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

——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提要:在父系家庭制度中,作为父亲家庭的非正式成员,不承担赡养父母和家计责任的女儿,越来越多地在娘家的经济和家庭福利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围绕这一农村家庭和社会的新风俗,深入分析探讨了儿子和女儿赡养行为的不同伦理基础、女儿赡养的伦理被建构的过程,以及这一风俗所呈现的性别间的社会公平问题。本文认为,女儿的赡养行为折射出农村家庭在社会变迁中,兼容传统和现代两种结构,彼此既有冲突又有混合和互补的现状。

  关键词:女儿;赡养;性别;家庭;家族

  一、女儿问题的提出

  在众多关于中国家族和农村家庭的研究中,女儿始终是个被忽略或研究不足的角色。虽然有大量关于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讨论,但细读之下会发现,所谓“子女”,多数或者见子不见女,或者基本围绕父子中心进行论述,女儿只被草草带过。有其他学者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阎云翔,2006;朱爱岚,2004;陈中民,1991),有人认为,女性在家庭扮演的5个角色(女儿、妻子、母亲、婆婆、祖母)当中“,女儿大概是最不受社会科学工作者注意的一个”(陈中民,1991);还有的指出,“对中国农村家庭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忽视了外嫁女儿与娘家的密切关系”(阎云翔,2006:199)。

  女儿不被研究者重视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女儿身份和归属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二是女儿对于娘家缺乏工具性意义。费孝通说过,女儿一生有两个时期,一是从父时期,二是从夫时期。因为“女儿是替别家养的”,是“泼出去的水”,所以女儿在出嫁前身份总是处于暂时性质(费孝通,1998:198)。另有学者指出,女儿在父系家族中没有任何必然的权利,婚前她们是父系家族的“依赖人口”或“家之附从成员”,暂时被娘家养着,婚后成为其丈夫家族的正式成员(滋贺秀三,2003:353;陈其南,1990:169;Cohen,2005:83)。还有一些对冥婚的研究进一步说明,女人无论现世或来世的身份只能依赖其婚嫁——无论是正常的或冥婚——才能取得合法性,取得家族和房的成员资格,而男人从不需要这些(陈中民,1991;陈其南,1990:170;Wolf,1974;李亦园、杨国枢编著,1972:178-182)。关于女儿对于娘家的工具性意义,一些研究认为,由于未婚女子不是家之主体成员,没有宗祧和家产的继承权利,也因之被免掉对家的一应责任,包括负担家产、承担家计、赡养父母和祭祀等主要活动,女儿因此被认为缺乏工具性,只是男性继嗣制度“附带的受益者”(滋贺秀三,2003:353-375)。

  随着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女儿对于父亲家庭不断提升的工具性意义开始被研究者发现和关注。许多研究证明,在农村亲属关系日益功利化的取向中,娘家与女儿的联系趋于紧密,姻亲关系得到空前发展,许多人将姻亲看得比宗亲还要重要(阎云翔,1996;金一虹,2000:370-371;张国庆,2003)。此外,农村家庭的现代化变迁也使得在支持娘家的日常生活和重大支出方面,在分担兄弟上学、结婚和赡养父母等实践性活动方面,女儿的重要性愈发显现。作为父亲家庭的非正式成员,同时亦没有赡养父母和承担家计责任和义务的女儿,如今越来越多地在娘家的经济、资源和家庭福利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便是女儿问题提出的缘由。本文将要描述和分析的是,女儿赡养行为及其伦理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农村家庭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在家庭实践性的赡养活动中,女儿的权利、责任、义务的重新定义,及其相应的公平问题。本文的发现和立论依据主要来自于我们在2007-2009年间对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和养老问题的实地调查。

  已有的涉及女儿的研究,大多散见于各种有关亲属制度的论述中,只有少数学者如贾德等人除外。贾德专门研究了女儿与其娘家的联系,及这种联系与正式制度间的关系,其中特别关注了女儿本人的能动作用。她认为以女性为中心的亲属关系与父系制度原则有所不同,如在“娘家”关系中,情感因素比成员资格和财产更为重要,而后者往往是父系亲属制度最重要的内容。贾德指出,一个已婚妇女虽然属于她的婆家,但她依然可以让娘家继续成为她亲属世界的一部分(Judd ,1989)。马春华专门关注了妇女流动对农村父权制传统的影响,她的考察证明,妇女外出打工对农村家庭领域中的父权制文化有削弱作用,但是一些重要的制度规则,如父系继嗣和财产继承制度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马春华,2003)。胡幼慧对儿子与女儿奉养父母的动力进行了区分,她认为儿子的动力来自于“责任”,女儿的动力来自于“情感”(胡幼慧,1995:104)。但是胡和贾德等的研究都未对赡养动力的差别做更深入的探讨。女儿的“娘家情结”或者叫“顾娘家”是被提及较多的现象(费孝通,1998;潘光旦,2005;朱爱岚,2004;金一虹,2000;阎云翔,2006;明恩溥,2006;胡幼慧,1995;Judd,1989)。早年,潘光旦在其关于家庭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将赡养父母作为个人婚姻的目的。①「潘的问卷中关于婚姻目的的4个选项中,“父母之侍奉”在女性的选择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良善子女之养育”;在男性的选择中位居第三,位于“良善子女之养育”和“浪漫生活与伴侣”之后」

  潘先生搔首不解,成婚后父母之侍奉“责在为子之妇之女子??何以今日之女子竟不以此种责任为苦,犹认之为婚姻第二大目的??则殊可异也”(潘光旦,2005)。费孝通认为“娘家情结”是从父居社会中,女人在成年时加入到一个陌生的社会团体(指夫家)后的心理反应(费孝通,1998:199)。金一虹进一步解释,这是女儿出于感情原因,以及对父系单承赡养体制的一点补偿(金一虹,2000:230)。古迪(Jack Goody)则认为,对于妇女来说,亲属制度并不完全是父系的,不能忽略女儿与娘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她们从这种关系中获得的力量(转引自李霞,2002)。

  但是正如许多研究指出的那样,在从父居的家族结构中,女儿被阻断了与娘家的联系,一旦嫁到婆家就不再能得到娘家的支持(程为敏,2000;朱爱岚,2004:154-156;杨懋春,2001:54-70)。所以,对妇女如何实现其“娘家情结”,并且如何在父系家族制度中将其合法化还缺乏讨论。

  还有研究讨论了女性在娘家和婆家的权利和责任、义务关系,其主要观点如前所述(滋贺秀三,2003;弗里德曼,2000;Cohen,2005;陈其南,1990;李亦园、杨国枢编著,1972)。白凯关于妇女继承法的历史考察告诉我们,早在民国时期的民法就已否定了宗祧继承决定财产继承的逻辑,妇女在法律上取得了与男子同样的财产继承权,在新的逻辑话语下,家庭关系被重新界定,传统父系家庭关系被以强调平等的血亲关系取代(白凯,2007),但是新的话语逻辑至今未能深入乡村社会,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阎云翔和金一虹的研究涉及了农村家庭赡养实践中女儿的贡献,阎认为,女儿越来越多地参与娘家父母的赡养活动与族权和夫权削弱有关(阎云翔,2006:200),但他未做更进一步的讨论;金一虹将女儿不断增加的娘家义务与娘家给女儿的嫁妆和女儿在娘家的受惠增多相联系,并将这一现象定义为“拟双系制”(金一虹,2000:230-231),但此说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在浙东农村,有许多农户嫁女非但不增加支出,反而从男方聘礼中有所收益。此外,女儿虽然对娘家的责任和义务增加,但是在家族正式制度层面,女儿仍然一无名分和权利,这与“双系制度”所包含的两性权利和义务平等的逻辑恐怕还相距较远。

  二、顾娘家多过婆家的媳妇与村落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

  浙东A 村的媳妇招弟觉得,像自己这样“婆家娘家一碗水端平的媳妇不多了”,她告诉我们,现在的女人都是顾娘家多过婆家。她娘家弟妹端午节给了公公婆婆2斤肉2斤年糕,却给了自己娘家爸妈200元钱;过年时给公婆500元,给爸妈1100元。她说,“现在随便哪家都是女儿出得多,儿子少”。

  招弟48岁,高中毕业,在同龄妇女中算是高学历,如今在村里开了家小商店,收入只能说比种田好些,丈夫在外地搞装修,每年能有2-3万元收入。招弟20岁嫁到婆家,丈夫家兄弟4个,还有2个妹妹,丈夫是老大。嫁过去头两年没分家,和公婆、小叔、小姑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家里公公掌权,婆婆做饭,我们挣的工分和钱都交给公婆,合下来每年有几百块,公公都拿走了,给小叔结婚用了”。招弟说自己那时是“忍气吞声”,“没有一点自由,怀孕想吃点香的都没有,婆婆做什么就吃什么”,回趟娘家还要看婆婆脸色。

  分田到户的第三年,公婆做主给兄弟分了家。当时协议分给每个儿子30平米新房,还有300元债务,协议还规定等公婆到60岁,每个儿子每年“供”(jun ,平声)父母400斤谷子,30元钱。在承接父债、赡养父母方面招弟两口子确实按协议履行了责任和义务,还了分给自己的那份债务,还随着收入提高每年增加给老人的零花钱。其他3个兄弟得了新房,却没有一个履行协议,他们都因为这般那般理由觉得自己吃亏,3人统共承担了200多元的债务,其余债务还是靠公婆一点点积攒,加上小姑一人帮了100元才算还清。公公突发心脏病去世前一直“在田里做”,3个小叔也就一直没有供过口粮和钱,因为他们觉得“爹娘还能自己做”。现在70多岁的婆婆自己单过,4个儿子每家每年供200斤谷子,除了招弟每年给200元外,其余的基本都不给钱。

  家里奉养婆婆的另一个主力是小姑。有个小姑直到27岁公婆都不给她出嫁,希望拿她给小儿子换亲,后来把小姑嫁给一个诸暨人,家里得了115万,花5000元给小儿子买了个媳妇,一个月后就跑了。招弟感慨,“可现在,供着婆婆的还不是这个小女儿!”她每次回娘家都帮婆婆烧汰做事,还拎来大包小包的点心、水果,每次至少留下70、80元,加在一起比哪个儿子都给的多!

  招弟娘家离婆家几十里路,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弟弟残疾至今未婚,和父母住在一起。妹妹家是个典型的农村家庭,生活不富裕。招弟最引以为豪的是自己一手拉扯到大学毕业的小弟弟,现在镇中学教书,每个月有2000多元工资。招弟的父亲当了30多年大队干部,但一生了无积蓄,招弟帮父母资助弟弟上学,还出钱给弟弟娶亲。

  婚后弟妹不工作也不务农,招弟对她说没关系,缺钱可以找我拿。招弟承认自己太惯着弟妹了,她惯弟妹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跟现在婆婆惯媳妇的道理一样,实际是惯儿子,招弟舍不得让自己带大的弟弟夹在老婆和父母、自己中间为难;二是希望通过对弟妹好,让弟妹对自己父母加倍孝敬。现在弟弟每年供父母1000斤谷子,逢年过节给的钱加在一起也有1000多元,这在儿子很少给钱的村庄里,让父母很是脸上有光。

  但父母日常的嘘寒问暖,还有父亲两次重病的床前伺候,弟弟都不管,理所当然地由招弟和妹妹出力。招弟算了一下,自己平时给父母买吃穿用的花费和给的钱,加在一起其实跟弟弟给的基本相当,父亲几次住院的花费也都是由她和弟弟均摊。招弟说“,从小就知道,儿子要读书,女儿没的读,女儿是别人的;第二,女儿是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和娘家没有关系;第三,女儿嫁出去后,应该管婆家,不用管娘家;第四,女儿要管也只管娘家父母的床前伺候,不用给钱。我(对娘家)这样做,只是为良心!对婆家,是责任。我弟弟对父母也是责任”。

  浙东B 村的陈老伯的看法跟招弟差不多,他说,“女儿养父母是情分,儿子养父母是名分”。陈老伯自称可以很方便地向女儿要零花钱,但从来不敢向儿子要。直接的原因说是儿子比较“抠”,很少给父亲钱,给也很少,而女儿一向比较大方。老陈解释说这是父女情分,女儿看到老父亲没钱又不给那是“没有恩情”。儿子一方面不愿给父亲零花钱,另一方面还经常埋怨身为退休农村教师的父亲不能资助他的“事业”。

  我们问陈老伯,女儿对他这样好会不会将来留财产给女儿?陈老伯断然否定,不会!“儿子再不好也是拿牌位的,再不孝也有财产,女儿再好也拿不到财产,就是到法院打官司财产也没有女儿的份”。

  在招弟所在的浙东农村,女儿参与娘家事务,特别是赡养父母的行为已经普遍化,虽然许多村民在道理上依然认为养老还是以儿子为主,但是细算下来基本承认,女儿在以货币和实物赡养父母方面和儿子已经多半不相上下,还有许多甚至超过儿子。女儿在出力和体贴方面普遍优于儿子当然更有公论。很多中年妇女都有过类似招弟的经历,从不管娘家事转而成为娘家重要的养老资源。对此她们大都解释说,一是因为自由了,婆家管不了了;二是因为现在生活好了,手里有钱了。

  我们发现,在村落社会实际的赡养活动中,儿子和女儿的行为,以及村民对儿子和女儿行为的定义和期待,呈现出有趣的性别差异。

  其一,儿子的行为目标一般是提供父母基本温饱,并以此合理化;女儿的赡养活动则多是提供温饱之上的其他物质和精神内容。儿子通常的做法是,提供一位老人一年500-600斤左右的谷子,①「100斤谷可轧出70斤米,大约1斤谷价格在1元钱左右」如果有两个老人就是1000-1200斤。儿子多就“合供”,如果是独子就叫“独供”,儿子少的老人往往会面临资源危机。儿子供养好一些的会给老人买些青菜,过年过节做点好吃的给老人端去一些,但是给老人钱的很少,日常花销还要老人自己劳动去挣。儿子开始“供”父母多半是在老人70岁左右,因为60多岁的老人多数还能自食其力。在村庄里,普遍的看法是,老人“一般只要饭吃饱能过去就算了”,因此老人的温饱也成为衡量儿子赡养行为的标准。农村基层干部评价当前的赡养关系说,现在是“有养无孝”或者是“以养代孝”。女儿一般无需提供口粮,除非儿子不养。女儿的赡养行为包括了情感慰藉、生病照料、实物和货币支持等多种形式。平时回娘家陪父母说说体己话;父母有病时在床前伺候;给父母买衣买药买烟酒,并贴补“零用钱”——实际是许多老人日常开销的主要来源;再就是过年过节回娘家时,要割肉拎盒、大包小包地招摇于乡邻,让父母感到幸福风光,这些都是浙东农村女儿的主要赡养行为。最近这些年,在父母生病、丧葬等重大家庭事件中儿女费用均摊的行为也开始普遍化。A村村民对儿子和女儿的赡养行为有精辟的区分:儿子管吃饱,女儿管过好。其他相同的说法还有“,儿子媳妇管吃饱就行,女儿管的是爹娘吃好,吃得高兴,要孝顺”。

  其二,儿子的赡养行为多半具有较强的交换色彩,女儿的赡养一般是没有回报的。村民们常说,女儿是能吃亏的,儿子不能吃亏。儿子在父母的付出与自己可能提供的赡养之间做斤斤计较式的讨价还价,这在村落里是常有发生的事情。C 村一家两兄弟,哥哥因父母给弟弟建房比他当年所费多了3万元而拒养父母,弟弟争辩说第一物价涨了,第二当年哥哥造房时他还没有分家,等于用过他的钱。争吵的结果是弟弟管母亲的口粮,哥哥每年只出300斤谷,声称供养半个老父以示公平。而像招弟夫家兄弟那样相互算计指责,推诿父母债务的事件就更不鲜见。在农村,父母的财产和收入状况对儿子的赡养行为有决定性影响,那些有退休金有财产的父母通常能得到儿子较好的照顾;而那些没有积蓄和财产传给儿子的父母很少能受到儿子的善待。女儿的赡养行为基本是单向的、给予性的。虽然有研究认为,女儿的付出是与娘家嫁资之间的平衡(金一虹,2000:370-372),但是在浙东农村,女儿的嫁资一般不会超出男方的聘礼所出,甚至还有像招弟婆家那样,将嫁女所收用于给儿子娶亲。另一个浙东农村的新风俗或许更能说明女儿付出的单向性。如今在父母丧葬、大病等重大家庭开支中,开始流行费用“儿女统摊”,也叫“儿女均摊”,但是所收“吊礼”女儿没份。A 村外嫁女儿阿梅的父亲去世,丧事花费112万,她和2个哥哥每人平摊4000元,收吊礼计9000多元,全部被2个哥哥均分。其兄对此的解释是,女儿是不能分财产的。阿梅在回答有什么想法时说,“风俗就是这样,基本上没想法,有想法也没办法”。

  其三,儿子的赡养行为被称为“养”,女儿的被称为“孝”。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中,孝至少包含“孝亲”和“赡养”两个部分,也就是说“养”是“孝”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村民的看法中,“养”和“孝”似乎是分离的,有区别的。比如他们会说“,现在儿子‘孝’是没有的‘,养’还是有的”。儿子不管老人被说成是“不养”,女儿不管老人被说成是“不孝”,等等。“养”的内容主要是吃饱,其道德底线是保证老人不致冻馁。村民对儿子在“养”之外没有更多的期待,平日同父母互不往来,老人有病不给医治,以及不给老人日常生活所用的零花钱等等都在正常范围之列。对女儿“孝”行为的形象诠释就是“,跟父母贴心,让父母开心,把(给)钱父母过得舒心”。过年节时,村民们会经常相互询问,你女儿给你多少钱?女儿没给或给得少的父母会觉得脸上无光。女儿平时回家老人则会要求,尽量送些拎在手上旁人看得见的礼品,给父母挣足面子。那些有女儿给钱用,给点心吃,有女儿嘘寒问暖和有女儿时常带着礼品来探望的老人,是被人羡慕、被认为有福气和有人孝敬的人。“养”和“孝”的分离,似乎是对有情感的赡养行为与缺乏情感的赡养行为的一种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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