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

  载《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

  (曹树基,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人口普查资料及新修地方志所载数据,对1958-1962年间四川各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五年大饥荒中,四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940万,占灾前全省人口总数的13%.

  关键词: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1958-1962年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in census and newly published chorography ,theessay makes an estimate of the unnatural death toll of Sichuan during the periodof 1958-1962.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unnatural death toll of Sichuan reaches9.4million ,which accounts for 13%of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Sichuan beforethe great famine.

  Key words :the population of Sichuan,unnatural death,the period of 1958-1962

  迄今为止,有关“三年自然灾害”中国人口死亡数量的研究,大多依据全国性的人口数据来进行,所得结果相差甚大,令人难以把握。笔者采取不同的分析策略,以省为单位,逐省展开相关的研究工作。通过各省人口死亡数累加,即可得到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

  在目前各家的研究中,金辉的研究方法最值得称道。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列算式如下: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1]只不过,利用全国数据进行研究,可以不考虑因行政区变动而产生的人口迁移问题,而进行分区研究,则必须讨论因人口迁移所导致的人口变动。列算式如下: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净迁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项全国性的研究中,笔者借用清代的“府”作为稳定不变的政区,本文作为这一大型项目的一部分,仍采用这一虚拟的政区。[2]

  四川省人口众多,灾情严重,人口死亡也多。就资料而言,四川省虽然是人口死亡大省,但四川省的地方志书所记载的人口资料相当可靠,隐瞒或篡改资料的现象并不多见。只是由于四川灾情延续时间长,1958-1962年的整整五年,均可视作灾年。在有些县份,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已经上升,1963年的人口死亡率仍未下降,本文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或人口增长率来确定灾年。兹分府分析如下。

  1、成都府

  成都府境包括成都市、双流、新都、华阳、新繁、金堂、彭县、温江、崇庆、新津、崇宁、郫县、灌县、简阳、什邡和广汉。合而计之,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6‰,1964-1982年为21.6‰。[3]由于政区变动频繁,无法分县论述。从已经查阅过的新都、温江、灌县、广汉、简阳、双流、金堂、新津、郫县、什邡、崇庆十县县志看,每县均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由此推测成都府各县的情况大体如是。鉴于成都平原的灾情特别严重,也推测成都市不能幸免于难。

  根据新都等十县县志,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4‰。[4]这一数据并不确切,是因为双流、金堂、郫县等三县1954年人口少于1953年。此三县邻近成都市,小块区域的划出可能是造成1954年人口减少的原因。从1954年至1957年,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8‰,若排除双流、金堂、郫县不计,其他七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9‰。由于成都市区另计,故以18.9‰作为成都府属各县灾前人口增长速度。

  1953年,成都市人口只有85.7万,1964年多达158.3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7.4‰。成都市人口高增长,既有周边乡村人口的移入,也有外地人口的迁进,又有政区变动所导致的人口增加。由于记载的缺失,不可能将人口的来源及数量一一辨析。兹将1953-1964年成都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当作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加权平均,1953-1957年成都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5‰。以此测算灾前人口。1962-1964年,新都等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5‰,1964-1982年为18.7‰,数据合理可靠。以此测算成都府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成都府境净减少人口61万。依金堂、灌县、双流、简阳、新津、什邡、崇庆、广汉八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可知从1958年至1962年,八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境内,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2.2万。成都府境五年大饥荒中共减少人口83.2万。

  金堂、灌县、双流、简阳、崇庆、新津等六县县志记载有历年人口迁入数与迁出数。五县合计,大饥荒五年中共迁入人口46.2万,共迁出人口53.1万,净迁出人口6.9万。1964年,此六县人口占排除成都市后全府人口的55.7%,以此比例推算,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12.4万。扣除净迁出人口,成都府境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0.8万。

  从历年人口数据看,似乎简阳县人口减少得最多。1958年底,简阳县人口为123.3万,1962年底仅存86万,净减少人口37.3万。其实,这不是人口本身变动所致,而是由于1959年10月将龙泉驿区全部划归成都市管辖的结果。1959年简阳县人口净减少约24万,根据当年人口死亡率估算,其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万,净迁出0.7万,其余17.3万人口为龙泉驿划出人口。大饥荒五年间,简阳县合计死亡人口27.4万,其中正常死亡人口大约5.4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22万。根据历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计算所得人口增减值与历年人口增减值吻合,说明《简阳县志》所载人口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关于大饥荒时期简阳县的灾情细节,请读亲身经历大饥荒的惠文先生在简阳的工作笔记《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5],兹不赘述。

  2、绵州

  绵州境包括德阳、罗江、绵竹、绵阳、安县、梓潼六县,其中罗江并入德阳,实为五县。在查阅的四种地方志中,各县均经历规模不等的人口死亡,推测全府皆陷入大饥荒。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53-1964年,绵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4‰,1964-1982年为21.2‰。人口死亡有相当大的规模。

  据德阳、绵竹、绵阳、安县县志提供的历年人口数据,1953-1957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2‰。安县无1962年人口,德阳等三县1962-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5‰。[6]三县灾后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实为30‰-40‰之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实为人口迁入所致。安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6.4‰,是由于从1962年至1964年,安县接受了13807名来自潼川府境中江、三台、蓬溪、射洪、遂宁等县的移民。加权平均,四县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2.4‰,以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绵州境内人口净减少11.5万。五年间德阳、绵竹、绵阳三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60个千分点[7],推及全府,灾前还应增加人口11万。绵州境内减少人口22.5万。德阳、绵阳两县有相当完整的人口迁移记载,五年间两县共迁入人口32.1万,迁出人口33.1万,净迁出人口1万。以此推测,绵州境内净迁出人口约为1.5万。如此,绵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1万。

  分县而论,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记载,德阳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8万,绵竹县为4.4万,绵阳县为4.3万,三县合计13.5万。安县1957年人口为30.4万,1961年为28.1万,净减少人口2.3万,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4万。梓潼县人口与安县相当,死亡人口也与安县相当。五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1万。

  3、龙安府

  龙安府境包括北川、平武、江油、彰明、青川五县;1958年彰明、江油两县合并,变成四县。1953-1964年龙安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5‰,1964-1982年为24.1‰。从1953中至1957年底,北川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4‰。[8]分县而论,平武县1953年人口多于1954年,是因为该县1956年有四乡划入北川。从龙安府境各县情况看,1953年除了人口普查数据外,各县并无其他人口统计。因此,平武县1953年以后的历年人口,是政区调整以后的数据。江油县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北川县1954年人口也就大大多于1953年。上述各县的政区变动,皆在龙安府境内进行,计算时不用对境域进行调整。另外,1957年8月至1958年1月,北川县接收了来自三台、蓬溪、遂宁、射洪等县7655名移民。这也是导致灾前龙安府境人口增长速度偏高的原因。

  1961-1964年,北川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7‰,其原因在于1962年江油县有4.4万人口的净迁出。1958年江油县净迁入人口11.5万,1959-1962年持续外迁,四年中的净迁出人口累计达到10.1万。也就是说,除了死于饥荒者以外,1958年的迁入者,至1962年已经基本迁出。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龙安府境净增加人口0.9万。四年大饥荒中,五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2万,龙安府减少人口多达1.3万。四年中,北川县净迁出人口1.3万,1958年6月茶坪乡有5742人划归安县,扣除不论,净迁出人口实为0.7万。江油、平武、青川三县合计净迁入人口6.3万,四县合计净迁入人口5.6万。如此,龙安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9万。分县而论,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北川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5万,平武县约0.9万,青川县约1万,江油县约4.5万,合计6.9万。两种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在龙安府境,江油县的灾情最重,死亡人口最多。《江油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江油县委检查组报告批露东安公社九区队基层干部违法乱纪严重,先后以扣饭、拆家、毒打、苦役等手段迫害社员167人,直接造成7人死亡。11月25日,县委紧急部署在十日内,全县将1921.5万公斤粮食集运到铁路、公路沿线粮站,保证城乡供应和上调计划的完成。1961年7月11日,356名社员误听谣传,因缺粮去北川县曲山公社挖白泥二千多斤煮食充饥,引起中毒。

  4、潼川府

  潼川府境包括盐亭、中江、三台、遂宁、蓬溪、射洪、乐至、安岳、潼南等九县。潼川府境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1‰,1964-1982年为16.3‰。在已查阅的潼南、中江、三台、安岳、遂宁五县县志中,遂宁、三台和中江三县灾前即属人口迁出区。五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2‰,1961-1964年为23.3‰。[9]以此推测潼川府境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潼川府境人口净减少76.7万。四年间,潼南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41个千分点,三台县超过26个千分点,中江县仅超过7个千分点。三县平均约为2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5.2万,合计全县减少人口91.9万。四年间潼南县净迁出人口为0.93万。中江县有历年人口记载,却无人口迁移记载。根据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与历年年末人口数,估计四年间净迁出人口约为2.5万。以同样方法估算,同期三台县净迁出人口约为1.9万,三县合计净迁出人口为5.3万。以三县占全府人口比例推测,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14万。如此,潼川府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77.9万。依各县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潼南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万,中江县约为6万,三台县约为10万,三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0万。其他县记载有缺,无法知悉详情。

  5、眉州

  眉州境辖四县:眉山、彭山、青神、丹棱。1953-1964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9‰,1964-1982年为23.6‰。人口损失的规模相当大。眉山县1957年人口较1956年减少0.8万人口,而是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95‰,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约1万人。如果1957年数据为真,则意味着是年有1.8万人口外迁。是年该县无人口外迁及区划变更的记载,姑且存疑。

  从1953年至1956年,丹棱、眉山、彭山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1‰,1961-1964年为34.9‰。[10]以此计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眉州境内人口净减少14.2万。《眉山县志》关于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出生率计算错误,四年中实际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42个千分点,彭山县只超过8个千分点,合计超过3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7万,眉州境内共减少人口16.9万。三部县志均未记载人口迁移情况,根据眉山县所载历年人口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可知该地未有规模性的人口外迁,只在彭山县有1.2万净迁出人口,设州境内的净迁出人口为2万人,眉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5万。

  6、资州

  资州境包括内江市和内江、资中、资阳、井研、仁寿等五县;资州境内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2‰,1964-1982年为21.8‰。1964年人口少于1953年,证明当地的人口死亡的数量是惊人的。从1953年至1964年,资州府辖各市县当中,只有内江市的人口呈增长状,其他各县人口均为负增长。据《内江市志》所载,1954-1956年,内江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8.8‰、62.7‰和64.9‰。[11]这不是正常的人口增长,而是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或区划变动所致。由于未见原书,细节不详。《内江市志》揭示1954年内江市人口死亡率只有3.2‰-8.6‰,1958年至1962年高达16.1‰-26.2‰,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仍有相当大的规模。1960年内江市人口出现负增长。与其他县相比,内江市的饥荒程度要轻得多。

  从1953年至1957年,内江、资中、资阳、井研四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7‰。[12]这一增长速度偏低,其原因在于1957年资中、资阳两县的人口死亡率上升。如在资中,1957年人口死亡率已达13.1‰,资阳则为17.9‰。灾后三年四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4‰。这一增长速度较周边地区要低得多。仔细分析,资中县1963年人口增长率只有3.2‰,是不真实的。是年资中县人口自然增长2.6万,净迁出0.7万,净增长1.9万,而实际人口增长数只有0.5万,有1.4万人口不知所踪。资中县灾后二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约35‰,资阳县为32‰,井研县1964年为33.4‰,平均约为33‰。考虑到资中、资阳两县灾后人口迁出略多于迁入,故定为30‰。

  依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资州境内净减少人口68万。五年大饥荒中,资中、资阳两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4个千分点,推及全州境内,灾前人口还要增加12.2万,合计减少人口80.2万。资中、资阳两县五年中净迁出人口1.56万,推测全州境内外迁人口约3.7万。如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6.5万。

  7、嘉定府

  嘉定府境包括自贡市部分、峨眉、乐山、五通桥区、荣县、威远、峨边、犍为、夹江、洪雅等县。1953-1964年嘉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1964-1982年为24.8‰。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在嘉定府辖9.5个市县中,已经查阅其中6部县志。[13]另外,《威远县志》没有历年人口,只有1955年、1960年和1965年的各项人口指标记载。分县而论,只有夹边县的人口变动稍有些离奇,其他各县基本正常。1953-1957年,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4‰,1962-1964年为39.5‰。据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嘉定府净减少人口38.1万。大饥荒五年中,洪雅、夹江、峨眉、犍为四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共3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0.8万,全府减少人口合计48.9万。《峨眉县志》和《夹江县志》记载历年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两县合计,五年中共迁入人口213709,共迁出人口224729,净迁出人口1.1万。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9万,嘉定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9.9万。

  7、叙州府

  叙州府境包括自贡市部分、宜宾市、宜宾、普安营、雷波、马边、富顺、隆昌、南溪、长宁、高县、庆符、筠连、珙县、兴文、屏山和沐川。已经查获的地方志多达9种,其中只有一种无历年人口记载。沐川、富顺、宜宾、兴文、珙县、长宁、隆昌、雷波八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2‰,1962-1964年为51.5‰。[14]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太高,是因为灾后宜宾县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107.9‰和121.1‰,宜宾县人口的高增长是政区调整的结果,而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排除宜宾县不计,灾后叙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3.4‰,以此测算叙州府境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叙州府人口净减少58.4万。宜宾、珙县、长宁、隆昌四县大饥荒五年中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合计为31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3.2万。叙州府境大饥荒中共减少人口71.6万。目前仅查到《珙县志》所载迁移人口,五年中净迁出人口6558人。推及全府,应有17.2万人口外迁。不过,叙州府境的自贡、宜宾两市人口增长迅速,迁入人口可能多于迁出人口。如此,设净迁出人口与大饥荒中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相当,则叙州府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在这一点上,叙州府的情况与嘉定府相同。

  8、泸州

  泸州境包括泸州市、泸县、合江、纳溪、江安和古宋。1953-1964年泸州境内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4-1982年为23.3‰,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分县而论,1953-1964年泸州市人口大量减少可能与泸县人口增加有关,两县合计,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1‰,与泸州府境各县同期人口变动速度一致。

  纳溪、合江、江安、泸县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4‰,1962-1964年为38.6‰。[15]据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泸州净减少人口33.3万。大饥荒中,合江、泸县、江安三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50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2.4万。不过,在合江县,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多达20639人,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多达9.7万。泸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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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由发改委起草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在完成最后修改之后,将公布实施。方案起草至今,历时5年半。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一方面说明问题的重大和对问题的认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政府效率的低下。与此同时,金融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改制上市已经拉开序幕,银行业新一轮对内开放随着东北振兴银行的建立悄然而起,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也有了新的举措。这一切预示着,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将会取得一些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中国经济是一个靠投资拉动的经济,不仅是由于中国的投资率是世界……去看看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早期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单个弱国通过巧妙周旋与战略博弈最终打败并取代欧洲世界霸权地位的典型案例。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研究美国利用欧洲内部矛盾从弱变强的历史,其中有下列规律对今天中国的未来是有启示的。      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对未来中国,乃至对整个亚洲而言,最需要从欧美地缘政治力量消长历史中汲取的最具基础意义的经验是,未来中国决不能犯下843年欧洲查理大帝三个不肖子孙肢解已具有欧洲大陆主体板块位势的查理曼帝国……去看看

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本文对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制度环境、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中介组织、群众团体、社会团体、人民团体等概念做了比较和辨析;分别从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两个角度对中国民间组织的分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着重分析了中国公民社会现存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特征,典型地体现为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双重管理与多头管理、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现实空间与制度空间的共存。  关键词:中国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制度环境……去看看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改革

1.民主和君权   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谈起毛泽东先生,有人问毛先生对中国的思想有什么贡献。笔者说他把民主和帝王术结合起来,利用民主使自己当上了皇帝。他搞的文化革命并非革命,却可以说是文化试验:试验的内容就是用民主建立绝对君权。民主是西方传统,源自古希腊,绝对君权是东方传统。用西方的民主建立东方的绝对君权,不能不说是个发明。而且,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民主和和皇帝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件事,但是毛先生在文革中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而且相当成功。毛先生不是很有创造性?  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毛泽东的试验,对我们……去看看

走出“顺差至上”的认识误区

作者: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2月18日2002年,美国的贸易逆差额高达4352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逆差1030美元,对日贸易逆差700多亿美元。与美国相反,去年欧盟国家出现了1020亿欧元的较大贸易顺差,比2001年增长了1.5倍,法国出现了数额较大的贸易顺差,而英国却与美国一样是逆差国家,数额高达600多亿欧元。如何看待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和逆差,是不是出现逆差就有问题,出现顺差就皆大欢喜?在今天我们要有一些全新的视角来认识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工作中,顺差就是成绩,顺差就是目的,几乎成为我们的思维定势和政府……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