情是与humour毫不沾边的。假设屈子有一点点humour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过端午节,我们所读到的他的作品,也完全不会是《离骚》、《九歌》和《九章》了。但林语堂仍以“幽默”译“humour”,他的缘由是:“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去看看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到80%左右。正因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有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 可是,比较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去看看

中国思维的本质是巫术吗?

  6月15日腾讯评论转载有上海作家周泽雄的《中国思维的本质是巫术》一文。文中例举韩寒、汉娜·阿伦特、钱锺书等人言论与现实生活当中如“躲猫猫”、“俯卧撑”、“七十码”等众多实例,试图证明“(韩非)虽然说得字正腔圆,考察其内在理路,不过是些巫术套路。巫术思维的特征是迷恋交感原理,总是通过“相似联想” 和“接触联想”等低级别智力活动,将表象上的相似,视如本质上的相同。”进而得出否定他之所谓“中国思维”的结论。应该说如果周泽雄……去看看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出的最重大的问题莫过於社会公正问题。奇怪的是,对於如此重大的问题,一向却很少见到有人专门讨论,特别是在经济学界。在大多数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章著述中,连社会公正这个概念都很少有人提及,好象那根本不算什么问题,要么就是认为这个问题与经济学没什么关系。国内的东方杂志曾连续登出卞悟先生的四论公正至上的长文,精彩透辟,切中时弊,据说在一般读者群中反应很强,但在经济学界却没见到有多少呼应。这看来不仅仅是言论禁忌的缘故,因为在言论自由的海外,经济学家们也很少触及这个问题。异议人士(国内的和海外的)……去看看

农民组织对村庄公共融资的影响:掣肘还是助推

   2010/09/01
原载《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3期  摘要:基于随机抽样的来自中国6省116个村庄2000年和2004年农民负担的变化,本文重点考察了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前后村庄公共融资机制的变化及农民组织发育对完善村庄公共融资机制的影响和作用。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政策外负担影响甚微,一些地区政策外负担不减反升。村庄组织因其良好的内部信任和资源动员能力,在公共融资中表现出对村委会积极的补充作用,有助于降低政策外负担;而税费改革则凸显了政策外负担薄弱的合法性基础,加上粮食征购制度取消后征税难度和成本都大幅上升,农民对税费的抵制强度……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