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同志:媒体、移民与一位农村老年妇女的自杀

  内容提要:本文将讨论一名农村老年妇女自杀身亡的社会情境。我所要描述和分析的社会情境指三种具体的社会行动之合力:(1)三峡水库移民政策在一个江村内的执行,(2)一家电视台派出的纪录片摄制组对村内一个扩大家庭的追踪采访,(3)这个移民家庭对家中两位高龄老人采取的赡养方式。本文将说明,任何公共政策都可能产生与其最初目的偏离甚至相反的后果,其中包括人们能够预料的问题性结局。同样道理,任何社会行为或行动方式也可能会产生与其初衷相反或相驳的后果。这一铺垫性说明很有必要,因为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未预结局”,属于社会学中期理论之一。严格地讲,“未预结局”是一种既不属于人们故意造成、同时也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但恰恰又是违背了某种政策或行动之初衷的一种结局。对“未预结局”和相关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强化我们对公共政策和社会行动的分析力度。

  一、引子

  “妾本禹王女,含怨待楚王,泪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长。愁应随波去,泪须漂远洋。乞君莫作断流想,流断永使妾悲伤。”这首诗是一位原中央主要领导在1988年读完李锐同志对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著作之后所写。[1]在对这首以“妾”的口吻、“冤”的惆怅及其“巫山”的暗喻所写成的古体诗进行了较大修改之后,李锐将其发表在《新观察》杂志1989年第八期。当我第一次阅读未经李锐修改的原诗,本人产生了许多感慨和推测,但更多地还是想到了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她的名字叫吕全秀,一名三峡库区移民、一位在迁移之后自杀身亡时已经八十多岁的老人。

  我是在1998年第一次听到有关吕全秀的自杀经历。那年七月十三号,我在重庆市某县广播局萧局长的陪同之下,乘船抵达距离该县县城不远的大江村。[2]此行目的是了解该村水库移民的情况。[3]下船后,我们走了三十多分钟的山路,最终来到大江村一个移民社的社长家中。由于社长早晨已去县城,我们一边等待社长回家,一边从其妻及附近邻居的妇女那里了解移民情况。妇女们首先谈到本社郝振禄一家搬移之后四人先后死亡的问题。那个社长回来之后,他带领我们访谈了另外三名村干部和一些普通村民。我们在该村先后同十七人的谈话中涉及到了郝家四人死亡一事。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郝家老太太吕全秀的自杀。吕全秀所在的郝家原来是一个由四代人组成的扩大家庭,其最老的一辈儿人是吕全秀和她的老伴郝振禄。这对老夫妇搬迁时间是前一年(即1997年)的古历四月二十八。搬迁之后,吕全秀从郝家第一个去世,日子是古历十月中旬。第二个去世的是老汉郝振禄,日子是古历十一月二十二。五天之后,即古历十一月二十七,郝家老大郝万学的孙女郝春玲也去世了。到腊月初五,郝家老大的儿子郝寇华也离开了人世。

  虽然我将讨论以上四个人去世的不同原因,本文对吕全秀之死将给予最大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被采访对象谈论最多的是这位老人的自杀。本文集中讨论吕全秀之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东北一家电视台拍摄过的一部《库区人家》纪录片。[4]该片纪录的那个移民家庭就是吕全秀所在的郝家,而且吕全秀本人在该片镜头最多。换言之,在大江村获得的访谈材料和《库区人家》的音像材料是本文撰写的基础。另外,从1989年到1998年我对甘肃省黄河流域和湖南省冷水江流域的水库移民问题做过实地研究,对小浪底、新安江、三门峡等大型水利枢纽所导致的移民问题做过仔细的文献研究。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我曾三次到三峡移民区实地考察。上述水库移民研究对我分析吕全秀这个个案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是我不愿意否认的事实。

  一、从郝家之不幸看社会行动理论之一种

  在迁移后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内,吕全秀所在郝家就先后去世了四人,死亡原因均与移民安置有间接关联。这种关联所产生的后果属于我下面要讨论的“未预结局。”我要讲的“未预结局”是英文“unintended consequence”一词的翻译。我之所以将“unintended consequence”译为“未预结局”是因为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败”这句中文成语。用今日时髦话语解释,“预”就是要有明确的意图、有目标、有计划,有准备。反过来说,“不预”指没有明确的意图,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没有准备。考虑到“预”与“不预”的中文意思,我认为可以将“unintended consequence”翻译成为“未预结局。”由于“unintended”或“未预”一词的最基本含义指“不是故意的”、“不是存心的”,所以在社会行动理论中,“未预结局”通常指某一行动所导致的某些后果属于行动者没有预想到的、有时甚至构成与行动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 )就把自己的一篇短文题名为“有意图的社会行动之非预料结局。”[5]默顿在这篇短小精辟的文章中讨论了一股“总想行善、却又总是作恶的力量。”默顿在此有意颠倒了歌德所著《浮士德》中那位魔鬼标榜自己的一句话:“我总是作恶、却又总想行善。”默顿之所以将“总是作恶、却又总想行善”颠倒成为“总想行善、却又总是作恶”的原因在于使用一个极端同时又十分形象的例子——“好心做坏事”——来说明“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或“非预料结局”(也就是后来学者们所称的“未预结局”)这一概念的含义之一:即行动者的预想与行动结果的相互违背。这种结局大概也就是中国人讲的“事与愿违。”不过,“事与愿违”也只包含了未预结局这一概念的部分含义。中文里的“节外生枝”“无心插柳柳成荫”等说法也应该属于未预结局的范畴。

  只在字面意义上讨论未预结局当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同社会行动理论有关。在此需要提到?(Anton Blok)是如何将未预结局这一概念运用到他对西西里岛犯罪团伙的分析。[6]Blok认为西西里岛犯罪团伙所造成的社会性恐惧起源于许多个人化的利益和预想。这也就是说,原来没有一个人曾经试图刻意制造一种令许多人(包括犯罪团伙成员自己)都感到恐惧的社会生活局面;但这种威胁到每一个人的局面恰恰又起源于众人的个体化的预想和行动。在一种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依靠暴力而生存的社会环境之中,其他人也逐渐学会了依靠暴力而生存。如果仅仅考虑个人利益的话,这种做法对寻找生存途径的个体是有好处的。但从整体角度看,这种做法是对每一个人的作恶,即使是对犯罪团伙成员来说也是如此。越是嚣张的犯罪团伙,其成员所遭受的死伤威胁越大。换言之,在这种情境之下出现的犯罪团伙对社会和个体构成的威胁可以被定义为众人个体化预想和行动的未预结局。

  我个人认为,虽然Blok对未预结局的描述比较形象,但在学者的有关讨论中,还是Norbert Elias 对未预结局所下的定义比较精辟,所以值得在此引用并作为我下面讨论的框架:[未预结局源于]“许多个人利益和预想的缠绕——无论它们是一致的,互驳的、还是敌对的——而最终产生出来某种并没有经过某一人物策划过或预想过的、但同时又恰恰是由于许多个人化的行动和预想所导致的后果。”[7]这句话虽然在陈述方式上别扭一些,其意思还是比较直白的。如果需要把话讲的更直白一些,我们可以参照并综合默顿,Blok ,和Elias 三人的看法做出如下定义:未预结局属于社会行动者既没有刻意制造也根本没有预想到的社会行动后果;这种后果不应该简单地被解释成为由于意外事件所导致,因为它与社会行动者的具体意图和行动方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对未预结局进行理论化的讨论属于建构社会学“中期理论”的努力,而默顿就是这一努力最初的倡导者。对默顿来说,社会学探索中总有两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极端倾向:一是无视理论而只顾经验性资料的狭窄实证主义之倾向;二是无视实证而仅仅利用抽象概念建立一套无所不包的社会理论体系之倾向。为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即可以包容实证主义又密切关注理论建构的空间,默顿提出“中期理论”(middle range theories )这一概念,并大力主张在社会学研究中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对具体的社会现象加以梳理,而不要在研究之始就处理大而空的抽象概念。与社会学整体理论(total theories)相比,中期理论也十分强调理论建构的重要,但它将这一建构的基础定位于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并在提出一系列理论假设的同时允许在研究之中或之后利用实证的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8]根据上述原则产生出来的社会学中期理论包括“参照群体理论”(theory of reference group ),“同伴群体压力理论”(theory of peer grouppressure),社会流动理论(theory of social mobility ),“角色冲突理论”(theory of role conflict )等等。正如前面所暗示,未预结局理论是社会学中期理论之一种。从方法论上讲,对未预结局的分析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境采用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从行动入手,考察一系列相关的行动所造成的结果,尤其是那些偏离了行动者初衷的未预结局及其产生原因;第二种方式是从行为入手,探讨制度化的实践何以在时间和空间已经变化了的情境中产生出来某种与原来例行化行为背后的期待不大一致或根本没有预想到的结果;第三种方式是从事件入手,关注某一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相关事件及其影响,尤其注重从首先发生的事件与后来发生的事件的因果关系之中梳理出来导致未预结局的原因。当然,这三种分析方式有可能由于要解释相关但又是不同的情境而同时使用。

  二、“已预料结局”与“未预结局”之关系

  虽然由于种种人为局限所导致的不便,有关三峡移民问题的文章到目前还是发表了一些。[9]这些文章和一些报刊报道所涉及的问题大多属于那些密切关注三峡工程人士所预料的问题,如耕地短缺、移民口粮不足、库区生态恶化、挪用移民经费等等。[10]这就是说,在三峡移民之“预”以非自愿移民为前提之下、在没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之中、在地方官员腐败程度加剧的时期内,我们目前所得知的三峡移民问题虽然严重,但其实并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属于连工程策划者和可行性论证者都已经预料到的问题,而且算入了工程成本和追加投资的准备之中。[11]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些问题视为“已预结局”(intended consequences),因为那样会使人产生错觉并认为这些问题是有人故意制造的。但是,将这些问题称为“已预料结局”(anticipated consequences)应该是一种可以接受、不失公平而且十分客观的做法。

  由于本文关心的是移民工程中一个发生在草根社会的未预结局,我认为有必要对我要讲的这个个案给予一定深度的描述。我前面已经介绍,我要讨论的个案之发生地点是重庆某县的大江村。该村干部是在一九九六年接到“就地后靠”的通知。[12]此时,吕全秀所在的郝家这一大家子人还住在江边一条小街上,共分六小户,吕全秀和老伴单过,但得到各户的照顾。知道要移民之后,老人表示不愿意搬到山上住,宁可住在已很破旧的老房子里,并且说要到水库蓄水时才走。这是老人对移民指令的第一反映。可是该村当时被县移民局树为移民工作典型单位,是政府官员经常要视察的移民点,所以来自村干部要求郝家老人搬迁的压力极大。出于不得已,两位老人劝儿子们先搬走,又把自己的房屋迁建补偿费交给老三的儿子用,自己仍住在江边老房子里。老三的儿子用了两位老人的钱,加上自己打工挣来的钱,盖成三间房之后成家立业。老人的原来的意图是先“赖”在老宅不走,到不得已的时候才考虑搬到山上。可是到了夏天,一场大雨将老人的老房子屋顶冲破,墙壁也有倒塌的危险。

  老人此时手中已经没有钱修补老房子,更没资金在移民点建筑新房。为了让老人有地方住,已经分家的郝家后代商量用抓阄的方法决定由哪一户赡养老人,并为他们腾出地方住。三媳妇代表三房(老三早已去世)参加抓阄,不想抓中,反而抓中。就这样,两位老人住进了三房,由三媳妇供养,其他几户从经济上支持。这种供养方式是中国农村赡养老人的典型方式之一。[13]但由于老三媳妇的儿子刚刚分家出来,自己也已经上岁数的三媳妇只好和年迈的公公、婆婆另起炉灶。吕全秀不久就说老三媳妇的地点不如老房子宽裕,又说在坡上不如在坡下住得习惯,所以不断催儿子们将下面房子赶紧修好,口口声声讲要搬回江边的老家。

  知道老人的不满之后,郝家后代商量并决定应该由三房负责修理老房子,因为老人的移民补偿已经被三房的儿子使用。但由于老三家的儿子此时在外出打工,老三媳妇自己又无钱无力修房,她一时急坏了,扑到老房子墙上放声痛哭。[14]见此情形,大家又开会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各户轮流供养老人,一户五天,在哪家生病,哪家负责养病,在哪家死人,哪家操办丧事。由于山上能盖住房的地点过于分散,郝家六户搬到山上之后就不能再在一个地方居住,只好按上级分配的地点各自安顿家室,距离最近的两家也相隔几十米以上。要吃供养,两位老人每隔五天就得沿着移民新村的石台阶小路,从一家走到另一家去吃住。由于路上石台阶的高度在四十公分左右,每次走这条路均成为对两位老人身体的极度折磨。吕全秀为此深感不满,觉得自己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这样活着,简直就像要饭的,一气之下住到女儿家不回来。吕全秀在女儿家住长了,村里就有人说闲话了,讲郝家五房后代居然不能妥善照顾老人。听到这些话,郝家很快就派了四名后生用滑竿将老太太接回来,但供养方式没改,还是轮火头(即轮流供养),老人在移民点还是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可住。

  三、水库移民、老人赡养与“国家同志”之出现

  从郝家商量搬迁和养老问题之开始,《库区人家》摄制组就一直追踪采访这个移民家庭,一共先后去过四次,住在村内的工作时间共达二十多天。虽然吕全秀能够记住摄制组成员的名字,她还把这些她认为代表国家的小组成员统称为“国家同志”,并相信他们是受国家之委托来到大江村。她对这些人身份和使命的判断是准确的。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建立三峡水利电力枢纽之后,国务院立即要求各部委和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对口支持”三峡库区建设。到2001年上半年底,库区从此类支援中获得实物和资金的投入共折合80亿元。[1]所谓“对口支援”不仅仅局限于实物和资金,而且包括技术援助、干部调入、学校建设等等。郝家所在那个县的广播电视局在上级的安排之下与东北一家电视台取得联系,由后者协助支持这个库区电视台的发展。由于移民工作是地方政府宣传工作的核心,东北那家电视台对口支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帮助当地电视台提高移民节目的制作水准。[2]拍摄《库区人家》的决定是这两个单位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县委宣传部支持的项目。

  《库区人家》摄制组成员到大江村之后,对吕、郝两位老人非常尊敬,经常送东西慰问,诚心诚意地感谢他们的合作。摄制工作时,镜头又集中于两位老人,所以家里人在轮流供养开始之后也特别注意照顾老人。摄制组离开后,老太太又不高兴了,不断地说“还是国家同志好,还是国家同志好。他们知道孝敬老人。”她还说打算搬到山上的观音庙自己单过,并认为摄制组成员人好心眼好,早在观音庙为她悄悄地留下了两千斤大米,一千多斤煤,以备万一。郝家老三媳妇后来讲,“谁也没把她那话往心里去,都以为她岁数大了,说些胡话也很正常嘛。”老三媳妇经常伺候老人,但她也没有想到那些“胡话”居然是老太太的心里话。

  到古历十月十一号,老太太忽然不见了。家里人开始还以为她对供养不满又去了女儿家,后来遇到在村后山里见过老太太的人,一问才知道她果真去了观音庙,要吃“国家同志”留下的大米。沿途走劳累了,老太太在一个熟人家住了一晚,后来又被一位打草人背着走了一段路,最后自己走到观音庙。了解到这些情况,郝家二十多人在观音庙附近开始找人,几天后在不远的一个陡峭山崖下的草丛中找到了吕全秀的尸体。

  听到老伴去世的消息后,郝振禄抱头痛哭,三天粒米未进。埋葬老伴时,他扑到坟上痛哭并高喊:“你也让我跟你一起去吧!”四十天后,轮到老汉从大儿子家去小儿子家吃供养,他早上起床后看了一眼长江,长叹一口气,一翻身就喊来大儿子,说脑袋痛。大儿子怕老人这一天病倒了要由大房支付医疗费用,赶紧叫人用椅子把老人抬到小儿子家,不到半天,老人就断气了。村医说是脑淤血,小儿子最后负责了丧事。郝振禄死后,其长子长孙的女儿郝春玲突然发病,经查是黄胆性肝炎。在郝振禄去世的第五天,这个年仅四个月女娃也去世了。

  此时村里人对郝家有了各种公开议论,其焦点是郝家大儿子郝万学。作为郝家的长子,他本应该主持大家庭的事物,协调各户关系,想出一个令老人满意的供养方法。此时,他自己的孙女也去世了,这种巧合使一些村民马上联想到这是否就是人们常常念叨的那种天地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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