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后期思想流变一瞥

——庄周、荀卿、韩非比较

  摘要:思想史是一条河流,不能像历史朝代那样武断地分期。战国中、后期到汉武帝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时期。它正好处于先秦儒学解体和汉代新儒学形成之间,是古代先哲们继独立创造思想理论之后的融通期,又是各种思想成果在实践中逐一检验,以确定其适应性的尝试期。秦、汉初分别表现为法家和黄老思想的兴盛,其媒孽则存在于庄周、苟卿和韩非的思想倾向中。

  关键词:战国中后期;思想流变;庄周;荀卿;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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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中、后期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时期。它上承此前的百家争鸣,下疏秦、汉以来的思想流变。以往治中国思想史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先秦、两汉之间划一条泾渭分明的界沟。认为前者是百家争鸣,后者乃儒家独尊。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有较大罅漏。思想史是一条流动不息的河流,不可能从某个地方斩断,搞“一截遗英,一截赠美”。事实上,前代存在过的各种思想,必于后代留下痕迹,而后代的思想,又必在承受前代思想成分中生成。在转换过程中,不可能没有中介——由各种偶然性所组成的混沌状态。这种混沌状态,表面看来,似乎包孕着向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其实,在争斗、消长中却会沉淀出某一种固定走向的逻辑必然性。战国中、后期诸子思想的差异与汇通,就是一个中介。忽视它,不仅不能看清秦、汉思想的来龙,也无法察知它的去脉。

  从历史角度看,春秋、战国、秦、汉等都能以某一特殊事件或某帝王的登基为标志,明确划分,但思想史却不能这样。

  笔者认为,如果超越历史朝代的僵硬限制,而把思想史作为具有自发性、自催化、自组织的活的系统,那么,从战国中、后期至汉武帝时代(即从庄子学派创立到董仲舒理论形成),恰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期。它处于先秦儒学和汉代新儒学两个独霸时期之间,是古代贤哲们继思想创造期之后的通融期,又是各种思想成果在实践中逐个检验,以证明其适合与否的尝试期。与其说汉武帝选择了董仲舒,不如说是思想史自我淘汰、自我筛选的结果。这一时期可分两个阶段:一是原始道、儒、法的融汇,一是新法家和新道家在秦、汉初的实践。本文着重论述第一阶段。【1】

  为什么把庄、荀、韩作为这一时期的标志呢?

  首先,从庄周开始,战国中期以前原始诸子百家的学说相对进入了批判期。人们不再以创造为能事,而以吸收、评说、稳定并丰富某种学说为目的。其次,从庄周开始,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类似于康德三大批判那样的著作,【2】它们虽然是零星篇什,但已脱掉纯粹论战的窠臼,而进入了相对冷静、客观、全面的境界。最后,庄、荀、韩不仅代表三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鼎替、汇通,逐渐疏导出秦、汉思想的内在轨迹。

  2

  如何解读庄周思想?

  笔者认为,《天下》是最好的入门途径。因为其中几乎全面评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各种学说。

  阅读此文,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一是它不象《汉书·艺文志》那样分“家”论述,而是因“子”立论。这说明当时的学派分野尚不清晰,其内部各有差别,也说明此篇的写作尚处于百家争鸣旋涡的边缘,时代过于贴近。二是不仅要注意其中的评判标准和主要观点,更要重视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因为它隐藏着作者的取舍态度。

  从表面看,此文开头论述“道一分殊”,各家皆有所蔽,然后挨个评述墨翟等十二子。其实,里面包含三个层次。

  首先,从墨翟到老聃,庄周所取的是有所批评、又有所肯定的态度,根据它们是否悟出、或接近“一”(或道)的程度,由浅入深地排列、评述。最后以自己“齐生死”、“并天下”的理论,作为最高真理。其间递进关系,十分明显。其次,对于惠施、桓团、公孙龙及其门徒的理论,庄周所取的是嗤之以鼻、绝对排斥的态度。庄周认为,终日唠叨“鸡三足”、“卵有毛”,练嘴巴功夫,只能败坏人性。由“道”的观点看来,他们这些人和理论只是天地之间的“蚊虻”。其三,对于儒、法学说,庄周所取的是笼统叙述、存而不论的态度。庄周指出,它们虽属“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的显学,但也只能作为“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中的一、二家存在。既不提孔丘、孟柯,也不提管仲、晏婴。这种漠视,本身已说明了庄周的厌恶与鄙视。

  由此观之,上述三种态度只能归为两种:客观上相对冷静的评述和适度赞赏,和主观上深恶痛绝的憎恨。

  3

  结合《庄子》全书看,其批判矛头所向,直指孔丘,兼及其他。可以说,除《天下》外,其余32篇,主要是讨伐儒学的檄文。

  庄周批评儒学,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问题上。

  3.1 直接拈出儒学的宗旨“仁义”作为靶子,指斥它为扰乱人性、祸害社会的根源。

  庄周认为,仁义诱惑纯朴的人性进入是非、争斗之中。就象伊甸园的亚当、夏娃一样,原始人性一旦破坏,自我就被放逐到下界。因此,是非、羞辱感的开启,是扰乱人性的发端。“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于枝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3】不仅如此,仁义还是搅乱社会的毒剂。仁义之起,“乃始脔卷獊囊而乱天下也”。越讲仁义,社会越乱;社会越乱,越要讲仁义。儒者浑水摸鱼于其间,实在无耻透顶!“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4】

  3.2 揭露圣人的真面目,釜底抽薪,推翻儒学所赖以存在的基础。

  “法先王”与“隆仁义“相对应,是支撑儒学体系的材料、论据,但庄周却专门拿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先王”示众,降及伯夷、叔齐,乃至孔丘及其弟子,也随时都在顺手一击之中。在《人间世》、《骈拇》、《在宥》、《让王》、《天运》等篇目中,上述诸人是庄周的开刀对象。特别在《盗跖》中,庄周毫不客气地向他们发动了总攻击:

  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讨,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皆以利惑其真而反其性情,其行为甚可羞也。

  六子(伯夷、叔齐、鲍焦、申徒狄、介子推、尾生等)者,无异于(石桀)犬流豕,操瓢而乞者。

  (孔丘)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

  庄周用其矛攻其盾,指出,按儒者自己的标准衡量,上述圣王、君子的思想动机、精神品质都有问题。他们或以杀伐武力强夺天下,或以矫情虚饰、如簧巧舌窃取名誉。所谓的禅让、仁、孝等,都是用来让别人上当而自己获利的陷阱,是彻头彻尾的鬼话。

  在庄周看来,从扰乱天下,使民不聊生角度讲,尧、舜等于桀、纣,孔丘等于盗跖,无高下之分。从人生目标的性质看,小人以身殉利,士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亦无高下之分;【6】因此,就象仁义是荼毒自然人性的工具一样,贤人(圣王、君子)则是残害天下的盗贼。【7】进一步,庄周认为,从宇宙天道的高度看,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斗,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归根到底,都是蜗角之争。其渺小之程度,如同沙石之于泰山,粒米之于太仓。【8】就这样,庄周把儒家的贤、圣否定得一干二净。

  3.3 从根本上戳穿儒生繁文缛节、伪辞饰非的虚伪性,使其原形毕现。

  为此,庄周讲过三个小故事,发人深省。

  第一个,楚人温伯雪子见鲁国儒生后,对仆人说:“昔之见我者,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其谏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只注重待人接物的形式而腹中空空,温伯雪子看透了儒生的真相,叹道:“所谓的君子,原来就是这种矫揉做作,其他一概不懂的人!”第二个,鲁哀公对庄周说:“我们鲁国全是儒士。”庄周说:“儒士戴圆冠,表示知天时;穿方鞋,表示明地理;佩玉玦,表示果断刚毅。但真儒士不一定穿儒服,穿儒服的不一定是真儒士。不信,您发一号令试一试:‘没有如上本领胆敢穿儒服者,杀头!’哀公照办。五天后,全国只剩下一个穿儒服者。”【9】第一个故事说明儒生道貌岸然,实际什么也不懂,第二个故事说明生儒生中贤士极少,大多是哗众取宠的酒囊饭袋。

  最妙的是第三个故事,讽刺意义更为尖刻。庄周说:“儒以《诗》《礼》发冢,大鸿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岁页),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10】满口诗书(以《诗》《书》为名义),却专干最卑鄙的事(盗墓窃财)。

  庄周及其门徒实在是儒学最早的解构主义者。他们用无为对抗仁义,用远古洪荒时代对抗黄帝以来的人压迫人的社会,用纯朴对抗虚伪,把儒学苦心经营数百年的权威,消解为零。

  经过这样毁灭性的打击,儒学从此一蹶不振。尽管后来有荀子的改造与复兴,但直至汉武帝之前,儒学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

  4

  荀卿被人们看作儒家,但其思想成分比较杂乱,故称为集大成者,甚为妥贴。他试图中兴儒学但又通过批评孟子而间接地挖掘儒学的病根;他不满道家但又出入稷下,吸取不少成分;他反对法家但又仔细研究王霸之术、君臣之道,为李斯、韩非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千百年来,人们只看到他作为儒生的一面,却较少剔离其思想中的另外一些因素加以分析。实际上,荀卿是战国中、后期思想流变过程中的中折点式人物。

  荀卿时代,“家”的界限仍较模糊,所以其评述各种思想的文章叫《非十二子》而不是“非六家”——尽管实际上评述的是六家——但与后来司马谈、《汉书·艺文志》都有出入。

  虽然批判的武器不同,但《非十二子》与庄周有很多相似点。例如,都对儒、墨、名、法、纵欲者等表示不满,区别仅在于,荀卿批儒是反对子(思)、孟(轲),而不是周、孔。这里,必须注意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荀卿始终没有公开地“非”老聃、庄周。在《解蔽》中,荀卿再次批评各家,也只提了一句:“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不是荀卿忽视老、庄,敬而远之,而是因为他暗中服膺老、庄,而且吸收了其中的某些思想成分。

  从《仲尼》、《儒效》看,在荀卿眼中,只有周、孔才是圣人,而其他一切包括子(思)、孟(轲)都是“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谬学杂”的俗儒,充其量也只能归入雅儒档次。

  荀卿认为,要做圣人是很难的,必须经过如下几个修炼阶段:

  首先学会保身,即“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要做到这一点,有两件事必须注意:一是“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二是“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11】二是贵让贵静、不争不夸,因为“争之则失,让之则至;遵道则积,夸诞则虚;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12】如上只是进门而已,要想登堂入室,还有两个台阶要爬:“不蔽”和“体道”。所谓不蔽,就是不被一孔之见所蒙蔽。为此,必须“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这样,才能“兼陈万物而中县衡”。【13】所谓体道,就是在“知道”(了解了“道”)基础上的身体力行。注意,这里的身体力行不是指实践,而是指用澄沏明净之心去体验,所以又叫“虚壹而静”。在荀卿看来,虚则入(虚其心,道才能进入),壹则尽(精神专一,道才能充满),静则察(冲和澄静,才可察知万物之秋豪)。做到虚壹而静,也就进入了“大清明”境界。此时,“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议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14】

  上述整个修练过程,荀卿归纳为两句话:“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无为才能有为,无强才能有强。在这种情况下,“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由此进入无为无不为、无强无不强的随心所欲的层次,才叫圣人。由于这一层次是求道的最高境界,所以又叫至人。

  由上可见,老、庄哲学被荀卿吸纳后,成为其超凡入圣理论的有机成分。

  此外,荀卿还有两个概念与老、庄思想有较密切的关系,这就是道和礼义。在荀卿这里,道既是最高的道德范畴,也是衡量士君子的最高标准。“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道是什么?“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15】礼义又是什么?荀卿的解释不由自主又与老、庄呼应起来。荀卿认为,礼义有两个义项:一曰养,二曰别。别,即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各有其宜,这在孔子的仁学理论中早已提出,而养,才是荀卿自己的补充、发明和阐述重点。何谓养?荀卿说:“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芷,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越席床第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16】给“礼”加入“养”的内容,再将其作为“人之道”的基础,是荀卿区别于孔子的显著特征,也是他批评各家学派的出发点。由此而言,名、墨、法、纵欲者、独行者的言行等固然都是错误的,那种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为乐的颜回,和强求”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孟轲等,显然也不符合“养”的要义,是不懂人道的具体表现。

  荀子强调“养”,认为“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与庄周强调保身,认为“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17】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强调“养”,实际上就强调了人的内在欲望和满足这种欲望的外在行为的合理性。西欧的文艺复兴时代,把“大写的人”作为目的,也是这个意思。所谓“大写的人”,就是与宗教的上帝相对立而存在的每一个活生生的有欲望、能行动的肉体的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养”哪有人?试想,没有了人,外在礼义道德还有什么用,治国平天下,又从何谈起?因此,庄周的“保身”(如前已述,荀卿也把它看作求道过程的第一步),荀卿的“养”,似乎是消极、保守的,然而其核心则是向人本身的复归,是对人性的呼唤,也是战国中、后期思想家突破儒学藩篱后的最大发现,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18】

  从荀卿学说中分离出老、庄思想的某些因素,绝不是由此证其为道家成员,而是为了说明战国中、后期各家思想的汇通,说明荀卿是一个新儒家(与孔、孟比)。作为一个集大成者,荀卿不仅把道家思想吸纳为超凡入圣的途径,而且,在下文中,我们将发现,他也把它改造成王霸之业、君臣之道的诀窍,并经由韩非而发扬光大。

  5

  韩非是荀卿的高足弟子。韩非的理论被称为法家,其实与早期管、晏、商、尸不同,除法之外,韩非尤其强调术、势等统治手段。韩非的思想,是从荀卿的思想成分中孽乳而来的。龙生九种,九种各异。被称为儒家大师的荀卿,教出韩非(包括李斯)这样的学生,是不奇怪的。仔细阅读一下荀卿的《王霸》、《君道》、《臣道》、《强国》等篇,不难发现韩非思想的源泉。君主如何重法、用术、造势,垂拱(无为)以驭群臣、治天下,臣下如何侍奉圣君、中君、暴君,身安而功显,在这些篇目中,都有萌芽和阐述。【19】笔者另有专文论述,不赘。

  韩非出入儒、道,各取一勺饮,融汇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在战国中、后期影响甚巨,不可忽视。

  在韩非时代,学派分野已比较清楚,因而,在《显学》中,韩非以学派分类,“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而不再细列派内诸子。在《五蠹》中,又加上“侠”、“言谈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等四类人,仍不具体指称人名。

  作为攻击性文章,《显学》、《五蠹》的批判对象甚广,但认真分析和体味,就可以发现其攻击重点在于儒家。在《显学》中,韩非首先批判儒、墨,但拉出墨家,实际目的是为了和儒家对比,为逐层深入批儒作准备。韩非认为,儒、墨皆自命为真尧舜,但主张却互相矛盾,“取舍相反不同”。尧、舜都是三千年之前的人物,无法“参验”真伪,因而,如果今天的君主兼听他们的意见,那么,他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即“非愚则诬”。接着韩非转入对儒、侠的批判。同样,拉出侠也是为了陪衬批儒。韩非认为,儒、侠都是“象人”(木偶),上不能用于作战,下不能用于种庄稼,数目再多,也没有用。为了富国强兵,必须改变“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的状况,摈弃他们,循名以责实,“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最后,韩非把儒家的”仁义”、“得人心”等言论与巫祝(算命者)的狂悖昏话相提并论,指出,以仁义教人,无异于用“智与寿”许诺人;以为“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是作群众的尾巴;这些都是“乱之端”,不能用来治国。《五蠹》的重点仍是批儒。韩非认为,古人让天下,是为了避开危险地位,非仁,不足以作为美谈;把那一套搬到今天,四处奔走游说,是欺惑君主,以抬高自己。因此,儒家乃五蠹之首,其最大的危险在于:“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韩非的正面主张是什么样呢?那就是受荀卿启示,借用老子学说,经自我发挥而成的“君人南面之术”。其理论源头在《解老》、《喻老》里。

  《解老》、《喻老》是国人训释《老子》的开山之作,又是韩非独创思想的媒孽之处。在《解老》中,韩非提出如下几点看法,应予注意:一是对德的重新诠释。“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君主无为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对仁、义、礼及其关系的重新诠释。认为它们都以德为基础,以道为根本,把仁、义、礼与道德统一起来。三是对君道的重新诠释,指出“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若烹小鲜。”强调清静。在《喻老》中,也有三点看法应剔抉出来:一是以田成篡齐、六卿分晋的事例,说明“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道理;二是以晋献公袭虞、知伯袭仇由先赠对方璧、马、大车,说明“将欲弱之,必固强之”的道理;三是以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说明“不蚤见示”、“大音希声”的道理。

  由上可见,韩非融法、术、势为一炉的“君人南面之术”,实际上就是君主独裁的中央集权制。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君主无为(垂拱),事情交由臣下去办,然后明察暗访,循名责实,以赏罚来驾驭群臣、治理天下。其中“君主无为”最为重要。君主无为,臣下才能放开手脚大胆做事;君主无为,才有时间和精力考察臣下功绩;君主无为,才能相对客观、公正地衡量、评价臣下。君主无为,臣下无不为,既为君主提供了高高在上、优游玩乐、暗中观察臣下的地位,又为臣下充分表现自己的才干提供了机会。只要“邦之利器”不失,君权就永远不会衰落。

  对此,荀卿在天之灵是不会奇怪的,因为韩非思想是自己专制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挥;【20】但老子的在天之灵肯定会发愣,自己的思想怎么会被篡改成这个样子?

  到了韩非这里,统一六国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战国中后期的思想流变在秦、汉初将开出奇葩!

  6

  对庄周、荀卿、韩非思想的扫瞄式追踪,可以发现如下两个基本点:

  6.1 他们都反对儒、墨、名家,尤其痛恶儒家

  荀子虽高扬礼义,但只承认周公、孔子,而抨击一切俗儒,实际上掏空了儒学的内容。

  6.2 他们都尊重道家

  庄周全盘继承了老子并有所推衍,荀子借道家为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必由之路,韩非将之改造为君人南面之术的基础。

  7

  上述两个基本点,已大致规定了此后思想史的走向:

  从第一点看,儒、墨、名三家的没落是必然的。在尔虞我诈、崇尚事功的时代,在平民阶级已踏上政治舞台的动乱社会,试图用无法证实的远古帝王的仁义、礼让和等级制来教导君主和人民,实在迂阔寥远,不着边际。同样,聚徒整日坐在大树下讨论“坚白”问题,也是可笑的。墨家的尚贤、尚用、兼爱等主张,虽然很有道理,但简朴到“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日夜不休”,连饭也吃不饱,还要一心为人、毫不利己,不仅君王、大臣做不到,就是平民百姓也是不肯干的。作为显学的墨家在后世的彻底衰落,恐怕不仅仅是统治者反对,更重要的,则是缺乏群众基础。这就导致了法家理论的走红。它既把耕、战放在第一位,鼓励竞争,又不放弃君人南面之术,搞中央集权制下的平衡调节,上、下皆有利。战国末期,秦始皇就靠它统一了天下,以宰制六合。顺便提一句,如果把荀卿叫作新儒家,那么,韩非就应该叫做新法家。

  从第二点看,道家的兴起也是必然的。庄周改造了老子理论,形成以保身、养生、与世周旋为核心的新框架。这种理论貌似消极,实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它强调人是物的变化形式之一,人等于物。在这一等式中,暗含着解脱一切外在桎梏而复归人本体的意义。在这一理论的透视下,什么仁义、尚贤、坚白、法术势等,全是外于“我”的东西,一旦被其束缚、被其异化,则意昧着丧失“我”本身。我就是我,我就是物。天地一大炉,阴阳一大冶,造化一大工,万物皆为一。这就是目的,此外再无其他。人与物消泯了界限,人又在物中获得新生。所以,读庄周书,往往能给人以大清醒、大欢喜,一种由顶至踵的觉悟,原因就在这里。庄周理论产生于荀、韩之前,但他们两人后来都回避之(不予攻击),说明对其理论的默默认同。

  庄周理论对社会的上中下层人都有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的作用。战国末年,从刺客、侠客、门客、布衣卿相中脱颖而出的大批英雄人物,秦末汉初的亭长、贩夫走卒、屠狗者、掾吏,转瞬间成为皇帝、将军、丞相,可以说,都和它有关。没有庄周以愤激的态度,摧枯拉朽的力量,消解儒、墨、名、法等各派加于人身上的教条,让人洞悟到人生之真相,就不可能有后来这种形势。因此,从人之为人角度讲,庄周理论是最具启示性的。然而,必须指出,庄周理论虽是一支清醒剂,使人意识到“我”之存在,又是一个转捩点,为人由认识自我转向肯定自我提供了契机,但弥漫于战国未年和秦末汉初的新道家(黄老之学),却不是庄周理论。这是一种新东西,是以老聃、庄周理论为基础,又兼容了儒、法、刑名、五行等家思想成分的一种新东西,称之为杂家亦可。

  综上所述,韩非出入儒家,创造新法家,成为战国末到秦统一六国的主导思想,但其中所包含的一些极端因子,却由同门师兄弟、荀卿的另一名高足李斯在《劝行督责书》中推衍到可怕的境地,【21】导致了秦朝的迅速覆亡。与此同时,如前已述的新道家(或杂家)思潮却在暗中运行。秦时通过《吕氏春秋》曾昙花一现,到汉初以《淮南子》基本定型,成为武帝以前的主导思想。

  以上认识,也许可以勾勒战国中、后期至董仲舒之前中国思想史流变的轮廓、轨迹。一篇几千字的论文所能道出的,只有这么多。

  是耶非耶,留待方家指正!

  (原载《湛江师范学院》1996年3期;《史学新视野》转载)

  参考文献:

  【1】李珺平:《天汉雄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如果思想史确实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有自我淘汰、自我筛选的功能,那么,今天每一位试图提出新思想的人,尤其是那些为政府的现实政治提供思想的专家学者,更应谨慎。否则,将可能如同韩非一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庄周:《天下》、荀卿:《非十二子》、韩非:《显学》等,都是全面评述此前多种思想理论的具有总结性的著作,因此,笔者将它们比喻为康德的三大批判,没有其他含义。

  【3】庄周:《齐物论》

  【4】庄周:《在宥》。顺便说明一下,一般认为,《庄子》的“外篇”和“杂篇”等文,乃其后学所作,笔者也承认。但由于这些篇章比较准确地阐释了庄周本来的思想,所以为了行文方便,避免累赘,下面引文不分“外篇”、“杂篇”,一律称为“庄周”。

  【5】庄周:《在宥》:“尧、桀治天下,一不恬,一不愉,不分高下。”《盗跖》:“……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欲求富贵者,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

  【6】庄周:《骈拇》

  【7】庄周:《徐无鬼》:“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

  【8】庄周:《则阳》、《秋水》

  【9】庄周:《田子方》

  【10】庄周:《外物》

  【11】荀卿:《仲尼》

  【12】【15】荀卿:《儒效》

  【13】【14】荀卿:《解蔽》:“兼陈万物而中县衡。”县者,悬也。既容纳万物,又有一个公正标准。

  【16】荀卿:《礼论》

  【17】庄周:《让王》

  【18】荀卿关于“养”的理论,被司马迁稍加改造,收入《史记·礼书》。

  【19】孔子以孝作为理论细胞,所以数世同堂的大家庭是儒学的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大家庭由于利益不明、责任不清、共同臣属于一个不许申辩更不许反抗的专制家长,往往是产生各种尔虞我诈、争功诿过等恶习和积弊的温床。以捍卫儒学自命的张君励也承认:“大家庭制度,一方增长各人之依赖心,他方以处于面和心不和之环境中,种下忌刻与口是心非之恶习。”(《明日中国之文化·大家长是很难当的》)。因此,儒学如果任其发展,必导致控驭术出现。荀子引入道家理论,实际上是为儒学社会寻求控驭术。一国如是,一家亦如是。

  【20】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257—259页。我认为他说得很对。

  【21】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李斯把新法家理论引向了君主绝对专制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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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动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原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郑真真(1954—),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吴要武(1968—),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我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这种快速的人口变动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我国当前和未来人口变动与教育的关系以及对教育发展的挑战,以引起教育规划和政策制定者的必要关注。  「关键词」人口变动/教育需求  人口与教育之间存在各种关联。人口领域的各个方面,如生……去看看

中国教育发展地区差距研究

(原编者按:本文是几年前作者根据1997年的数据所作。虽然目前情况在具体数字上有所变化,但中国教育地区间的宏观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将长期存在。本文依然有现实意义。)  地区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中国国情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徵。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各地区的教育事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注),各级各类教育都比改革开放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仅以学龄儿童入学率为例,1997年底,我国学龄儿童的纯入学率达到98.92%,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达到99.66%,99.36%和94.65%,不仅比改革开放前有了大幅度……去看看

明代的贪污受贿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

内容提要  贪污受贿是孳生在封建王朝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到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这颗毒瘤已扩散到封建王朝肌体的全身,严重地威胁到明政权的存亡。本文在阅读大量正史及明人野史笔记的基础上,对明代的贪污受贿问题做了多方位、多层次的透视,勾划出了明代贪污受贿的基本面貌。并就贪污受贿问题在文学中的反映做了进一步的考察,认为明代文学尤其是反映大众生活的话本、拟话本及民谣对贪贿问题的揭示更深刻,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正史更接近于真实。特别是在明王朝的反贪机制日趋瘫痪的情况下,明代文学更是承担了同贪官污吏做斗争的责……去看看

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

中共自成立伊始,在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直到194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它才逐渐开始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和成熟的针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1]与其前此的政策相比,新政策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强调对资产阶级应当用区别对待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最少数的敌人。由于中共把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定性为大资产阶级而打击之,同时将其他资产阶级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公开主张与之合组联合政府,共创允许其生存发展和在政治上共同发挥作用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2],因而使它得……去看看

权力欲望与改革尝试:贝利亚在1953年

提要:斯大林去世后的几个月内,接连出现了使苏联趋于摆脱斯大林治国模式的改革尝试。新近解密的有关档案确认贝利亚是其主要倡导者和主持者。为巩固和增强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优势,以及为苏联政权稳定而缓解社会紧张和改善国际环境,虫利亚实行了局部大赦、平反若干重大冤案、着手改革国家保安体制、开始否定个人崇拜、采取较公平的民族政策,并推动修改苏联对外政策,其中关于德国问题的处理是导致其迅速覆灭的关键因素。   一     从1948至1949年的“列宁格勒案”和1951至1952年的“明格列尔案”,到1952 年10月紧随苏共……去看看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论

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  一、引语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对基本制度环境的要求必须加入到改革的整体分析与进程设计中来,忽视基本制度环境的约束来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变革,很容易在改革实践中陷入迷茫,改革难以取得成功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从理论准备到实践设计来看,变革的基本原则是“效率”,即通过治理结构的变革,实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向国有控股的现代先进商业银行的转变,从银行的资本结构、经营战略、组织机构体系、评价考核方法、激励约束机制、员工职业价值等银行内部治理的方方面面,……去看看

心里既有“民”,眼中不惟“俗”

这些年来各种渲染"民俗文化"的产品可谓铺天盖地了。为了经济(旅游业)利益、政治动机(反对"全盘西化")以及精英阶层高雅的审美需求,"开发民俗文化资源"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了口号。从纯粹商业化的各种"民俗村"、"民俗文化风情旅游"和"民俗文化节",到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曲阜祭孔大典和黄陵祭祖仪式,从文人雅客的民俗采风,到文化人类学家的民俗研究,各种现存的、已死亡的乃至纯粹是今人"创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出来的"民俗"让人眼花缭乱。所以当友人推荐一本"民俗摄影集"时,我也是以消闲之心翻阅的。但看到〈麦客〉之书名,我就有些震撼……去看看

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状况的实证分析

原载《管理世界》2005年第6期  「标题注释」本项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3JZD0014)资助。  「作者简介」李廉水,南京财经大学;周勇,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改变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运用新的理念指导中国制造业发展。本文界定了新型制造业的概念,在大量的统计数据基础上,建立了制造业“新型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30个地区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科技竞争能力、资源环境保护能力和制造业“新型化”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和聚类分析,归……去看看

法律职业化的难题

在当今世界上,法律职业化几乎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趋势。法律界对自家行业的知识传统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自觉,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和出版物都在不停地将这种知识传统精致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检讨法律教育的目标定位,法律教育界比起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在教育的各个环节培养学生“像法律人那样思考”(Thinkinglikealawyer)的能力。法律实务界也更加注重将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沟通,法律职业的入门标准越来越高,从而提高了司法在调整社会关系和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中的能力。另外,司法界又在不断地反思司法权的运作方式,程序的价值得到了日益……去看看

租金激励、行动团体与土地产权演化

原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作者简介」赵丙奇,宁波大学商学院宁波315211/钟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赵丙奇(1972—),男,宁夏中卫人,宁波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钟庭军(197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0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租金是推动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正是由于各种租金的存在,使地方政府成为了初级行动团体。本文在对传统的土地产权特征作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传统土地产权就蕴含了改革自身的矛盾。在……去看看

伊拉克战争与地缘政治的复归

伊拉克战争前后的国际媒体与国际学术界、评论界在诠释这场战争以及战争将如何影响世界局势时,使用得最多的范畴之一,要算是“地缘政治”。冷战结束以来的十余年中,可以发现有两次使用“地缘政治”这一范畴的热潮:前一次是80年代末东欧剧变与1991年的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媒体与学术界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地缘政治大变动;这次伊拉克战争乃是第二次。为什么在2003年春天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背景之下,“地缘政治”热重又复起呢?伊拉克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大变动?而这样的一场地缘政治变动动因何在、具……去看看

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

[内容提要]  不同领域的“平衡”范畴有不同的涵义,行政法的“平衡”范畴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状态和方法。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是行政机关与相对方之间形成的兼容非对等性的权利抗衡状态,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平衡同时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一种方法,在行政法的立法,解释及适用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平衡论是有关行政法本质的理想体系,由最基本的理论主张和一系列关于行政法基本理论问题的观点组成。  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的一种理论主张提出后,[1]一些学者一直在作完善这种理论的努力,力图使之有助于行政法理论的科学化并推动……去看看

中国,能突破农业制约吗?

一个人,一个民族,总是要吃饭的,总要受吃饭的制约。但是,受吃饭的制约不一定等于受农业的制约。例如,农业部门高产高效,却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失去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再如,工业很发达,可以在保持贸易优势的条件下用工业品换回农产品,这两种情形都意味着不存在农业制约。显然,这两种情形在中国目前都不存在。   中国能突破农业制约吗?人们会以为这个问题太复杂,太难回答,但我却以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太过于纠缠细节,而在基本认识上存在错误。我认为,中国应该突破农业制约,如果政府行为正确,也可以突破农业制约。   一·中国农业:面临……去看看

中国龙与千禧年

在漫长的蛰伏过后苏醒过来的中国龙,步入农历庚辰龙年,与西历中极不平常 的2000年相遇了。   我们虽然把“龙的传人”挂在嘴边,但这个缺乏历史感的民族却忘记了中国龙 文化的真髓。原本具有阴阳和合精神的上古龙文化,已经被后世扭曲成为一种霸道 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因此,中国需要一场龙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 龙年和千禧年的交会  中国人历来视龙为吉祥之物,“龙凤呈祥”,大吉大利。因此,在龙年到来之 际,文化人也就往往只乐于讲好话,唱赞歌,乃至粉饰现实。《明报月刊》有篇题 为〈三千年一遇的“千禧龙年”〉(2000年……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