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苏关系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角度

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是国际冷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不仅是因为苏联和中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在一个时期内携手同行,于两大阵营的对抗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而且还在于中苏两国关系的演变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从而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与命运,促成了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与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对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

五十至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史研究概况

纵观冷战时期对中苏关系史研究的状况,起源于意识形态对立的东西方抗衡,给这个课题的研究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特别是在中国和苏联,由于受到中共和苏共两党关系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态势更是与两国关系中的政治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研究状况  在50年代前期中苏结盟的“蜜月”阶段,中国学术界对于中俄、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完全是配合中苏友好的政治宣传,单一地反映苏联对华援助及中苏友谊的历史,不仅未曾谈过斯大林时期苏联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以及对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伤害,甚至连沙俄侵华的历史也基本没有提及。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实施了对华政策新方针,将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中国,基本上解决了斯大林时期的遗留问题,使中国党领导人毛泽东感受到与苏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开始在对内对外的一些谈话中一吐怨气,讲到他在见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并谈及斯大林不平等待人,“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等问题。[1] 应该说,这种状况为中国学术界客观地、全面地研究中苏关系提供了可能,但它却终未成为现实。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是信仰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致高于国家利益的一致,从而要求两党、两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但是,中苏两国民族特征、文化背景、政治和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及国际地位的巨大差异,使这种兄弟式的步调一致不可能长久存在。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探索各自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对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认识发生重大分歧,并逐渐发展为两党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论战。当苏联开始非斯大林化运动时,中国党则以列宁、斯大林的对内对外政策理论否定了赫鲁晓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批判苏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是“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即在事实上肯定了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其中对华政策的错误也就随之淡化。此后,两党关系的恶化进一步发展为两国关系的紧张,边界争端肇起,中国发动了旨在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文化大革命”,直至60年代末,两国关系甚至走到了战争的边缘。这时的中苏关系问题已成为关系到国际共运总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乃至共产主义千秋大业的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从而在60年代至70年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中国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实事求是地、全面深入地研究中苏关系这一课题,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禁区。取而代之的是全面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论著的发表与出版,其政论性之强已大大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与此相应,是中俄关系史,尤其是沙俄侵华史研究的大发展。史学界针对苏联官方和学术界在中俄关系上的论点,特别是就领土和边界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论说,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尽管囿于两国关系紧张的现状,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片面性的问题,但它还是从一个方面为战后中苏关系史这一课题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线索。

进入8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在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反省的基础上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从而逐渐冲破了中苏关系史研究领域中的樊篱,特别是在1986年中苏关系的改善出现转机至1989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一时期内,中苏关系的研究得到较大的发展。不过,就战后中苏关系史这一课题而言,虽然一些学者对“雅尔塔秘密协定”和苏联的远东政策、斯大林与东北问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仍显薄弱。这里还应提及的是,台湾学者一直比较重视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和有关资料的整理及出版工作,其于60年代至70年代编辑出版的《中俄关系史料》、《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等书籍,为该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档案材料。

苏联研究状况  苏联的俄中、苏中关系史研究同样受到国内政治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其状况与上述中国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5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继续受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沿着30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导向,在俄中关系史研究中美化沙俄侵华政策。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揭露之后至50年代末,苏联史学界开始对以往美化沙皇政府对华政策的倾向提出批评,试图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对俄中关系做出评说。但是,50年代苏联史学界在苏中关系史的研究中基本上还是回避了苏联对中国革命及中国的民族利益有过伤害的问题,而是多从苏联对华政治支持与经济援助的角度评说两国的关系。在60年代至70年代苏中关系恶化、两国由盟友到敌手的对抗时期,苏联的俄中和苏中关系研究也配合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需要,违背历史事实,重新为沙皇俄国的侵华政策辩护;并批判中国的“大汉族霸权主义”,攻击当代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80年代苏中关系解冻以来,苏联方面不仅停止了反华宣传,而且还开始了对以往的对华政策的反思。一些学者在评述战后苏中关系时,谈到苏联通过1950年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实际获取了中国东北和新疆两个势力范围等问题,探讨了国家关系与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并总结了苏中关系由联盟走向对抗的历史教训。但此期苏联史学界对战后苏中关系的研究也还未深入下去。

西方研究状况  60年代至70年代,当中苏两国的中苏关系史研究为政治性大批判所取代时,西方史学界却开始加强了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过去西方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是铁板一块,所以中苏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西方学者特别着重于对中苏分裂的起源和内在原因进行分析与研究。如在美国,除有大量中俄、中苏关系方面的著作重版外,还有一批论述当代中苏关系的新作问世。但是,因受档案材料阙如的局限,直至80年代末,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特别是战后中苏关系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缺乏深入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同时应该指出,这些研究往往从反共的立场出发分析中苏两党、两国矛盾及冲突的起源,带有冷战时期所特具的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故而不免失之偏颇。

总之,纵观90年代以前中苏关系史,特别是战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状况,由于中苏双方都很少公布有关的档案文献和原始材料,致使研究者对各种问题多是从结果推论原因,由中国和苏联当时公开宣布并执行的政策追寻双方制定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或者根据后来中苏双方有关的官方出版物来判断历史发展的进程。其中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九十年代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

随着90年代的来临,尤其是苏联解体,国际冷战时代的结束,上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是中国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共中央文件选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文选等一系列重要文献资料和一批传记、年谱、回忆录和访谈录(台湾也开放了部分新的档案材料);其次是90年代初俄国发表了大量涉及苏中关系的回忆录和采访录,特别是解密了一批有关战后苏中关系问题的重要档案文献。这些原始档案材料和口述史料的披露和传播,把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在中国、俄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批新材料进行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在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进行反思的氛围中,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角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各国研究者都注意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避免传统政治观念的影响,把这段历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客观的分析和研究。其次,由于大量档案和口述史料的出现,研究的重点也从一般性、综合性分析转向更深层次的具体问题的探讨。如在战后东北问题、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刘少奇访苏、毛泽东访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朝鲜战争、中苏经济合作和军事合作、中苏分裂及其原因、中苏边界冲突,以及中苏关系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人作用等方面,都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近几年来,中、俄、美等国家学者利用中俄两国发表和解密的新的档案材料及口述史料,着重对战后中苏关系从1945年苏联政府将对华政策的重点逐步移向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对华关系的“转轨”,到1950年中苏大同盟的建立,再到1969年中苏发生边界流血冲突,两国关系恶化达至顶点乃至走向大对抗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双方关系演变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对此,本文按研究的阶段选取四组共22篇文章进行简要述评。

1、战后初期中苏关系及其研究

二战后,斯大林从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在远东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制定了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的外交方针,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则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此,斯大林当时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其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只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由此,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即苏联与未来新中国的关系,是在一种不愉快、不和谐的状态下开始的。但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势迫使斯大林要考虑改变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战略及其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中苏之间真正合作的基础得以初步建立。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后,中苏两党在原则上统一了认识,虽然涉及双方根本利益的分歧尚未得到解决,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目标还是确定了下来。随之,尽管中国共产党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毛泽东为了体现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并构筑对外关系的新基础,仍然决心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然而,斯大林以东北问题关系到苏联在远东的根本利益之故,难以接受新中国的主张,这样,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对话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的战略目标,使中国与苏联不断协调各自的战略利益,解决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终签订了新的条约,结成了新的战略同盟关系,为以后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一阶段即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缔结的旧的中苏同盟破裂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新的同盟关系的确立,中苏两国关系转轨时期的研究,本文选介的一组文章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薛衔天的《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2]一文,以战后东北问题为核心论述国共两党和苏、美三国四方关系变化的组合及中苏关系的走向,认为战后东北是远东国际矛盾的焦点,是国共两党及苏联和美国争夺的战略基地。东北问题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构造的中苏美三国关系框架的支柱,而其如何解决则成为中苏关系的基础。战后中共抢先进入东北,打破了美苏对华关系的构架,而美苏两国也从战争中的同盟关系转化为对抗和争夺的关系,国共两党和美苏四方随即各自选择盟友,蒋介石投入美国的怀抱,中共与苏联则在东北结成盟友。1950年中苏莫斯科会谈,东北问题仍居核心地位,只是在交还大连港、移交中长铁路权利和财产、允诺旅顺口撤军等关键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才使中苏双方缔结了新的条约,将两国的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势固定下来。

由于此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在东北关系的发展是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此后中苏关系发展的基石,因而这一组里的几篇文章都利用新的史料,着重对莫斯科在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作了新的阐述。不过,尽管作者们所利用的材料基本相同,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及论点也即存在差异。例如,美国西南密苏里大学盛慕真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满洲的斗争》[3]一文认为,抗战胜利伊始中共即迅速采取行动,抢先在满洲占领地盘,而苏联从一开始(1945年9月)就支持中共抢占地盘,斯大林不仅鼓动毛泽东实施快速开进满洲的战略,而且还向中共提供了大量苏军缴获的日军武器,使中共在满洲的军事力量迅速发展。斯大林很了解毛泽东与美蒋竞赛中的问题,于美国明目张胆地支持国民党的同时,苏联也在暗中越来越强有力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当斯大林屈从于华盛顿和重庆的外交压力而改变了他的满洲政策时,毛泽东从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出发,自愿服从斯大林的政策,并一再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苏联政策的变化。毛泽东与斯大林在东北的秘密合作中,关系亲密,而且合作成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赖恩·默里《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治》[4]一文则指出,苏联人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会有成功的开端,更不用说会有胜利的结局。新的档案材料表明,苏联试图限制中共对东北的军事渗透,竭力阻止中共接收满洲的主要城市沈阳。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对中共军队驻扎满洲持敌视态度。苏联人不仅迫使中共撤出满洲的城市,而且还在1945年11月断绝了与满洲共产党的所有联系。直至1948年5—6月苏共中央发布两项关于增加对满洲中共武装力量援助的军事命令之后,苏联才开始援助中共,同时还要警告中共不要急于发动全面统一中国的进攻行动。而此前的援助是很有限的,实质上是没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5]一文,从斯大林为维持以美苏为中心的远东国际体系,以其自身的战略利益为本考虑中国、中共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配合其外交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斯大林对东北政策的变化过程与中共中央处理对苏关系的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时期苏联与中共关系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表现的原因。

在苏联与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中,还有一个热点问题,即苏联人是否曾劝告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对此问题,研究者也是利用新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布赖恩·默里的文章指出,台湾国民党档案馆里的文献材料证实了下列观点:当1949初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全面胜利之时,苏联仍然主张以长江为界划分中国。国民党外交部关于苏驻华大使罗申在华外交活动的记载清楚地表明,罗申的使命与中国共产党人回忆录等材料中所说的米高扬的使命是相似的。作者认为,台湾档案馆里的苏联文件,不论其是假情报还是真文献,都说明莫斯科希望中国划江而治而使苏联不必冒与美国对抗的风险。苏联想要中国回复到军阀割据的时期,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获胜并且归入苏联集团,苏联就有与美国发生对抗的危险。而在苏联看来,由于欧洲的冷战正在炽热地进行着,这种对抗对苏联来说是不利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安德列·列多夫斯基的文章《米高扬访华的秘密使命》[6]则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有关米高扬此行的文件及其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们会谈的记录材料,一方面澄清关于米高扬曾劝说中共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国的说法;一方面论说苏联在中国东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援助和这种援助的巨大作用,以及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就中共政策的内容和前景问题,苏联以后对中共的军事、经济援助问题进行讨论的情况,否定关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微乎其微,斯大林干扰中国革命、不相信中共能战胜国民党,并且意图使中国划江而治等观点。此外,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首席参赞(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谢尔盖·冈察洛夫、美国斯坦福大学约翰·刘易斯、薛理泰等人的《刘少奇访问莫斯科》[7]一文,通过分析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访苏活动及其为与斯大林的会谈所准备的书面报告,评述了斯大林的全球战略对中苏双边关系的影响,指出在考虑对华政策问题时,斯大林如果认为苏联需要首先承担风险,就会立即采取强硬的不妥协的态度加以拒绝;如果中国人的想法与其战略设想相吻合,他便会采取热情的合作的态度予以支持。而中共方面为能与莫斯科结盟,依靠其帮助抹去中国对外关系中一切不平等的痕迹,准备付出暂时承认苏联利益的代价,同时以尽可能小的损失争取与莫斯科更加平等的关系。

2、朝鲜战争时期中苏关系及其研究

1950年初,斯大林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苏联丧失或即将丧失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东亚权益,即由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所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不能承受苏联失去在东亚的基本利益这样一种压力,开始重新考虑苏联对东亚的政策,认为可以替代中国东北保持苏在东亚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地区是朝鲜半岛。而在苏联与美国已经处于全球范围内冷战状态的背景及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的总的前提下,出于维护苏联在东亚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的计划,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朝鲜半岛导演一场针对美国在东亚势力范围的战争,尽管莫斯科希望这将不至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公然出兵干涉,形势急剧恶化,斯大林迫切需要中国出兵援助北朝鲜。而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毛泽东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并受到革命理想主义的激励,也决心与世界头号强敌美国进行一番较量,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派志愿军赴朝作战。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成为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斯大林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顾虑,改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采取了与中国全面合作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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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2] 该文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 该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4] 该文载美国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995年第12期。

[5] 该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6] 该文载俄国《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2-3期。

[7] 该文选自冈察洛夫、刘易斯、薛理泰著:《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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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支持下的中朝抗美战争这个1950年至1953年发生在中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过去一直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中心问题,特别是90年代初,苏联发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回忆录和采访录,以及1994年俄国又解密了一批关于朝鲜战争的原苏联档案文献,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本文选介的一组文章中,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1]一文,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产生重大影响的角度,分析了斯大林做出同意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统一问题决策的前提、动机和保证决策的条件,认为中苏新条约的签订必然使斯大林改变其对远东的政策,以保证或维持苏联在该地区取得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一俄国历史上传统的战略目标。而其对远东新决策的动机主要在于对中苏关系发展结果的忧虑,而不是出于对苏美关系或中美关系的考虑。苏联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在苏联还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只以冷战形式与美国对抗,决不与之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泽东为未来的战争承担起责任。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彻底决裂并非斯大林做出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动机,而是战争实际发展的结果。沈志华的另一篇文章《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2],则在对比研究中俄两方面档案材料和有关回忆资料的基础上,重点评说中国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决策过程,特别是中苏领导人考虑这个问题时的不同出发点,对新中国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实施这一决策与中苏结盟的关系,中苏两国采取对策的异同,以及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对中苏同盟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做出了回答。文章指出,斯大林并不是被迫接受中国出兵朝鲜的要求,苏联需要中国为其对抗美国打前阵,在东亚消耗和拖住美国。而中国要对抗美国的侵犯和保卫自身安全,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然而,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使他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关于请苏联提供空军协同与美国作战的要求。由此,中国出兵朝鲜一方面加强了中苏的联盟关系,一方面也为中苏关系中本来就存在的不信任和不协调因素的发展留下了隐患。挪威诺贝尔研究所阿奈·韦斯塔的《中苏同盟与美国:战争、政策与理解(1950-1961)》[3]一文,以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制度对立的视角评述史事,反映了西方学者的一种研究倾向。认为对于中苏联盟而言,与美国的冲突即是产生内聚力的要素,又是出现分歧的焦点。在朝鲜的反美战争加强了中苏联盟,但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时中苏双方对美政策的分歧又导致了这个联盟的分裂。由此可见,中苏友谊的内容首先是作为一种反美的联合,它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战后出现在亚洲的美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朝鲜战争不仅是金日成为实现朝鲜民族统一而必然采取的手段,也是由于斯大林的优柔寡断和判断失误而导致的一场冲突。这场战争加强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另外,该文还提出,由于美国未表明其进攻中国的意图和决心,从而使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威胁正在减弱,故此反对苏联与美国缓和的政策,这种对美政策的分歧致使中苏走向对抗。

3、全面合作时期中苏关系及其研究

中苏两国缔结新约,特别是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双方在政治上相互支持,在经济、文化领域相互合作,关系得到平稳发展。由于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为中苏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转机,使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1953年9月,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即开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提高驻华大使的级别,扩大对华援助规模,加强苏中在文化、科技领域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协作,在相互交往中尊重中方意见、照顾中方利益,并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1956年5月,苏联政府又正式照会中国,废除1950年中苏条约的《补充协定》,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两个“势力范围”,解决了斯大林时期的遗留问题,彻底消除了两国之间的不平等因素。这样,至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全面发展。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中苏之间相当密切的经济合作,对新中国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双方在友好合作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分歧,也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对这一阶段苏联援华、中苏经济合作、军事合作发展变化过程的研究,过去一般都是泛泛而谈,缺乏系统性。而今,这方面的研究与前一阶段和中苏走向分裂阶段的研究相比,依然比较薄弱。这也许是由于有关的材料尚嫌不足或系统性不够,抑或是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军事合作问题仍旧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敏感性,故而使该项研究尚未形成学术界关注的新的热点。本文选介的一组文章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鲍里斯·库利克的《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2)》[4]一文,特点在于利用大量中共领导人与苏联驻华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述评新中国建立后的国内形势,通过中国方面及时向苏联领导人通报情况的史事,反映此阶段中苏双方密切合作的情况。文章突出强调,没有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和支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形势和发展的历史画卷就远非是全面的。文章指出,抗日战争一胜利苏联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予以支持和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继续给新中国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并派顾问、技术专家协助中国方面的工作;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苏联的援助意义重大等等,由此否定中苏条约《补充协定》的不平等性和苏联挑起朝鲜战争及参战不积极的观点。从而得出结论,认为1949—1952年的苏中关系没有任何严重摩擦。文章同时也指出,由于苏方不了解中国革命特点所致的问题,隐藏着未来苏中分歧的胚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黛博拉·凯佩尔的文章《苏联的对华援助及民间合作》[5],利用有关苏联顾问计划的官方档案材料及对30余位该项计划参与者的采访资料,从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顾问的角度,为苏联顾问计划勾勒出一幅更为全面的图景,并对这项计划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做出新的评价。文章通过述评苏联顾问计划的规模、顾问的重要作用、苏联专家在华情况、苏联顾问与中方的关系及其冲突等问题,反映了以往中苏关系中为人所不知或少知的一个侧面。文章论析说,控制顾问计划的苏共中央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对其在华顾问进行管理,在事关中国自己国家发展问题的重大决策上不让中国参与,过于注重自身安全问题,而对大多数苏联顾问工作的基本情况却毫不了解等倾向,像主旋律一样贯穿在两国关系之中,并在1956年以后成为构成双方交往障碍的焦点。中苏友谊如同苏联的社会状况一样,无意中成了苏共中央错误的管理方法的牺牲品。美国马里兰大学张曙光《中苏经济合作的瓦解:从文化心理角度所做的解释》[6]一文,则着重在文化心理的视野中对中苏经济合作的衰落做出解释。文章论说的重点不在中苏经济合作的过程,而在于通过分析双方经济合作中的问题阐述中苏冲突的原因,指出这种冲突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是其源于两国经济关系上的持续不断的摩擦,认为经济上的矛盾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而源于文化背景的心理因素、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苏经济政策形成的核心,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以一种民族情感来处理外交事务,以对外部威胁的感知来调整应付对手的策略,这样,当赫鲁晓夫以“经济讹诈”来对抗北京的挑战时,中苏经济关系上的摩擦终于演变为国家关系上的分裂。

关于中苏军事合作问题,冷战时期,由于中苏双方都不愿将有关的材料公布于众,都对这项合作的历史保持沉默,故使学术界在研究中苏关系时,往往回避或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冷战结束后的今天,随俄国部分档案的解密,该项研究也较以前有所发展。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谢尔盖·冈恰连柯的文章《中苏分裂的军事因素》[7],即较详细地论述了苏中双方军事合作的背景、发展阶段、特殊军事领域中的合作、核能领域中的合作、苏对华军事技术援助在军事合作中的作用等问题,并分析了双方合作中的裂痕,认为军事因素是构成中苏关系破裂的基础。文章评论说,50年代苏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中的合作相当密切,尽管其过程没有公开报道。对苏联来说,这种合作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这项合作是双方受益的:苏联为它在东亚的盟国创建了工业实力,而中国则增强了自己的国防力量。另,当60年代初双方的军事合作终止时,中国已从中得到了很多,并未被困住。

此外,在这组文章中,本文还选介一篇利用前苏联地方档案和地方报刊杂志研究赫鲁晓夫时期苏中关系对苏联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的文章——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塔玛拉·特罗雅科娃的《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远东与苏中关系》[8]。该文评说了苏联东亚地区与中国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地区性交往情况,指出赫鲁晓夫执政后的解冻政策,对于苏联东亚地区的发展及中苏关系的发展是一个良好的机遇。50年代中至60年代初,尽管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受到各自中央政府的强有力的控制,但是苏中民间的直接交往却以互利的形式发展着。应该说,对中俄地方档案的开掘及利用,目前还是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在材料选择上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待于引起研究人员的重视。

4、中苏关系破裂时期及其研究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中苏两党分别开始全面探索各自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当50年代后期这种探索使两党在政治、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上产生分歧,并且矛盾不断加深时,中苏两党关系逐渐从友好合作的巅峰走向低谷。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内政外交方面出现重大背离,开始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率先将两党的思想分歧引入国家关系,撤走技术专家、撕毁有关的两国经济合作协议,先行迈出了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第一步。中苏两国的边界纠纷也随之肇启。中苏两党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双方合作的基础发生根本性动摇,终于导致分裂局面的出现。至60年代末,所谓的中苏同盟早已名存实亡,随珍宝岛边界流血冲突事件的发生,两国关系甚至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国家关系的恶化达至顶点。战后的中苏关系由缔结同盟,共渡“蜜月”,至裂痕加深,进而走向了全面对抗。

中苏之间由两党关系恶化发展至国家关系破裂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研究战后中苏关系史的一个热点。本文选介的一组文章从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和中苏边界冲突的缘起两个方面,探讨了这一阶段的有关问题。

关于中苏分裂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奎松的《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9]和当代中国研究所李丹慧的《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0]两篇文章,都是着重从中苏两国领袖个人的思想认识活动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这个角度探讨问题,即强调了领袖个人的作用,又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中,避免了某些西方学者将个人凌驾于历史时代之上,以历史人物的个性推论历史事件的发生等偏颇、流弊。杨奎松的文章认为,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程中,毛泽东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文章以毛泽东苏联观的变化原因剖析问题,从历史上的恩怨、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革命理念上的歧异,论述中苏关系的演变历程。根据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变化的过程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系变化的情况,强调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的实践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种认识使毛泽东从根本上失去了对苏联的信任。李丹慧的文章则认为,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1954至1960年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指出这种探索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及对外方针政策的基础,而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此外,杨奎松和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陈兼的《中国政治的变动与中苏同盟的兴衰》[11]一文,着重从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论说中苏关系演变的原因。认为,毛泽东为迅速改变中国自身地位而发起的一系列政治变革与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地对中苏同盟关系造成了重大影响。指出,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使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此后,斯大林通过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对毛泽东形成的充分信任,促使中苏同盟进入蜜月时期。但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将党内、国内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切矛盾冲突都重新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与赫鲁晓夫的分歧越走越远,中苏两党围绕究竟谁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展开激烈争论,最终促使两党两国走上了对抗的道路。北京大学牛大勇的《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与中国50年代后期的政治发展》[12]一文,则以中苏关系对中国国内政治影响的视角,论述了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是如何促使中共领导核心在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指导下,走上“文化大革命”之路的。文章从新的角度认识“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的起源,指出,反对美国某些政治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苏联“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中国取得政权,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反应,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缘起的国际背景。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致使中苏关系更趋恶化。这即从一个方面排除了西方学者以浓厚的宫廷政治色彩述说这段历史的弊病。美国哈佛大学马克·克莱默的文章《苏联外交部对分裂前夕苏中关系的估计》[13],分析介绍了1957年9月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访华准备的有关中国背景材料的绝密报告中关于苏中关系的部分,指出该报告承认苏中双方交恶的起源可追溯至斯大林时代,强调了由苏共二十大和中国“双百运动”所引发的苏中双方各自的反思及批评对双边关系的不利影响,列举了苏中意识形态上的一系列分歧。认为该报告虽然对苏中关系的结论是积极的,并认为苏中冲突的全面爆发是可以避免的,但其报告内容本身已说明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已趋于恶化。

关于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事件,过去除了中苏两国的官方声明和新闻报道等材料外,双方披露的有价值的档案、文件等资料很少,加之边界问题的敏感性,妨碍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近年来,有关该事件的情况通报、会谈记录等材料的有限公布,使研究者可以从新的角度对中苏边界事件中的种种问题进行剖析,而不是泛泛地从现象去推论原因、动机和影响。本文选介的文章中,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曼《中苏边界冲突: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的新证据》[14]一文,利用前东德统一社会党的档案,论述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过程、中苏双方各自的动机及对危机做出的回应,认为中国在珍宝岛事件中展示的进攻性姿态,表明其对外政策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领导集团在边界谈判中打“俄国牌”,促尼克松与之联手,而这个战略最终是成功的。但文章将中国军民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行动说成是对苏联边界的挑衅活动和入侵行为,不免有失客观公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大卫·沃尔夫的《中苏边界冲突:对亚洲冷战的新探讨》[15]一文,通过评说中苏边界冲突及边界谈判时期苏联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不同认识,主要是苏联远东地区对苏中关系恶化的判断,地方政府关于同中国改善关系、重开边境贸易的要求,以及苏联汉学家对苏共中央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等问题,为冷战史及战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李丹慧的《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16]一文则指出,60年代初以来,随中苏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日趋尖锐,面对苏联愈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事端的形势,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开始着手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并将中苏边界问题也放入其对外总体战略中去思考,从而把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突破点,通过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完成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演化为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即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文章认为,珍宝岛事件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毕竟,这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在于一个小小的边界事件在中国和国际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毛泽东用边界问题在对苏政治斗争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存在的问题

战后中苏关系问题作为国际冷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要确立起这一课题研究的基本框架,形成学科研究的完整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战后中苏关系研究虽然已成为近年来新的历史研究热点,且利用新材料,在新的角度上探讨史事,使这个课题的研究从总体上看较以往有所深入和发展,但就其研究层面而言,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还有一些带全局性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尚未澄清,一些前沿课题尚少触及。如从意识形态因素对中苏关系演变的影响看意识形态问题与国家、民族利益的正确关系,中苏分裂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影响,战后中苏关系走向与中苏两国内政的因果联系,国际冷战的大背景、国际多边关系对中苏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又如中苏关系发展演变的分期,越南战争、中印之战中的中苏关系,中苏关系与第三世界等具体问题、具体史事,以及个案的研究等等,都有待于引起学术界进一步的重视,以利于摆脱研究中指导思想上的含混局面,走出误区;并且拾遗补缺,点面结合,保持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此外,在材料的利用上,还须注意开辟新的途径,在利用中央档案、口述史料的同时,也应重视地方档案的挖掘。

其二,对战后中苏关系问题的探讨应把握住客观的尺度,尊重历史事实。这在国内研究而言,应该是继续清除思想上的障碍,以此为基础澄清上述重大理论问题,并对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的正负面影响等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估,对毛泽东时期的对苏政策等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认真总结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就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而论,也应该进一步排除意识形态上的、观念上的干扰,对战后中苏关系诸问题做出客观的、公正的评说。当然,任何一名学者在研究问题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身立场、观点的影响,对此不能苛求。但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就是要以尊重历史的客观态度对历史发展的进程做出更符合其原貌的解释。信史虽难,却是学人应一生追求的目标。对于本文选介的一些文章在观点、结论和材料选择等方面所表现的较强的政治倾向性,笔者并不苟同,它们不代表笔者的看法。这里评介不同认识、不同色彩的文章,其目的在于摆脱观念上的束缚,兼收并蓄,使中国学者对目前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状况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以知己知彼,考辨论证,借他山之石攻玉,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在该领域中与国际学者在同一层次进行对话,从而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

其三,要使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下去,解决重大理论问题,澄清史实,取得研究上更大的突破;要克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客观地分析、评价史事,史料的进一步开掘是基础。目前,战后中苏关系的研究仍带有某种程度的敏感性,故各国文献的解密也还受到一定限制。与俄国方面有关历史档案材料的解密、公布相比较,中国方面档案材料的发掘工作还有一定的差距。而各国学者只有在综合利用中俄双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才能摒除俄方档案公布上的倾向性所致的流弊,才能对档案文件、当事人回忆材料中的偏颇和疏漏加以分析、甄别、辨正,减少研究中的舛误和分歧。尤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依据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出反映本国立场和观点的战后中苏关系史,钩玄提要,探赜索隐,澄清国外学者对有关问题论说、评价上的偏见与失实之处,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我们期待着俄罗斯、中国(包括台湾)及其他国家有关中苏关系的档案进一步解除限制,由此促进这一学科研究的新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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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文尚未发表。

[2] 该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

[3] 该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4] 该文载俄国《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5、6期。

[5] 该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6] 该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7] 该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8] 该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9] 该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10] 该文选自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1] 该文尚未发表。

[12] 该文尚未发表。

[13] 该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14] 该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15] 该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16] 该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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