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

  原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内容提要」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孙中山崇拜运动,将“孙中山”符号通过时间、空间、仪式、传媒等多向度渗入社会日常生活,而以时间为轴的建构体现于总理(国父)纪念周与纪念日的设置。纪念周是规模最大、频度最高、影响最大的时间符号,本文从制度时间与仪式操演的双重维度,考察国民党如何通过纪念周制度时间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推广来实现其对社会的控制与意识形态传输,揭示纪念周制度所隐含的现代政治权力技术。同时,考察社会各界对纪念周的不同反应以及抗战时期纪念周的特殊功能。由于国民党脱离底层民众,政治腐败,纪念周的推行并未使国民党完全实现对民众党化意识形态的塑造。但总体而言,孙中山符号通过纪念周而得到广泛传输,构成生活在民国时期人们的集体记忆,影响着1949年后人们接受孙中山符号的新生意义。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孙中山崇拜运动,将“孙中山”象征符号渗入民国社会生活。孙中山崇拜贯穿于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整个时期,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史学界对于孙中山崇拜研究刚刚起步,主要成果有台湾学者潘光哲的《“国父”形象的历史形成:一个初步的考察》,该文从出版与宣传考察了孙中山“国父”形象形成的原因。(注:见《第6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父纪念馆2003年版,第183-198页。感谢潘先生惠寄论文及给予的启发。)李恭忠的《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一文则简略地从象征符号建构、纪念仪式等角度研究国民党对孙中山的塑造与崇拜,其中略微论及纪念周。(注:李恭忠《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第12期。)然而,纪念周制度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最为重要的时间制度,是将“孙中山”符号向社会传输尤其是向民间传输的重要权力技术,它表明国民党试图透过时间控制来实现其权力延伸,这是中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统治方式的一次重要转型。对此,史学界尚无探讨。笔者认为孙中山崇拜是通过时间、空间、仪式、传媒等多向度进行的,而以时间为轴的建构体现于纪念周与孙中山纪念日的设置。在所有时间符号中,纪念周(注:纪念周在初期称总理纪念周,后期随着孙中山被正式尊为“国父”,遂改称“国父纪念周”,为行文方便,文中简称纪念周。)推广最为广泛,参加人员最多,出现频度最高,影响也最巨,本文遂对此作专题研究,从象征符号、制度时间、仪式操演等维度对纪念周进行全面考察,深入剖析国民党如何通过纪念周制度时间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揭示其对社会的控制与意识形态传输,同时关注孙中山符号的多重涵义,特别是民族主义精神在民间社会的广泛影响,考察纪念周在抗战动员中的功能。本文最后分析社会各界对纪念周制度的反应,民国时期人们关于孙中山的集体记忆,并进一步探讨国家与社会、政党与民间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挖掘国民党对社会日常生活的隐性控制与巨大影响。

  一、时间符号与纪念周制度时间的形成

  孙中山作为一位政治领袖,对中国近代政治及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国民党在他生前维护其权威、在他逝世后则将他定位为精神领袖,并逐步神化、建构为象征符号。符号是象征或代表其他事物的事物,表现为一种隐喻,它是人类表达感情、想象和价值的重要工具之一,并能够代表社会的要求。象征符号与仪式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方式之一,它们具有整合族群、团体与社区的认同及强固功能,人们通过对符号的认可达到交流。民族国家一般会通过民族英雄、名胜古迹等符号和符号现象来动员与整合社会,以达到服务于国家的目的。除此之外,国家也会根据当时的需要而发明一些传统与符号,让民众去认同,从而达到国家认同的目的。孙中山符号正是国民党为获得民众认同、并用党化意识形态去塑造而创造发明的。象征符号产生之后如何被社会成员认可,其代表的价值如何才能对社会认知并起引导社会发展的作用,则存在着表现途径等问题。因为符号不能独立地表达意义,孤立而静止的符号,无法与动态形象所展示的功能相比,只有当符号表现于动态形象之中,即符号体现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场合、情景氛围和仪式过程之中,符号才会被生动而形象地建构与解读。

  时间首先为象征符号的建构提供了最基础的要素,因为任何象征符号的诞生本身也是特定时间中的产物,也就是历史时刻,它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发展基点。从这一点看,象征符号的诞生与传统史学中历史事件的发生有着相似性。孙中山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就诞生于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其1925年逝世这一历史时刻。自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就根据孙中山的出生、逝世及经历的重大事件,制定了诞辰日、逝世日、蒙难日、就职日等一系列时间序列符号,并创造了纪念周,这使孙中山成为中国拥有最多时间符号的历史人物。

  在孙中山所有时间符号中,纪念周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它最初带有时段性特征,即孙中山逝世后在一周中举行系列纪念活动,称之为“纪念周”。1925年3月23日,江苏徐州第十中学召开孙中山追悼会,校长宣布“本周特为中山先生之纪念周,课间多以先生之主义及学说为讲义,俾我门(们)能继先生之志”。(注: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哀思录》,上海1926年版,第三编,卷四·海内各地追悼纪事,第32页。)上海尚文路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也决定举办“孙公纪念周”,只是内容更为丰富,“搜集孙公纪念物,并研究其学说及生平行事等等,藉此以示追悼孙公之意”。(注:《二师附小之孙公纪念周》,见《申报》1925年3月25日。)但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实行的“纪念周”与此完全不同,它是指每周一举行纪念孙中山仪式。这一纪念周由自发实行的阶段性纪念时间逐步演变为国民党、政府及各级社会团体、学校共同实行的制度时间。所谓“制度时间”(institutional time)是指根据组织或机构的作息而制定出的不同的时间表及对时间表的不同分割,是组织或机构成员共同遵守的时间。(注:Lewis ,J.David and Andrew J.Weigert ,1981,The Structuresand Meanings of Social Time ,Social Forces,60(2),p434.)涂尔干很早提出相对于个人时间的“社会时间”概念,后来人类学家M.Bloch 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每种文化内至少存在两套时间观,一套是“仪式时间”(ritual time ),另一套是“日常时间”(practical time),一般在高度阶序化的社会,仪式较多,人们会将较多的时间用在仪式沟通(ritual communication)上,这与日常时间观是不同的,(注:Maurice.Bloch ,1977,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 Present ,Man(N.S ),12(2),p278-292.)所以,仪式塑造了社会文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周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又是一种政治仪式,制度时间与仪式时间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分析孙中山符号在纪念周“时间”中的建构。就制度时间的本质与运行而言,它是现代社会体制中最重要的时间分割体系,它控制着政府组织、机构、学校、团体与军队,对社会运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纪念周因其固定化、程式化而成为制度时间,孙中山符号正是透过纪念周这一制度时间与仪式时间而嵌入民众的实际生活,并对社会文化建构产生影响。

  1925年4月,建国粤军总部制定了“总理纪念周条例”,规定“以每周星期一为纪念周永久行之”,上午十时应“向孙大元帅像行三鞠躬礼,如在战地无帅像时向青天白日旗”行礼,然后默哀三分钟,随后全体官兵宣读孙大元帅遗嘱,“并由官兵长解释其义”,最后“演说孙大元帅主义及革命历史”。条例还规定,“对于本条例如有阳奉阴遗(违)等行为,一经查觉、或举发,除将其应负责之官长撤差外,并另予分别议处”。(注:《建国粤军纪念孙大元帅》,见《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7日。)这是国民党第一个纪念周仪式。同年8月17日,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全体职员举行第一次总理纪念周,由监察委员林祖涵(伯渠)主持纪念周仪式,集体向总理遗像三鞠躬,恭读总理遗嘱,默念三分钟,并演讲时事政治与党义。(注:《监察院昨日举行总理纪念周情形》,见《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8日。)这标志着纪念周制度时间由军队进入政府,为以后的进一步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二大”正式通过决议,“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并写入《中国国民党总章》。2月12日,中央党部议决公布《纪念周条例》,对纪念周的具体执行办法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举行纪念周的目的就是“为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并规定“每周之月曜(星期一)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举行纪念周仪式,“不得无故连续缺席至三次以上,违者分别处罪”。同年5月30日,中央党部再度决议对纪念周条例进行修订,参加人员扩展至机关所有党员:“机关内勤务工人,除未入党者外,均须参加”。(注: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编印《总理纪念周详解》,1929年3月出版,第3-4页。)从此,纪念周正式成为国民党上自中央下至各区县统一执行的制度时间,也成为“各种党部把党的主义政策去训练党员的一个方法”。(注:《胡汉民先生演说集》,编者、出版者不详,1926年底,第51页。)实际上,纪念周后来也成为一般政府机关、团体、学校的制度时间。

  纪念周每次都有政治报告,时间一久无疑会流于简单的政治说教而枯燥无味,起不到纪念周应有的作用,1930年11月,国民党第三届第四次中央全会通过《改订总理周条例案》,将原第五条“政治报告或演说”改为“讲读总理遗教,或工作报告”,(注:《改订总理纪念周条例案》,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卷,第912页。)其目的是“要任何机关或团体,在每星期举行纪念周时,将总理给我们的遗教,详加说明,如同读遗嘱一样,使人人深印脑际,俾能身体力行”。(注:胡汉民《民法亲属继承两编中之家族制度——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立法院》,见《中央周报》第133期,1930年12月22日。)因此,后来纪念周一般先由主席讲读总理遗教,然后是工作报告,二者的结合的确使这一制度时间内容有所充实。之后,纪念周程序中增加向“党国旗”行礼,以强化对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的认同。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又重申将“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改为“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注:《修正总理纪念周条例》(1937年2月4日第五届中常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1-1311,《关于举行纪念周暨各种集会事项》。)以突出国民党对抗战的领导作用,激发民族主义精神。抗战中期,由于战事紧张,更重要的是为突出蒋介石地位,国民党再度修改纪念周条例,规定中央举行联合纪念周,“每次联合纪念周除总裁训话外,其出席报告者,应以关于军事外交及时局情形为限”,其他均省略。(注:国民政府训令《为改订纪念周办法令仰遵并转饬遵照》(1940年10月3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1-1311,《关于举行纪念周暨各种集会事项》。)纪念周条例变化反映出国民党及蒋介石政治需要的变化。

  纪念周基本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相始终,仅1947年有过名义上的中断。因当时国民党开始“行宪”,国民党中央遂决定:“各级政府、民意机关、人民团体及各级学校,一律停止举行纪念周”,但国民党各级党部仍然举行。(注: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1003-乙-331,各种集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总理纪念周停止举行函》。)“纪念周停止举行后,政府各机关及学校为沟通情感,集中意志,提高工作效率,倡导善良风气”,国民政府又下令各级机关举行周会和月会,开会形式不再采取原有纪念周仪式,而是普通开会方式。(注:《国民政府三十六年九月三十日处字第1052号训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2-6-206,《总理纪念周条例(附仪规)奉令停止举行月会》。)实际上,有的机构纪念周一直存在,如北平市警察局直至1948年仍在举行纪念周。(注:北京市档案馆藏,卷宗号J183-2-22225-1,《北平市警察局内四区关于各次局纪念周局长训词》(1948年6月1日)。)后来各地周会、月会常常与纪念周并存,而且依旧将非党员纳入纪念周时间体系。如1948年1月,江苏省党部就将公务员进修周会“与国父纪念周联合扩大举行,各单位职员全体参加”。(注:江苏省档案局藏:卷宗号1003—乙—331,江苏省政府主席兼司令谕《本月十日公务员进修会于是日上午九时在省党部大礼堂与国父纪念周联合扩大举行》。)据笔者访谈,许多学校一直延续举行纪念周,甚至有的从来没有停止过。(注:笔者对60岁以上老人进行了访谈,有的在1947年刚上小学,称一直到1949年学校仍举行纪念周,如浙江绍兴邵力子中学、北京香耳胡同小学、江苏宜兴县归迳乡西畲中心小学等。)

  制度时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时间革命,它将时间作为一种社会运行的基本手段,体现出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日益受到现代社会的制约。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时间表是最重要的现代组织手段之一,它要求并且刺激着以数量化的时间来调节社会生活……一个时间表就是一种时—空秩序配置,而时—空秩序配置则是现代组织的核心”。(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5页。)纪念周作为一种制度时间,也是一套时间运作体系化的时间表,在民国时期对人们的工作与学习影响较大。从纪念周时间配置来看,定于每周一上午举行,其目的就是使人们“将总理的主义和总理指示我们工作的标准应用到默察过去一周工作和预计未来一周的工作上,使我们做事,处处能依着总理所指示我们的路而行”,且每次都需有“演说或政治报告”,(注:《总理纪念周详解》,第7页。)所以,纪念周作为制度时间其背后的政治宣传功能昭然若揭。

  国民党制定纪念周制度时间的目的,并非让人们对总理遗教的学习仅局限于纪念周一小时的时间段,而是要长持久远,时时刻刻学习,正如国民党元老叶楚伧所言:“我们在做一件事以前,应先阅读总理遗教,……做完以后,仍应阅读遗教,以便检查我们所做的事,是否与遗教不相违背,所以阅读遗教,不但在纪念周一小时内,应该如此,就是我们一生,也应时时如此”。(注:叶楚伦《阅读总理遗教办法——十九年十二月在中央纪念周讲演》,见《中央周报》第132期,1930年12月15日。)在国民党看来,纪念周制度时间不应该仅仅成为一周一次强制人们学习总理遗教的时间,而应通过这一制度时间延伸至人们的整个人生旅程。

  二、纪念周时间场域与仪式操演

  纪念周虽然是制度时间,但它又与一般日常工作遵行的制度时间有所区别,带有仪式时间特征,仪式活动构成纪念周的核心内容。因此,国民党在纪念周制度时间的具体执行中,特别强化仪式程序与仪规,以显示纪念周的重要性与神圣性。从这一意义上说,纪念周是一个营造出纪念空间的时间场域,这里借用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field )概念。所谓“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构型”,可以将它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这样的空间不是死的,它充满着各种关系,因而它又是一个“争夺的空间”,是争夺权力与资本的场所,“也是无休止的变革的地方”。(注: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138、142页。)纪念周是由时间、空间、人、仪式活动共同构成的,其间存在着符号意义及各种关系,甚至充满权力斗争,因此,笔者认为“场域”概念可以恰当地概括纪念周所具有的多重内涵,能够揭示其超越一般制度时间的特性。

  象征符号一般通过仪式过程才能得到生动呈现与充分展示,经过仪式及其他附属形式的宣传,并通过社会成员的记忆而得到传播。仪式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一整套行为方式,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注: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涂尔干在研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时指出,“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注: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仪式对于营造孙中山崇拜的场域、推动崇拜实践发挥了重要功能。专门研究政治仪式的著名学者David Kertzer 认为,仪式是一种标准化的、可重复的行为,“仪式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消除了历史和时间的限制。”(注:David I Kertzer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pp9-10.)这一功能在纪念仪式中体现尤为明显,因为纪念仪式是在特定时间对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通过在一个神圣场地的操练来纪念,仪式过程实际上是营造了一个使参与者自我反省并且能够与“他者”开展“对话”的空间,符号象征的社会功能得以发挥。“纪念”仪式可以使人们能够在仪式活动中达成共同的观念认同,通过“纪念”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并能影射未来,引导人们为未来努力。因此,从仪式的维度考察总理纪念周,可以更深入更透彻地了解国民党、蒋介石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的目的与手段。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房地产市场无泡沫有暴利

[导读]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没有泡沫,垄断也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但是开发商的暴利是确实存在的,主要是因为土地价格实际上被严重压低。要破除暴利以及隐藏其间的腐败,唯一有效的途径是在房地产产品市场和土地市场上形成有效竞争。   目前不少议论认为我国的房价过高,已到了老百姓买不起的程度;在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这一高房价是房地产商所为,目的是获得暴利。然而,所谓房价,就是已经成交的交易的结果,它意味着房子已经按此价格卖了出去,从而就没有买不起的问题。所谓买不起者,是指收入较低的居民群体。如果房地产市场是竞……去看看

先见鲁迅

由于常年生活动荡,居无定所,我是不敢买《鲁迅全集》的,不好放,只好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去买鲁迅著作的精选本,为的是不断地靠近这个伟大的心灵,如同一个寒冷的人不断地靠近火炉。当我心情阴暗,悲观,甚至绝望时,鲁迅总能给我坚韧的力量和勇气;当我内心过于乐观,对一些黑暗的事物缺乏必要的警惕时,重读鲁迅,将使我变得沉重,锐利,如同悬崖勒马,再次找回对自身生存的敏感。这就是鲁迅,总是恰当地出现在需要他的人身边。后来读到一些研究鲁迅的学者的文字,都谈到类似的感觉,在一些特殊的时刻,鲁迅精神得以大规模地闯入他们的内心,他们由此开始写作……去看看

刺猬的温顺(下)

哲人与先知的世俗冲突   在柏拉图和众先知那里,施特劳斯才找到承负"亲身熬过来的闻所未闻的大灾难和大恐怖"的精神力量。但他不是说过,苏格拉底式的哲人与听从上帝安排的先知根本合不来?   的确,柏拉图哲学与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律法学有共同之处,哲学-王和先知都关心"好的"政治生活方式,而不是形而上学:"圣经和希腊哲学的共同基础是神圣法律的问题"。 但希腊哲人精神与希伯莱先知精神根本上是对立的,两者的关系充满紧张,基督教大公主义传统──教父神学、中世纪经院神学以及施特劳斯多次旁敲侧击的现代新托马斯主义,却要把希腊……去看看

重新绷紧琴铉的两端

柏拉图的作品塑造了一个并非历史的、而是诗化的苏格拉底形象,与这位诗化形象几乎有点形影不离的,还有另一伟人――荷马,其形象倒可能是历史的。说柏拉图的作品围绕苏格拉底这个人的言行打转,也许还不太确切;种种迹象表明,柏拉图的作品也围绕着荷马的精神遗产打转。要是像我国经学的做法那样,将柏拉图作品中明里暗里引到和提到荷马的地方辑出来,一定相当可观。  为什么柏拉图在塑造苏格拉底这一诗化形象时,总让他与荷马这一历史形象形影相随?  柏拉图生活在孔子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所谓“礼乐”是什么,我们都晓得;柏拉……去看看

“把割伤手的刀包扎起来”

1  波伊斯作品陈列馆专设在达姆斯特城的"黑森州自然博物馆"内。我专程从法兰克福前往参观,一小时的车路就到了。  虽说是专程,其实并无目的。象参观所有艺术博物馆一样,我随意地看着,而且无须准备,不带任何知识背景,全凭感觉直观。我不知道这个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大概是想维护感觉的权利吧。开始或许是懒惰,也或许是自信感觉的能力,后来渐渐有了些说法,似乎"感觉"自己真的成了"理论家",用不着他人来越俎代庖。   反反复复看了两个小时才离开波伊斯。他是个神秘主义者。或者我想,离开形式主义的审美冲动,艺术家靠什么在物材中发……去看看

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1958-1959年)

今年9月,我和李丹慧、杨奎松、牛军先后接到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项目主任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博士的通知,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将于10月18日解密一批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文件,并于解密的当天在华盛顿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请中国、俄国和美国的专家对这些文件进行评估。我们几位即是被邀请出席会议的中国学者,要求每人写出一篇关于这些档案文件的论文或评论。不久,我们四人便分别收到了威尔逊中心寄来的这批尚未解密档案的复印件。这批文件汇编为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取名C……去看看

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三个走向”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当代中国政治学经过恢复、补课和重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终于建立起来了,由此中国走出了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在这过程中,政治学的发展有过波折,但是,总的说,政治学科的理论体系、教育体系、科研体系等方面,经过从元到有的发展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如果从新世纪的视角来看,可能面对的挑战要比其它社会科学严峻得多。政治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经济发展提出的政治问题,对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政治问题,对“冷战”后如何建立政治新秩序的问题,等等,都深感很难从理论上做出有……去看看

“坏”制度是怎样产生的

我国目前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任务,这又被我国理论界称为“双重转轨”。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是不容怀疑的,吴敬琏教授甚至提出了“制度重于技术”的说法。一个“好”的制度为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激励,长期的经济增长藉此而成为可能,制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但是,诺思(1983)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既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很自然的,每一个社会都希望拥有一个“好”的制度,那么阻碍经济增长的“坏”的制度为什么又出现在那么多的经济社会中呢?诺思的国家理论由此而展开。   ……去看看

工业化进程与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化

原载《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3期  [摘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由农业经济大国转变成为一个工业大国。由此财政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采取剪刀差等手段依靠农业来积累建设资金,支持国家的工业建设;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财政收入稳定高速增长,财力逐步雄厚,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的新阶段。  [关键词]……去看看

改革以来我国农业政策变动与农民利益的相关分析

[内容提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进程是在政府与农民互动作用下推进的,质而言之,是政府的农业政策与农民利益互动影响的结果。按照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的实际受益情况等客观标准来评价,近20年来,中国政府关于农村和农业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明显地具有三个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rural reform in China has gained its dynamicfrom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easants.Policies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have been incessantly testifie……去看看

民主社群和公民教育

杜威于1952年6月1日在92岁高龄上因肺炎去世,思路清晰地走到生命的尽头。杜威从50多岁起就不再上教堂,但他的民主理念却一如宗教信仰般地执着。他的葬礼在纽约市的一个不属特别教派的社区教堂举行,这座教堂的宗旨是“在这个世界实现挚爱的社群。”这对杜威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杜威一生关心民主公民社群(共同体)问题。他生活在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一个在美国被称作为“新激进主义”的时代。在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知识分子将其关注点由政治转向各种社会改革,“新激进主义的崛起与特殊社……去看看

泪与笑的交集

……手下将有一树好花开      -————废名在冬天我们不必区分昼夜,昼夜都是一样疏淡反而是那些乌发朱唇常常潜伏着死的预感你象是一个灿烂的春沉在夜里,宁静而黑暗      ————冯至《给亡友梁遇春》[一]本事及评传若论梁遇春,也算得生平简简单单。所历无非学院与学院,平凡而终。就个人遭际而言,实在无甚希奇处。我曾废了些心思探究他的童年与少年生活,然而终究一无所得。关于那段早年时期,在他文字中所透露的几近于零,而由他人形诸记录的,也是付之阙如。这无疑地使我略有些扫兴,因我不幸染有一些对“他人生活史……去看看

要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经济增长速度不应低于7.5%

目前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约为4.0%,另有600多万下岗职工尚未找到工作。若把下岗职工也算作失业,则城镇总的失业率超过7%。实际上还有不少没有登记的失业人员。若把没有登记的失业者和下岗职工都计算在内,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可以推算目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按照登记失业人数+下岗人数+未登记的失业人数计算)接近12%。国内经济专家估计,我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约1.5亿,表明农村的就业压力比城市更大。因此,缓解就业压力的确已成为我国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经济专家普遍认为,最近几年我国就业压力不断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三……去看看

受益群体的置换与持续推进改革

原载《改革》2005年第7期  「内容提要」改革受益群体分布的均衡程度,是在不同改革阶段中改革动力和改革效果等存在重大差别的基本原因所在。保持改革的持续性动力,保护全社会的改革热情,就必须使更多的社会群体从改革中获取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为此,要采取有效措施,适度抑制前期改革的受益群体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特别是铲除既得利益的滋生土壤,并建立促进利益受损群体收入水平增长的长期机制,对利益受损者进行合理补偿。  「关键词」改革/利益关系/收入分配/受益群体/置换  改革……去看看